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宋平同志于2026年3月4日逝世，悲痛中，忆起他与记者邵嘉陵的一段前尘往事—那是两位同时代人的精神对望，一位是我党元老，一位是资深记者。他们在工作中相识，在交往中相知，惺惺相惜，于是有了书信往来。宋老的笔下，没有居高临下，只有对一位新闻同道的敬重;邵嘉陵的字里，没有刻意逢迎，只留下一个时代记录者的风骨。如今，写信的人去了，但那些信还在，墨香还在，一位老共产党人留在纸上的温度还在。重温这段往事，只为再听一次那来自革命时代的清风，再感受一次那穿越世纪的风骨。

两位老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年龄上，宋平虽比邵嘉陵长一岁，但属于同龄;学识上，宋平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高才生，邵嘉陵是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大才子。宋平在求学期间就曾研读过很多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他们都选择了投身革命洪流，救国救民之路。他们的友谊要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国共两党谈判期间，当时，宋平在重庆红岩村周恩来身边。1946年，29岁的宋平相继担任“新华社”重庆社、“新华社”南京社总负责人，与新闻界同行有很多交集。邵嘉陵作为新闻记者，因革命形势变化，辗转于重庆和南京，他们共同经历了国共两党谈判的重要事件，共同为国共合作进行过许多直逼真相、执着于真理的有价值报道。革命事业上的同志、同向，奠定了两人一世友情。

曾经追随在周恩来的身边，担任周恩来的政治秘书，这段经历让宋平的一生处处以周总理为楷模。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他历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直到官至正国级，但他朴实谦虚、为人低调的本色不变;尽管身居高位，日理万机，但他没有忘记当年的老朋友，始终保持着联系。

2003年，宋平在写给邵嘉陵的信中提到：“你是我新闻界的老友，南京一别已50余年，风风雨雨，我们都还健在，也算幸事。”200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多年不见，见到照片，也可回忆起当年的容颜，在耄耋之年尚如此健康，也是安慰。”邵嘉陵在给他的复信中说：“你说‘一别已五十余年，风风雨雨，我们都还健在’，此话深沉，引人遐思!”这“深沉”“遐思”包含了多少革命的过程和个人苦难的坎坷经历呀……

邵嘉陵，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时任新闻系主任陈望道的学生。毕业后先后任《时事新报》《益世报》《新闻报》的记者。国共谈判期间，他是亲临现场的为数不多的媒体记者之一，在重庆经历了“较场口事件”，在南京亲历了“下关事件”。

20世纪40年代，邵嘉陵与宋平同在重庆，目睹了国共谈判的全过程，作为《时事新报》的记者，和宋平的“新华社”重庆社交往较多，都对谈判前后一些事件作过报道，宋平对他的报道很是赞赏，也由此记住了叫邵嘉陵的这位记者。谈判期间，那场后来震惊国内外的“较场口事件”，邵嘉陵不仅是现场的目击记者，而且就在被害者的身边，当主持大会的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击倒时，是他扶起了李公朴。整个事件过程，他第一时间发出新闻稿，客观真实地报道了事件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却颠倒黑白，引起各报记者的义愤。于是石西民、浦熙修、邵嘉陵等42名记者联名递交公开信，两次向中央社提出抗议。时任新华社负责人的宋平，在《新华日报》社论版位置上发表了题为《新华日报社给中央社之公开信》，文中引用了邵嘉陵、浦熙修、高集等人的现场目击证据，以此呼应了42名记者的抗议。而当时的《时事新报》，并不准许发表此抗议文章，邵嘉陵则采取迂回战术，巧妙地以广告形式予以刊发。此事和而后采访董必武的行动，遭到国民党的盯梢和监视，并受到报社方面的排挤，邵嘉陵不得已潜回上海暂避风浪。

此后，因为他熟悉政协和国共谈判的情况，又被派驻南京，继续新闻报道工作。在南京，邵嘉陵几乎天天到周恩来的办公地点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办事处。这时与担任周总理政治秘书的宋平成为主要联系人，接触也就更多了。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结果被国民党打手在下关火车站殴打，当时邵嘉陵正在梅园新村，范长江匆忙赶回来，见到他就说：“你快去下关吧!”邵嘉陵立即赶到下关。当天，因他穿了一身黄卡其布大衣，打手们误认为他是“自己人”，他才躲过了一场暴打。在现场，他当即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执委冯玉祥，冯玉祥听明原委异常气愤，邵嘉陵当日如实报道了事件。

2003年6月15日，老报人邵嘉陵回复宋老5月27日来信。信落款5月15日，经查高集是6月1日走的，且宋老信是5月27日收到的，判断应为笔误，勘误“6月15日”。照片是宋老随信寄给邵嘉陵的一张近照

这段史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70周年之际，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的孙女马今曾撰文披露，再次得以印证：“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和谈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马叙伦、阎宝航、包达山、雷洁琼等与上海人民代表，另有两名学生代表去南京呼吁和平，当代表团到达下关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暴徒大打出手，马叙伦身负重伤。同年七月，国民党当局相继杀害了李公朴和闻一多。”邵嘉陵是第一个报道这个事件的记者。稿件由进步人士、《时事新报》主笔唐纳润色加工，详细还原了事件真相，社会反响极大。但结果是《时事新报》因此被国民党改组，邵嘉陵也被列入辞退名单之中，从此离开了报社。这就是宋平信中说到的“风风雨雨”。

宋平在信中还写道：“在耄耋之年，尚如此健康，也是安慰。我长你一岁，视力欠佳，腰腿也不灵便，但生活尚能自理，也很满足了。”多么温馨，多么真切感人的话语啊!2004年，那时宋平该是87岁的高龄，邵嘉陵也有86岁了。二位老者彼时能互相通信，回忆往事，见字如面，堪为佳话。

邵嘉陵给宋平的信中还提到，他们“同时代的《大公报》的老报人高集走了，在下关事件中，他被踢了七脚还记忆犹新;浦熙修也早去世了”。而宋平和邵嘉陵(102岁逝世)这两位百岁老人的书信往来中无不流露着对昔日老友们的怀念，传达着他们依然健康且聊以自慰的心情。通信期间，遇上抗击“非典”时期，宋平信里说：“北京的疫情比较重，这几天比较平稳了，我身体尚好，谢谢你的关怀!上海的疫情较轻，现正值春夏之交，多做户外活动，祝你健康长寿!”彼此关怀挂念，有如促膝交谈。信后提及：“很高兴收到你寄来的照片，看到照片可回忆当年的容颜……这些年我很少个人单独照相，找了一张八年前的照片奉上，当然现在更加老态了。”多年未见的怀念之情，读来有味道，亦为之动容。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驾鹤西去。当年的信札，浸透着岁月的沧桑，记录了革命年代共同的记忆，也再现了两位世纪老人珍贵情谊背后的高尚品格。

(作者系辽宁省科学文艺研究会原会长，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