2020年伊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黄金时间播出大型公益传播片《共和国的脊梁》，介绍了多位为新中国重大工程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张存浩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以求变去探索未知，一生不变与一生求变，只因国家的需要，只因他心中始终不息的火焰……”这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投身祖国科技战线、勇攀世界高峰的真实写照。

张存浩(192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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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目的只有一个：日后更好地报效祖国

因工作关系，笔者早在2000年即与张院士建立了联系，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他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家庭和工作情况，并提供了大约上万字的资料和几十张图片给我。

张存浩，祖籍山东无棣，1928年2月生于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母亲龙文瑗为了不让儿子接受奴化教育，毅然让9岁的张存浩跟随姑姑张锦、姑父傅鹰远赴重庆求学。在烽火连天、颠沛流离中，他完成了小学、中学课程，1943年考入厦门大学。那些年，尽管生活艰难，学业时断时续，但父母、姑父姑母时刻不忘对他进行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他说：“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富有爱国情怀，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给我讲《岳母刺字》《王佐断臂》等，希望我做一个有志向、有抱负、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年轻时的张存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鹰已是知名教育家、科学家，张锦是鲜有的化学女博士，夫妻二人先后在重庆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一天，张存浩正在背诵一篇英语课文，姑父问：“为什么不挤出点时间来学习一下中国历史文化知识?”见张存浩似懂非懂的神情，傅鹰拉过他的手，给他讲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特别是一些文学家、科学家的故事。姑父说：“我们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管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要了解祖国的历史，以母语文化为荣。”姑母也鼓励他多学习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将来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打下基础。他说：“两位长辈、师长的话，让我热泪盈眶。这，成为我一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和爱国报国的重要力量源泉。”

1948年秋，张存浩到美国攻读硕士。他清楚，当时中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实力与欧美国家相比确实相差太多，自己留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助外国先进知识和技术，进一步丰富充实自己，以期日后更好地服务报效祖国。

1948 年，张存浩在密歇根大学研究生楼前

1950年，张存浩从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正在他准备攻读博士之际，朝鲜战争爆发。他坐不住了，一门心思想回国，以自己所学投身新中国科技事业。许多亲朋好友规劝他，一些科研单位高薪挽留他，美国当局甚至设法阻挠他，但他横下一条心，非自己的祖国哪儿都不去!他和朋友说：“我宁肯跟着毛主席吃小米，也要回去参加新中国建设!”

然而，归国途中的一件事，深深刺痛了张存浩。“船到香港，返回大陆的学子们被港英当局勒令不得在港口驻足，而是被强行搜身后，转移到一条破旧小船上，在一个偏僻的小码头下船。中国人低人三等，这是耻辱!我们愤怒至极，却无计可施。当时我狠狠地握了一下拳头，心底那个声音再一次响起：自强、努力、奋斗，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一定会站起来，中国一定会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1950年10月，张存浩回到祖国。1951年初，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1952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先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科学院化学物理研究所”并沿用至今，简称“大连化物所”)奠基人张大煜在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处遇到张存浩，力邀他到大连实地考察一番。2011年3月，因笔者要为张院士的三叔、民族文化宫总设计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镈先生出版一本传记，第一次前往北京拜望张存浩院士，聆听他的意见和建议。其间我问过张院士，为什么一开始就“扎根”大连化物所，而没有留在北京?他说：“当时，我看到所里有很多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他们资历比我长、学识比我高，我想这里的学术氛围肯定很浓厚，一定会给我提供一个学习、进步的平台。更重要的是，我听说这里曾是日本创建的研究所，一直为日寇侵占、欺辱中国服务，日寇战败后，一部分重要的设备和资料被苏联人拿走，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这里也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日本人留下的设备，有些甚至在美国都没有见过，且数量之多超出了我的预想。我摸着日本人曾经用过的仪器、设备，心中酝酿着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下决心要好好运用它，为建设新中国服务，为强我中华而奋斗。”

于是，张存浩谢绝了北京大学等多家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聘请，一头扎进大连化物所，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在这里，他数次调整科研方向，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不搭界”的前沿课题研究，并且都取得了世界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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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转行”，每次都做到极致，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

2014年1月10日，张存浩接过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各路媒体前去采访，许多人都问张存浩这样一个问题：“您的人生理想是什么?”他回答：“从青年时代起，我为自己树立的最大人生理想就是报国。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科研的方向!”

2015年9月初，笔者赶赴北京对张院士进行采访。这一次，主要是为了解张院士在科研攻关方面的不平凡经历。

★为摘掉国家“贫油”帽子，投入合成液体燃料研究

进入大连化物所后不久，张存浩被分配在“燃料第一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石油产量很少，主要油田只有玉门一处，且国外对我国实施石油禁运政策，严重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世界石油储量开采不了多久，所以美、英、德、苏等国都在花大气力开展合成液体燃料深度研究。针对这一严峻形势，党和国家迅速作出决定——自力更生解决问题，并将这一科研重任交给了大连化物所。所领导想将这一任务交给张存浩，征求他的意见。张存浩十分清楚这项任务的难度，但更清楚国家面临的困难，于是他二话没说便表了态：“我一定和同事们紧密合作，完成好任务!”

这是张存浩遭遇的第一次“转行”，也是对他的第一次考验。他明白，这个时候国家的需要是最重要的，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工作目标，否则回国干什么?!

时不我待，立即投入工作!但他们却遭遇了一系列难题，最关键的是催化剂问题。过去用的钴催化剂，不但稀少昂贵，还存在着催化效率低(出油率低)、产品质量差、催化寿命短(积碳粉碎严重，运行周期短)等缺点，他们想研究出一种新的催化剂。为了加快科研进度，他们白天盯在岗位上，夜晚则蹲在图书室查阅相关资料，讨论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常常熬到深夜。张院士回忆说：“有时候，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图书室，看看天色晚了，我们干脆就趴在桌子上或伏在椅子上凑合着睡一觉，天明后赶紧到食堂吃几口饭，接着回到工作岗位。那个时候，没人考虑报酬、补助，也没人喊苦叫累，大家只有一个心气——不管多难多曲折，一定要攻下山头，尽快完成党和国家交付的任务。”

1952 年，张存浩(左)在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实验室

经过大家的反复试验和攻关，捷报频传。同事王善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研制出抗积碳的“362-2”和“362-4”两种氮化熔铁催化剂，再加上张存浩等人推演的元素平衡数据处理方案，实验数据精度超过了国外。一个新工艺——氮化熔铁催化剂流体化床水煤气合成石油诞生了!

接着，张存浩、楼南泉等人经过流化床“小试”“中试”，每立方米煤气得到产品超过200克，超过西方国家最高的160克，而美国只有50克;产品分布、催化剂运行周期等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氮化熔铁催化剂用于流体化床合成液体燃料的研究”这一成果，获得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奖、首届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在紧张的科研攻关中，张存浩也收获了爱情，他和研究所的技术员迟云霞相恋了。1954年，张存浩年满26周岁，已属大龄青年，本来商定在当年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举办婚礼，却由于实验进度把婚期推迟到了7月10日。结婚当晚，当迟云霞送走最后一拨前来“闹喜”的客人回到屋里时，却发现张存浩已经合衣歪在床上响起了鼾声。为了早日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张存浩坚守了三年、拼搏了三年，他实在太累了……

张存浩与迟云霞合照(1954 年)

1955年6月，科学界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张存浩作为青年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同年9月，张存浩当选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受到毛主席接见。辽宁省参会15人，科技界代表只有张存浩一人。

1956年1月，张存浩作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诸多科学大师、著名学者共商国是。

1959年1月，张存浩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忆入党时的情景，他依旧心潮澎湃：“我平时很少落泪，但面对着鲜艳的党旗举起拳头向党宣誓时，我落泪了，流了擦，擦了流……我真挚地感谢党，感谢祖国，对于一个出身于没落封建官僚、资本家家庭的公子哥，敞开了宽厚而温暖的怀抱。我有什么理由不尽心竭力为党工作?为了国家需要，为了尽快摘掉落后帽子，就是掉几斤肉、脱几层皮，也应该，更值得!”

为了中国国防事业，接下研制火箭推进剂的任务

张院士曾对笔者这样描述：“我们科研小组围绕国家需要和国防建设需求，开展的三次重要攻关，一次比一次难，但一次又一次被我们拿下，并且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这三次攻关课题，对于我和不少同志来讲，都很陌生，与自己的所学专业基本不搭界。可以说，每次接过一项国家科研任务，都是从零开始。”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大批专家撤离，带走了所有的科研资料与设备。与此同时，蒋介石利用外国势力提供的先进炮舰，正在上演一出窜犯大陆的“闹剧”。美国经常派U-2高空无人侦察机入侵我国沿海乃至腹地窥探情报，但此时中国米格战斗机最高升限只有1.7万米，即使升到2万米，也只能待上两三分钟，而美国U-2无人侦察机的升限达到2.2万—2.4万米，我国战机想拦截它难上加难。中国必须独立自主并迅速地发展火箭、导弹等国防尖端技术!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和三机部联合下达任务，要求尽快攻克这一难题。

张存浩临危受命，担任火箭推进剂研究攻关小组组长。他在动员会上说：“做国防任务，不能出名，不能发表文章(涉及国家机密)，要安下心来，钻进去，做到目不斜视。”

1961年春节刚过，一支经过严格保密培训的队伍开进了深山沟。张存浩几乎日夜奔波在科研基地和建设工地上，从新基地选址、规划、备料，到架设电线、铺设道路等，都是他亲自负责。操劳、辛苦加上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营养不良，使他几乎难以支撑下去，但心中那个神圣的使命却驱使着他顽强地坚持着、奋进着。

一天深夜，已经半个月没有休息的张存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进门一句话也没说，身子就重重地摔在了床上，随即鼾声响起。迟云霞为他脱去鞋袜，看见他脚掌上有两个刺眼的血泡。随即又为他熬了一碗粥，煮了鸡蛋。饭熟了，但妻子无论如何也喊不醒沉睡的丈夫……次日，张存浩见儿子张捷、张融愣愣地看着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地问：“怎么啦?”张捷说：“爸，你咋变成这个样子了?”说着，拿来镜子。张存浩看着镜中的自己，也有些吃惊，随即摸摸自己的脸，不好意思地笑了。

张存浩全家福(1977 年)

火箭推进剂研究，对中国科技界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对张存浩来说，则是第二次“转行”。作为一项尖端技术，他们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难题，比如需要什么样的组分，在什么压力、什么温度下，以多大的速度燃烧等，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些东西在国外是绝密的，有限的资料是从香港某些渠道“淘换”来的，一份资料要辗转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之久才能拿到。既然他们的双脚已经踏上了研究的征途，就只能前进，不能退缩半步，有什么问题就要自己解决。

为了尽快补上所需的知识，张存浩和何国钟等人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研读有关文献。漫漫长夜，两人是伴着思考、切磋、推演度过的……这也导致了他们严重失眠。有一段时间，张存浩在基地待了两个多月，再回家看到小儿子时，竟忘了他的名字。妻子有些嗔怪地说道：“他叫张融，名字还是你起的，记住了吗?”张存浩伸手摸摸儿子的脸蛋，不好意思地笑了。有时候，为了缓解一下紧张的压力，张存浩“逼迫”自己放下手头的工作，尽情地唱上一段古典歌曲。当歌声在山谷里激起阵阵回音时，他仿佛听到了来自远方的胜利号角。

实验环境非常差，防护措施非常简陋，手摇计算器也常常出状况，不得不用计算尺计算……作为项目负责人，张存浩不仅要组织攻关，还要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火箭实验台上做燃烧试验。每次做实验时都会产生巨大噪声，置身其中一般人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研制过程中要接触大量有毒的材料，并且还有随时发生爆炸的危险。对这些情况，张存浩心知肚明，但每次遇到危险系数高的实验，他都冲在最前面。有一次，他和一位同事在火箭试车台从事燃烧试验，打开阀门的一瞬间，一团火焰突然喷射而出，将二人团团包围，幸亏这位同事是转业军人出身，他临危不乱，迅速关闭了阀门，才避免了一场灾难。还有一次，在车间工作时，由于液体氧化剂渗漏，发动机提前点火，顿时浓烟伴着有毒气体席卷而来，幸亏张存浩早有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前去打开舱门，才使大家化险为夷……

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线性燃速，是设计火箭发动机的关键参数之一，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反映实际燃烧过程的燃速理论。在张存浩的支持下，何国钟系统推演出了完整可信的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燃速理论，优于国外各专家的推导。后来，他们根据钱学森的指示，再次通过大量的实验观察、计算和推导，首次提出了固体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燃烧模型和燃速理论，揭示了侵蚀燃烧现象中临界流速存在的根源。

1995 年，张存浩(左)、何国钟在实验室

经过数千次的试车台原型实验，他们先后研制出液体氧化剂喷注器、高温燃气涡流混合器、异型固体药柱的制备、耐高温石墨喷管，尤其是火箭发动机高空点火器等固液发动机的关键部件。在此基础上，他们成功研制出固体发动机样机，解决了燃烧过程中的均匀性、完全性、稳定性等关键科学问题，并成功地进行了地面模拟高空点火试验。该项成果获国家国防科研荣誉奖章。可是由于长期接触硼化物等有毒物质，36岁的张存浩永远失去了嗅觉。

1964 年3 月，钱学森(右四)在白介夫、顾以健、张存浩(右二)等陪同下在实验基地考察

1964年春，“全国火箭推进剂燃烧和固体烧蚀会议”召开。国防科委五院副院长钱学森在大会总结中，对张存浩、何国钟等在发展复合推进剂的多层火焰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最完美的燃烧理论，有了它，才让固液、固体推进剂变为现实。这项科研成果，198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搞化学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难度更大”

1972年春，一度受到迫害、下放农村改造的张存浩回到大连化物所。之后，“化学激光研究室”正式成立，张存浩担任室主任。2015年9月笔者采访张存浩时，他坦言：“搞化学激光，比搞火箭推进剂难度更大，主要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最基本的光谱仪、示波器也没有。而这项工作又需要相当多的光学知识，对于我和许多同志来说，意味着又一次‘改行’。怎么办?只有硬着头皮上，想尽千方百计克服困难。”

1974 年，张存浩(右二)与化学激光实验室的部分成员在实验基地

尽管困难重重，但以张存浩的性格，越是新的、难的前沿研究，他越不惧怕，越愿意挑战。张存浩与杨柏龄、何国钟、沙国河、庄琦、桑凤亭等中青年科技能手一起,着手研制国外也是刚起步不久的超音速燃烧型氟化氢/氟化氘激光器。当时外国只说有氟化氢化学激光，发表的却是没有实用价值的等离子加热体系。张存浩他们没有按照国外文献的路子做，而是独立进行燃烧体系的选择。他们采用的燃烧体系与国外完全不同，但效果却基本一致。

研制第一台激光器时，大家一连几天盯在试验平台上。为了测定功率，有一个人必须站在出光的地方，掐着秒表，随着一声“开始”，另一个人看着冒烟的出口，迅速将气体收集起来，拿去称重。用器皿装气体的人是最危险的，因为烟雾是有毒的，闻了氟气后，影响骨髓的造血功能，对身体危害极大。但每次试验，张存浩总是第一个站在前面，别人劝他，他说：“我是党员，是室主任，应该第一个知道实验数据!”就这样，经过上百次的试验，不到半年，他们研究的激光器功率达到100瓦，是当时中国激光器达到的最大功率。研制的我国第一台超音速扩散型氟化氢(氘)激光器，相当于当时美国的水平，获得1979年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在成功面前，张存浩敏锐地意识到，氟化氢(氘)激光还远说不上是最先进的。几经研判，他决定放弃氟化氢(氘)激光，转向波长更短、性能更好的氧碘化学激光研究。“当时，对于立即转入氧碘化学激光研究，一部分人信心不足，认为凭着欧美那么强大的科研力量、那么雄厚的财力支持，弄了一年多还没有大的突破，我们能行吗?中国科学界不少前辈，甚至过去搞过激光研究的科学家也产生了质疑。但我和同志们说，大家一定要坚定信心，氧碘化学激光更适合国家战略需要，更有发展前途。最后，大家统一了意见，所领导也给予支持。这一决定，大约为我国争取到3—5年的宝贵时间。”张存浩如是说。

1982年开始，张存浩等人开始了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的攻关。首次研究出的光引发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化学效率达84%，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他们不断改进，精益求精，激光器性能进一步提高。“用光引发/放电引发的脉冲氧碘化学激光器”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86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旨在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以前沿技术研究发展为重点、统筹部署高技术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范、充分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先导作用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尽管张存浩研究团队已在激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可是在启动863计划论证会上，化学激光却不在其列。张存浩急了，面对激光领域的权威专家，如同三国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他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地将化学激光的独特优势作了深入阐述。他甚至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说：“我只要你十分之一的科研经费，一定能搞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激光!”

1986 年3 月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张存浩(右)与钱学森探讨科研工作

正是由于张存浩的坚持和自信，化学激光最终“杀”入国家确立的需重点突破的15个主题项目之中。从此，化学激光如同驰骋在原野的一匹骏马，大步奔向更高的目标。短短数年间，张存浩他们研制的超音速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等登上世界之巅。从1979年至2009年，这项研究成果共获得国家级奖项3个、省部级奖项21个。其中，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2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5个。张存浩领导的实验室成为大连化物所获奖最多的实验室。

在进行化学激光研究的同时，张存浩又率领攻关小组向分子反应动力学前沿挺进。其中“分子波函数微扰对单重态——三重态之间系间渡越的影响”等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成果在1995年美国化学物理杂志上发表，评阅人认为：“此文首次测量和精确定义了碰撞过程的干涉效应，是一篇重要文章。”

1997年初，国际知名会议戈登会议的主席致信张存浩，邀请他去作报告，并将他们的研究课题定为会议的中心主题。在英国牛津大学，张存浩以流利的英语作完了报告，引起强烈反响。关于“双共振电离法研究激发态分子光谱和态分辨碰撞传能”研究获1999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国际上首创研究极短寿命分子激发态的“离子凹陷光谱”方法，被美国科学杂志列为亚洲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2000年，“我国首次发现新的物质波干涉现象”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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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不遗余力

1986年，张存浩担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开始了科研、管理一肩挑的征程。当了“一把手”的张存浩更忙了，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交给了化物所。他办公室的门一天到晚都是大开的，所有科学家、员工都可以直接进他的办公室，谈工作、谈业务，也可以谈生活中的难题。这时张存浩很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加强科研人才的培养，构建阶梯式人才队伍。

张存浩每年都带研究生，指导学生时尽心尽力、倾囊相授。平常工作忙没有时间，他就利用中午或晚上的休息时间回答学生的问题，有时经常和学生讨论问题到深夜。因常年超负荷工作，他患上了严重的脊椎病。但他在医院也不闲着，两次住院期间都把计算机搬进了病房，每次做完牵引后立即投入工作。

在张存浩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大连化物所一批拔尖人才脱颖而出，梯队架构日臻完善，重点建设项目方兴未艾，高能化学激光研究室、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室等国家重点实验室相继建成，科研成果更是捷报频传。从1986年到1990年有97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级奖5项，中国科学院、部委及省级奖74项，市级奖18项。

张存浩与大连化物所部分科学家在一起(左起：章元琦、张存浩、朱葆琳、楼南泉、陈国权)

1990年，张存浩从大连化物所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在担任这一职务的9年间，他为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下海”浪潮正盛，大批人才转向商业领域，基础研究队伍人才流失严重。张存浩在请教侯祥麟等科学家后，专门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决定重点支持基础研究队伍中的青年科技拔尖人才，以进一步稳住队伍。在张存浩和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下，9年间，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增加近8倍，先后与35个国家和地区科技界建立合作关系，增设管理科学学部，新增13个资助类别，中国科技基础性建设、培养将帅级科研人才“跨世纪工程”取得了积极成效。

其间，张存浩上书李鹏总理，申请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事在科技界传为美谈。

1994年2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主持召开科技界专家会议，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在会上，北大教授陈章良建议政府划拨专款设立“总理青年科学基金”，用于支持留学回国人员开展科研工作。见参会的科学家、学者对陈章良的建议一致表示赞同，李鹏表示要认真考虑一下。

笔者在北京采访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原局长、秘书长袁海波回忆：“张主任会后返回单位已过下班时间，他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求尽快拿出一套依托基金委设立‘总理青年科学基金’的建议和方案。19日(周六)，张主任又召集我们商讨方案的撰写。因方案是连夜赶出来的，大家叫它‘连夜稿’，21日早上报送国务院。李总理很快作出批示。3月7日，根据总理的批示意见，张主任就该基金的名称问题再次给总理写信，除‘总理青年科学基金’外，又提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作为备选。3月14日，李总理圈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因为年度资金划拨上年底前已经定案，总理特地从总理基金中拿出3000万元予以支持。为做好这项科学基金评审工作，张主任和大家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倾听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意见，拟定科学的评审准则，聘请朱光亚院士担任评委会主任。最终，是年有49名青年学者获得了资助。”

张存浩(左)与朱光亚教授在探讨“杰青” 基金评审工作

通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下称“杰青”基金)，张存浩和老科学家们“到20世纪末培养出至少500名优秀学科带头人”的愿望提前实现了。当人们看到“杰青”陈竺、白春礼、陈永川、王志新、刘德培、田刚、卢柯等这些鼎鼎大名的将帅级科学家的名字时，对“杰青”的印象更深刻，期许更厚重。

在庆祝“杰青”基金20周年时，一则报道更说明了一切。20年中，“杰青”基金累计资助青年学者3004人，资助总额近45亿元;大多数人成为各自领域的权威专家、学术带头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领军人物;142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54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张存浩对笔者说：“不管是科学攻关，还是设立‘杰青’等资助项目，都需要深入研究、科学研判，最终目标是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推动国家全面创新发展，这也是我们这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的机构和人员的工作目标。”

为了这个目标，张存浩宵旰忧勤，无怨无悔。他的秘书郑永和告诉笔者：“每年伊始，基金委需要审查的项目有上万个，各学部分门别类逐一审查、初评后，仅需要会议评审而送到张主任案头的项目，就要占用他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各种活动、会议、研讨、外事活动，也让他常常应接不暇。他的工作簿上，曾有一天要办19件事的记录。”

张存浩审阅“杰青” 人选资料

张存浩忙，时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在单位忙了一天，实在干不完，带回家继续干。和在大连一样，家务全部推给了妻子。他们在北京的家，既没有高干家庭的豪华、气派，也没有寻常人家的规整、利落。亲友和同事一进他家的门，或心惊肉跳，或双眉紧皱，因为客厅地板已经多处松动，走在上面或嘎吱乱响，或左右乱晃。他们实在担心腰椎有伤病、一向走路很快且身体有些倾斜的张存浩会发生意外。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几年。妻子无奈地开玩笑说：“这是一个科学家的家，是一位部级领导的家，主人不嫌不怕不管，我一个妇道人家能有什么办法?”

1996年秋，张存浩到美国访问，因劳累过度患上急性胆囊炎，疼痛难忍，但为了尽快如期回国，他仅打了几天点滴，就抱病返回国内。在单位，他一边输液，一边坚持工作，导致病情进一步加重，不得已只好住院手术。出院前，单位已经联系好小汤山疗养院，基金委班子的同志们也都希望他休养一段时间，但他只住了三天就返回单位，继续完成一项重大任务。

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1986年成立以来，先后借住过中央音乐学院留学生楼、防化兵部招待所。在张存浩的努力下，1998年，基金委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为了这个“家”，张存浩不辞辛劳，给总理写了两次情文并茂的信、三次找国务院办公厅、五次到财政部……

2014年1月10日，张存浩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无疑已登上中国科技殿堂的荣誉顶峰，不过他并不想休息，希望在与时光的追逐中做得再多一点。2015年9月12日笔者采访张院士时，他说：“每一步成功，离不开集体的力量，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将一事无成。更离不开单位领导的支持、其他科室的配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业界朋友、各级领导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的各方面关注和支持。”

张存浩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曾任秘书邵赛兵告诉笔者，为了科技人才的成长，为了国家发展的未来，张院士可以舍得一切。张院士用获得的“陈嘉庚科学奖”“何梁何利基金奖”奖金和在香港讲学时的酬金等共计30万元，在大连化物所设立“张存浩奖”，旨在激励研究生们发奋学习、锐意进取，为攀登科技高峰、报效祖国而奋斗。他将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个人部分50万元和辽宁省奖励的100万元，全部分给了研究团队的“战友”们，自己分文未取。

2016年1月4日，为表彰张存浩的科学贡献，国家天文台将编号为“19282”的小行星命名为“张存浩星”。这个编号，与他的生日恰好吻合。

2018年7月，张存浩生病住院，笔者有幸在北京医院陪护了一段时间。其间，张院士的神志有时候已经不太清醒，一天中总有些时候嘴里在念叨着什么，要下床找这找那。儿子张捷说，他在家里时也经常这样，头脑中经常会冒出一些科研方面的片段;只要头脑清醒一些，每晚必看央视一套的《新闻联播》和十套的《走近科学》。

2015 年9 月12 日，作者(左)在张存浩院士家中采访

有一天，张院士正专注地看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的画面，笔者突发灵感，问：“张老，习近平主席为您颁奖时，您是什么心情?”他略作思索，颤巍巍地回答：“激动，感慨，感激，还有些惶恐。其实我做得很少，党和国家给了那么高的荣誉，真的受之有愧。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是集体的……我还想，若自己再年轻20岁，在科研一线再盯几年，为国家需要、为国家发展再多做点事情，那该多好啊!”确实，无论何时何地，张存浩院士的心中一直装着他一生矢志不渝的事业，装着他难以割舍的工作。一旦精神略好些，他就开始翻阅国内外科技资料，详细做好记录;为学生批阅论文，为科技工作者解疑释惑;还与前来探访的科学界同仁讨论科技攻关方案……他与许许多多中国科学家一样，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时刻，继续用不屈的脊梁，为国家、为民族顽强地撑起一片希望的星空。

2024年7月12日，科学巨擘张存浩院士溘然长逝。看着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笔者的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一位科学界老友为张存浩院士撰写的一副挽联，笔者认为是对他一生的中肯评价：

功彰今世，殚精强国，一缕英魂存宇宙;

利越千秋，竭虑化学，满腔热血浩云天。

本文选自《纵横》2025年第11期，作者系《张存浩传》作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曾任山东省无棣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研究室主任。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