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相关研究涉及中共党史与党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而有关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则是推动李大钊研究不断取得突破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订的《李大钊全集》和杨琥编著的《李大钊年谱》，是目前史料搜集最为全面、系统的学术成果，其中也涵盖不少珍稀文献。但从整体上看，仍有相当一部分与李大钊密切相关的资料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迁转之后，散落于海内外，留待学界进一步发掘与探索。

李大钊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参与者，因此国民党改组前后大量党务文书与其密切相关，南京国民政府的档案中也有许多与其相关的人事资料。上述文献在1949年国民党败退后，被整体迁移至台湾。因此，加强对在台李大钊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助于丰富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厘清国共合作及大革命的若干史实，进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将尝试详细介绍台北藏相关史料的保存、利用状况，并揭示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和李大钊个人研究的重要价值。

一、台北藏李大钊史料的保存与利用

台北藏李大钊相关史料，从性质上可分为档案、书籍、报刊、日记、回忆录等。主要的典藏机构则包括台北的“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央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档案馆等。以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图书馆中也收藏有部分与李大钊相关的资料。

台北“国史馆”藏李大钊未刊档案，主要分布在“蒋中正总统文物”(以下简称蒋档)、“阎锡山史料”等全宗中。在蒋档中，与李大钊相关的史料集中于李大钊去世前后几年，主要为国民党党内对于中共态度的变化、李大钊与苏联的关系以及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在“阎锡山史料”全宗中，主要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李大钊与晋、陕军队和国民军的交涉以及李大钊反抗军阀统治等议题的档案。“国史馆”藏李大钊档案主要涉及对李大钊行迹的跟踪、呈现与评价。如“阎锡山史料”中的档案，主要为当时晋阎方面所截获、搜集的各类情报，从“他者”的视角记录了李大钊在北方复杂军政格局下的军事、外交实践，为还原李大钊在大革命时期沟通南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独特的观察维度和珍贵的史料支撑。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的李大钊档案，分存于“环龙路档案”“五部档案”“汉口档案”等全宗。“环龙路档案”，主要包括1914年至1925年间中华革命党及中国国民党的资料，以其执行部所在地上海环龙路44号命名。该批档案收录有李大钊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资料，及其与张溥泉、廖仲恺等人的往来信函等，此外还有李大钊的部分手迹，亦具珍贵价值。“五部档案”，其正式名称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农民等五部档案”，是国民党一大之后各属单位所产生的档案，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民五部的文件为主；另外还有1927年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时期的党务文件。其中，与李大钊相关的史料有国民党苏、浙、沪三党部驻汉办事处的会议记录和宣言文件等。“汉口档案”，是1924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第一、二届全代会期间的各类档案，因资料内容跨至宁汉分裂，故简称“汉口档”。该批档案中有不少涉及李大钊在国民党内外职务、地位、影响力、评价等方面的档案。除此之外，“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事录”全宗中也有若干份会议记录，涉及国民党内对于李大钊活动的叙述、评价和定性等。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李大钊档案提供了组织方面的观察维度。这批史料记录了李大钊在国民党机构中的职权履行、公文往来与人际互动，不仅丰富了其跨党活动的历史细节，更为研究李大钊在国民党体系内的地位、政治形象以及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提供了史料依据。总体视之，台北“国史馆”与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为学界进一步深化李大钊研究补充了丰富的文献。

此外，部分史料还散见于台北其他研究机构及相关档案馆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并已影印出版的《王子壮日记》中，就有王子壮于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对李大钊行谊及其著述的记载。如1922年4月9日，王子壮记，“今日午后北大三院开非宗教问题演讲大会，讲者有蔡孑民(以足疾未到，代读演稿)、张耀翔(心理学会长)、李石曾、李大钊、吴虞诸人，颇集一时之盛”；10月31日，记“余读《中国国际法》(李大钊等译)”；11月7日，再志“三时在三院礼堂开苏俄十月革命纪念大会，余往观，见有陈启修、李大钊及各工人代表之演讲，最后佐以电影，多滑稽片，不甚清晰，至晚间七点始散”等。上述日记反映了李大钊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及其对当时北京学界所产生的影响。该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口述访谈中，也零星出现了关于李大钊的记述。如邓家彦回忆了在孙中山逝世前后，与李大钊的见面和对话：“遇李大钊，余即向之探询总理病况，李曰：‘恐须施行开刀手术。’余曰：‘开刀后是否有痊愈希望?’李曰：‘未可乐观，总理所患恐为肝癌症’”。该院台湾史研究所还系统整理了日据时期唯一由台湾人创办的《台湾新民报》系列报刊(含前身《台湾民报》)。该报刊行时间为1923年至1944年，其中也有少数李大钊相关报道，展现了各界关于李大钊被捕遇难的看法，为考察李大钊相关史事在日据时期台湾的传播提供了一定可能性。

回忆性材料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史料。其中，以《传记文学》刊发史料最为典型。李璜、朱镜宙等人在记述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经过情形时，曾提及李大钊、毛泽东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的活动。黄季陆则详细回忆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审查委员会召开时的情形。他与李大钊、于树德等人围绕“是否在政纲中删除或淡化反帝国主义的表述”曾展开激烈的交锋。还有时任京师警察厅司法科科长、奉命搜查北京俄国使馆的沈维翰，回忆访谈有关李大钊被捕前后的历史经过等诸多内容。《传记文学》现已建成专题数据库，可供利用者全文检索。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有私人关系、政治立场等局限因素，但对补充历史细节、进一步深化关于李大钊相关问题的研究仍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

上述藏于台北“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档案资料部分已经完成数字化，研究者可以通过各机构的检索系统实现远程查阅与利用。但是仍有部分档案受限于阅览资格或审批程序，特别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仅限馆内调阅。依托这些史料，诸如李大钊与国共关系、大革命等重要学术议题，将得到进一步深化拓展。

二、档案所见李大钊的党际活动与人际网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活动，是李大钊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受限于史料与研究视角的局限，既往叙事往往强调李大钊作为中共党员所发挥的作用，而对其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以及影响力关注不足。挖掘和梳理台北所藏各类史料，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丰富和完善这一问题的研究。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中的右派就对共产党抱有敌视、猜忌的态度。李大钊作为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自然也在国民党内遭受污蔑和排挤。1923年，国民党拟委任李大钊为北京党部负责人，原负责人卢钊就致信国民党中央党务部代理部长孙镜，直言反对意见：

“李君大钊本非我党信徒，其于共产方面与陈君独秀号称南陈北李，考其议论，亦与我党主张立于绝对地位。所以加入吾党者，不过假借声威，自厚实力(彼等目的，可于《向导》中窥见)。今一旦以支部重权授非素信之人，于李君则诚有利矣。试问所招党徒谁复能为吾党尽死力者?将来自成李君之共产党，于我党发展转多妨碍。”

尽管受到多方阻碍，李大钊仍得以顺利履职，更因在工作中恪守原则，博得了国民党上下的广泛认可与敬意。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为起草宣言成立了审查委员会，中共党员李大钊、于树德作为审查委员参与此会。开会时，委员们针对是否在宣言和政纲中保留反帝国主义纲领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右派黄季陆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诸如收回租界与外人租借地、收回海关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表述，均应予删除或淡化。其理由在于当时国共力量薄弱，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且管辖区域内尚有沙面租界及粤海关，亦无法采取行动，不如暂时不表，以免失信于民。但是李大钊坚持认为应该予以保留。由此，黄季陆与李大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我上面的话理直气壮好似把大家说动了，却是李大钊很生气地说：‘你既然要在大会去发言，我们何必要有这一个审查委员会?你应当有服从多数的精神。’因为李大钊说话的态度不好，我很气愤地反击他道：‘审查会的决定不是最后的决定，他的性质是因为大会的人数过多，不易作精细的考虑，所以才成立审查会，由人数较少的审查委员作一精细的研究之后提供大会参考。为达到此一要求，所以在民主国家的议会对于审查报告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多数的报告(Majorty Report)，也就是审查委员会多数决定的意见，二是少数的报告(Minority Report)，也即是在审查会中反对者的异见。为什么要如此呢?这就是说：大会要知道审查会中正反两方的意见，来作详密的讨论和决议的参考，你知道这是民主国家的一种良好的制度吗?’我说话的时候似乎显得十分得意。李大钊回答说：‘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办法，我们不屑于采取!’我用很重的语气对他说道：‘你所说服从多数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表达民主的方法，那么你又何必要我服从?’话说到这里，彼此的情绪已经很坏，而我的词锋仍然很尖锐地继续下去!‘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克思写这书的时候，最早是用德文英文出版，研究共产主义的人是否因为德国英国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就连资本主义的文字都不读了?这样的人还配得上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吗?无怪一些读了几本东抄西窃一知半解的中文小册子的人，也要冒充共产主义的专家!’李大钊不甘示弱地说：‘你这种言论和一些外国崇拜教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的可笑，这些人的意见以为不懂洋文，就不能做一个学者!’”

据黄季陆回忆，“李大钊、于树德二人在审查会中发言不算多，但是态度却一致而坚定”。也正是由于李大钊的坚持，才使胡汉民提议折中，“把关于反帝国主义的政纲条款说得笼统抽象一点”，而非悉数删除。虽然这则材料对李大钊的言论回忆只有寥寥数语，但亦可管窥其思想动态，比如李大钊坚持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足见其对革命对象和任务的清醒认识。他对审查委员会结果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特点。尽管政见不同，当年与李大钊在会场上针锋相对的黄季陆，晚年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坦言，“他们有相当的学养，也有几分君子的品德……我至今对李大钊、于树德两位先生的学养，仍表示其怀念”。此外，李大钊还因领导北方革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孙中山及国民党中进步力量的认可。1925年10月，国民党中执会开会审议李大钊的工作报告后，秘书处向李大钊反馈称，“接到日前邵力子同志来粤转到执事在北方国民军中工作之报告，极为佩慰”。

李大钊的社会关系与人际网络，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其与毛泽东、孙中山、陈独秀等历史人物的关系，未尽全面。台北“国史馆”所藏“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全宗内的人事档案，则为补全李大钊的人际网络提供了更多线索。该档案收录了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个人履历，其中多人与李大钊的生平轨迹存在诸多交集。

“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全宗内的人事档案中与李大钊相关的人物有方少云、顾树森、何飞雄、姜绍谟、李璜、李寿雍、李运昌、陆晶清、谭平山、张北海、张云伏、赵振声(李葆华)等。如顾树森个人档案自述中，称“袁氏签订‘廿一条’，东京学生大事反对，余与李大钊、高一涵、殷汝耕、李瀚章、马鹤天、曾天宇等组织留日学生总会，以殷与余为正副会长，以李、高为评议长，实行讨袁，并编《民彝》《民铎》杂志”。1926年，顾树森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其后主要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侍从室藏档案亦藏有李运昌等个人档案，或能进一步构建出李大钊的亲缘关系图谱。李运昌在现有的叙述中，未曾明确其与李大钊之亲属关系，但是在侍从室档案中，他的身份写作“李大钊之侄”。借助于国民党档案中对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共的任职履历和活动经历的记述，我们可以从多元视角认识他们在中共党史中的具体角色与实际贡献，为还原和认识复杂政治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档案所见李大钊的军事联络与对外交涉

发掘台北典藏史料对于发覆李大钊在大革命时期的北方军事联络，建立统一战线，乃至其在这一阶段所参与的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等方面的细节大有裨益。目前学界对于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在北方的军事联络，特别是与吴佩孚、冯玉祥的交涉虽不乏关注，但李大钊与阎锡山的互动仍着墨甚少。李大钊在1926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期间，周旋于阎锡山、冯玉祥西北军与国民政府之间，为促成各方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台北“国史馆”所藏“阎锡山档案”为此提供了重要线索。

1926年8月，西北军面临财政困难，经时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负责人的李大钊报告后，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西北军进行财政上的支援。此时距离冯玉祥“五原誓师”尚有一月之遥。尽管国民政府自身亦面临军费吃紧的巨大压力，但基于李大钊等人反馈的情报，仍决定予以财政支持。这笔援助不仅为陷入绝境的西北军提供了物质支撑，更在政治上加速了冯玉祥部的易帜，为北伐初期南北协同的战略格局奠定了基础。此后，李大钊通过田丹佛、潘连茹、温寿泉等与阎锡山、冯玉祥等建立联系，谋划部署北伐反奉的军事行动。11月23日、24日，阎锡山的亲信潘连茹与温寿泉相继向其传递情报，汇报冯玉祥方田丹佛在北京与李石曾、李大钊面谈军事计划的详情：

“(一)党军议决冯玉祥率部西回，并与某姓弟兄经营事业，共同会合豫军急图发展，俾山西有回旋之余地。乃冯玉祥初不依从，当由李大钊、李石曾等本党军议决案严电迫促，冯玉祥始亲笔答复，表示服从。即于巧日带军队三四万，照议定计划实行。汉口并函告李大钊诸人，谓冯玉祥代表到此报告带军队六万已西行等语。李大钊等并谓，党军希望山西甚大，百帅(即阎锡山 ——引者注)宜早下决心，倘时机不至，强梁者先向山西下手，党军决与百帅合作，争持到底云云。

(二)豫军之靳云鹗、魏益三、田维勤均已合作，倘张作霖要来，渠等决与党军一致对付。但党军大体计划，先清理汉口、武昌以西敌军，复集大部于武胜关一带，一俟武汉以西清理后，即大举入武胜关，与豫军共事进攻。外传党军进攻南京、杭州等处，皆一种手段，并非真意。然张作霖先来，亦不得不先其所急也云云。”

不难看出，冯玉祥起初不愿西行会师，得益于李大钊的“严电迫促”，冯氏才“表示服从”。与此同时，因北伐势头正盛，原本“附奉”的阎锡山也有所动摇。李大钊一方面告以冯玉祥部队以及河南地方实力派已经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向晋阎施压，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国民革命军最终目标是张作霖，并承诺如奉军进入山西，“决与百帅合作”，给对方以定心丸，争取阎锡山的配合。这则史料既是李大钊密切联络冯玉祥并精准抓住时机努力策反阎锡山的实证，也展现出其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和策略的灵活多变。

除此之外，档案亦载有诸多李大钊在北伐中审时度势地向各方传递战事部署信息以保障军事合作的细节。1926年末，张作霖部占领京绥线后向西北增兵，坚持让冯玉祥的军队退出五原。阎锡山深恐战事波及山西，有避战退缩之态，他向李大钊、李石曾等人通报情况：

“生甫军已过汾西，再三交涉，非斐然部退出五原，则无商量余地。似此情形，是斐然部如不退出五原，匪组战事不少避免，且虑牵及‘本号’，希向玉庵、筱仙诸君一商榷之。 ”

此处“生甫军”系张作霖部，“斐然部”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本号”为山西，“玉庵”和“筱仙”则分别指李石曾和李大钊。而后李大钊即向阎锡山传达了北方的军事现状以及具体部署，解释为何冯玉祥军队不能撤退，以及这一战略部署如何能够实现解困山西与征伐奉军的双重目标。最后李大钊也表示，“开诚直陈诸，希东翁(督帅)谅解，并盼连作准备”。阎锡山驻北京的总代表温寿泉在情报中也表明：“筱仙(李大钊)所言尚属实情，铣晚会议确系按地图酌军情，并参考南中现状新定之北方战略，据谓刻分已别通知实行矣。”李大钊的“开诚直陈”对于获取阎锡山的信任以及巩固双方的军事合作至关重要。由此可见，李大钊承担了国民政府沟通、联结北方各派系这一重要工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施以绞刑，从容就义。在其牺牲前日，阎锡山驻京代表苏象干曾有密电报告查抄苏联大使馆的情报称：

“今日《顺天时报》载，据某方面消息，此次搜获党[档]案文件中发现有晋阎与李大钊之秘密文件，因之安国军与晋军之关系乃趋于恶化，同时并传有阎、靳、冯联盟之说，据此则山西或竟出攻直境，亦未可知。又载汉政府二十五日任命晋阎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与冯唐协力北伐云。”

虽然据目前史料无法明确苏联大使馆中是否确有阎锡山与李大钊往来的文件，但是考虑到先有李大钊对其开展策反工作，而后有报纸向公众揭示出二者的特殊关系，至少是在客观上加速了阎锡山倒向北伐军，这也是李大钊统战工作的一项革命遗产。

诸如此类的档案，不仅呈现出北伐过程中各方的利益考量、宏观的军事部署，也可借以考察李大钊在平衡各派利益、实施决策部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总能在关键时刻，从全局的宏观战略角度游说各方，使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李大钊在北京时也曾参与若干外交方面的事务，但囿于史料零散，较少受到学界关注。已经出版的《李大钊全集》中收录有《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之五)——关于北京外交使团最近态度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系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报告》详细记录了英、日、美、法四国外交公使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接触过程和列强对国民党的态度。对日交涉的部分包括1927年1月李大钊面见中日文化事业协会秘书、日本众议院议员大内畅三时的交谈内容。台北“国史馆”藏李大钊相关档案对此议题有所补充，可供相互印证。该档是温寿泉所获情报，记载了李大钊与日方代表商谈日本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具体情况，内称“北京市党部干部李大钊诸人秉承国民政府及共产党之内意，以非公式的向日本提出下列条件表示联络好意，拟于将来国民政府派人与日本接洽，特即以此条件为交涉基础也”。该档记录双方达成的条件为：

“(一)中日两国以平等相助之精神，协同努力解除国际间对东亚一切之束缚，而力谋两国国民经济的提携，且彼此以互惠为根据。

(二)中国对于主权定期收回治外法权，又按期取消一切租借条约，日本以诚意协助之。

(三)中国对于经济撤销厘金，收回税关而为完全自主，日本即对此以诚意为其成功协助之。

(四)于中国东三省之日本政府及日本国民一切既得权利，俟中国统一，中日两国彼此自动的让步，而以好意改革为两国互利之条约。

(五)中日两国通商条约及税则以双方互惠的精神订结互惠条约而彼此尊重实行之。

(六)对于中国暂时的政局，日本即以友谊的精神促催南北首领双方之同意，暂时南北为分治之政体，嗣后依民意以法律统一之，若不得已到南北交战，则日本须必严守绝对中立而承认南北对等之交战团体云。”

这份材料所涉条件与《报告》中的内容在表述上有一定区别。《报告》中的条款是“(中日)文化事业协会中的中日两国朋友们，[以]第三者的地位拟出来，再由日本朋友征求日本政府及朝野的同意”的款项，大内畅三原本想直接由北京到武汉与国民政府要员接洽，但因收到东京方面要其先行前往东京的指示，于是在动身之前先与李大钊会面进行讨论。而温寿泉发给阎锡山的情报，应为李大钊与大内畅三交涉后对一些细节作出修订后的版本。

除上述议题外，其他材料对李大钊领导革命动员、李大钊被捕逝世前后的史实细节以及悼念活动等议题也有不同程度的补足。在革命动员方面，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史料记载了国民党一大召开前，李大钊为选派天津代表进行宣讲的情况。据他的观察，“此间青年倾向吾党的意趣甚浓厚，党员增加率极速，现已超过百人，日内即开选举代表大会。青年学子颇愿多一二人到广州大会。”此外，档案也记录了诸多李大钊被捕遇难后的余波，如1927年5月，奉系察哈尔都统高维岳称大同潜伏着“赤党李大钊案内张家口市党部重要党员”，请晋北镇守使李生达配合予以严惩。李生达采取“一面函复饬属拿办，一面暗中维护”的策略，并向阎锡山询问。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中，则收录有江苏、浙江、上海、陕西等多地的悼念活动报告与悼词等，对于李大钊的生平与纪念研究有所裨益。

总体上看，台北所藏的若干李大钊相关史料，对于相关研究的史事考订、细节补充和视野拓展价值重大，尚待学界进一步发掘与利用。

四、结语

使用档案，必先了解档案加工过程及其收藏情况。有鉴于此，本文既试图描摹出台北所藏与李大钊相关史料在典藏、整理及运用方面的整体面貌，也尝试分析不同典藏机构、不同史料类型在历史资料生产、加工及流布上的异同，从而提出李大钊相关研究中仍可进一步挖掘的研究方向，以期抛砖引玉，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史料搜集方面的参考。

揆诸现有的学术成果不难发现，一方面李大钊研究多以他本人为着眼点，集中于其生平、经历、思想、人际网络等问题，在将李大钊置于中共党史的整体脉络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李大钊之于建党、北伐、革命等的重大贡献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相较而言，从中共党外各方的视角出发围绕李大钊所展开的研究尚属鲜见。另一方面，史料数量的相对有限以及来源单一，也制约了相关研究在精细化程度和研究纵深上的推进。

因而，李大钊相关研究的深入，与史料在数量与视角上的开拓密切相关。台北所藏李大钊档案，主要分布于台北“国史馆”和国民党党史馆，其生产因由、加工过程、处理方式以及隐含的价值取向，均与大陆的主要史料存在一定差异。加之李大钊在大革命时期就有从事跨党活动的经历，立足于“他者”视角的侧面观察，对于全面呈现李大钊在不同革命战线中的贡献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郭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黄心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