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省港大罢工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斗争，也反映了英苏两国在省港地区的力量角逐。廖仲恺遇刺后，罢工各方陷入困局，英苏在既有国际格局的制约下，只能以隐秘方式展开博弈。双方虽均有意控制事态，终因利益冲突相持不下，致使罢工长期拉锯。随着国民党右派势力上升和苏联外交形势恶化，共产国际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在中山舰事件后提出应尽快推动罢工结束。在多方权衡之下，罢工最终通过征收二五附加税的方式得以解决，并完成对工人的安置。省港大罢工展现了工人运动在当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效果，其结局表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城市工运的限度，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以其罢工时间长、参加人数多、声势浩大而著称于世，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这场持续16个月的罢工，不仅在动员规模和持续时间上创下纪录，而且涉及国内南北政治博弈，深度嵌入当时的国际格局。正如邓中夏后来指出，省港大罢工的意义已非“罢工”所能涵盖，其影响超出“工厂范围”“国内范围”，而具有“国际范围”性质，已是当时中国工人运动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
学界对省港大罢工的研究已积累丰富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多从国内视角展开，对其所嵌入的国际格局关注仍显不足。实际上，将省港大罢工置于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格局中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其国际面相，更能从中理解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为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提供新的视角。本文利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档案、英国殖民地部与外交部档案等多种史料，着重考察在省港经济高度依存、各方均承受巨大成本的条件下，这场罢工何以不断被推入英苏博弈与政治对峙之中，并在1925—1926年演变为既难以迅速取胜，又无法强行终结的僵局。由此说明，在国际国内双重掣肘下，即使是惊天动地的工人运动，亦难以撬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之困局，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一、罢工前后省港地区多方角逐
1925年6月，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香港与广州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6月23日沙基惨案后，罢工规模迅速扩大，逾十万香港工人返回广州。这场持续16个月，至1926年10月方告结束的罢工，在经济和政治上给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在经济高度依存的省港地区，这场罢工何以迅速超出经济范畴，演变为一场牵动国际格局的政治对峙？需要从20世纪20年代初省港地区国际国内力量的交织演变说起。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既是列强角逐的舞台，也是共产国际在世界革命低潮后转向东方的突破口。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革命陷入低潮，苏俄不得不考虑在世界革命暂时推迟的条件下调整策略，寻找推动革命的新契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受到重视。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指出，殖民地的解放斗争是削弱帝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应该支持殖民地斗争，从而为世界革命开辟新的突破口。1921年5月，在共产国际“没有亚洲的革命，就没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主张下，中国成为东方革命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战略背景下，1922年爆发的香港海员罢工，使省港地区进入共产国际视野，该地区特殊的地缘环境为革命提供了现实条件。当时，孙中山重视海员组织，国民党通过粤籍海员发展党员，建立外围组织侨海联义会，此后移设其总会于香港，在占据香港经济社会重要地位的海员工人中已有一定影响。1922年1月，在孙中山关注下成立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发动罢工。为与孙中山争夺影响，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也在经济上援助罢工。应孙中山邀请访问华南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目睹此次罢工后判断，该地区蕴含的革命潜力可使赤色职工国际大有可为。此后，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广州是远东唯一可以不惊动当局而设立常驻机构的城市，应在此设立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机构，以促进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
然而，香港与广东的经济高度依存，香港掌握着广东的水陆交通与能源等经济命脉，而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广东也为香港提供其不可或缺的食品。因此，任何试图在广东巩固革命政权的努力，都须设法削弱香港对广东的控制，而这势必触及英国的利益。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历时近两月，冲击了香港经贸，迫使港英当局让步并开始调整其对粤策略。此前港英当局对孙中山甚为敌视，一度禁止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罢工后，时任港督司徒拔(ReginaldE.Stubbs)在给英国殖民地部的报告中认为，孙中山是这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控制。港英当局遂对罢工一度强硬，甚至考虑联合列强出兵广州。然而，当罢工人数短期内从数千激增至十万余，致香港生产停顿、物价暴涨后，港英当局认识到，为保持香港贸易繁荣，应与广州政权维持良好关系。
1923年初，大元帅府筹建在即，广州在中国政局中的地位上升，英、苏两方均开始积极争取孙中山。英国方面，孙中山曾派陈友仁与英国驻上海领事接触，2月返粤途中亦受到港英方面的礼遇；港英当局一度表示愿意协助广州政府。然而，该提议随后即被英国外交部以可能触怒北京政府、不符合既定对华政策为由否决。与此同时，苏联与孙中山的关系则迅速推进。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标志双方合作正式确立。大元帅府成立后，为保障财政开支，不得不加征甚至预征税收，并谋求收回粤海关。一系列举措不仅损害商人和广东地方军阀的利益，也直接触及英国在华核心利益，引发多方反对。陈炯明叛乱和商团事件相继发生，使广州政府陷入严重危机，与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成为广州政府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事件。在处置危机过程中，接替马林来华的鲍罗廷逐步获得孙中山信任，被任命为“组织教练员”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后又被聘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委员会顾问，在广州政府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共产国际通过鲍罗廷直接影响广东政局，在与英国的争夺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但其行动受高度敏感的英苏关系制约。早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行时，列宁即十分重视对英贸易在苏俄建设中的作用，认为越快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就愈有基础”。一战后欧洲市场萧条，英国也有与苏俄恢复贸易的需求，双方遂于1921年达成《英苏贸易协定》，开启经贸合作。此后，英苏关系又因欧亚事务多次变动。1923年5月，英国外交大臣寇松(GeorgeNathanielCurzon)要求苏联立即停止其在阿富汗、伊朗和印度等地的革命活动，撤回在这些地区的共产国际使节，并威胁切断贸易关系。6月4日，苏联同意英国的大部分要求。1924年2月，英国工党政府正式承认苏联，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半年后，英国大选期间“季诺维也夫的信”事件导致工党落败，保守党上台。尽管英苏外交关系得以维系，但再度趋紧。为维护经贸合作，苏联政策越发谨慎。在此背景下，共产国际在推进中国革命时，不得不在革命诉求与外交克制之间反复权衡。
与此同时，欧洲革命接连受挫，中国在共产国际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1923年10月底，德国汉堡起义失败，德国共产党遭到取缔，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世界革命第二波”的设想落空。1924年2月，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将目光投向广州，称其为东亚唯一能安全发动革命的大城市，且可联通南洋、菲律宾与日本，是构建东方工人运动网络的重要节点。随后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广州为赤色职工国际在东方的枢纽，构建连接东方各主要港口的工运网络。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书记洛佐夫斯基强调，应对这一区域至关重要的海员工人运动进行直接指导。至此，在共产国际的战略中，广州逐渐成为组织与推动革命的区域性支点。
在五卅惨案引发的反帝浪潮推动下，省港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为持续性的政治斗争，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面展开。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广州各界积极声援，国民党也表态支持。随后，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公开指挥下，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省港大罢工正式展开。两周内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达到25万，其中10多万离开香港回到广州。6月23日，英法军警在广州沙基开枪射击游行群众，造成50余人死亡，酿成沙基惨案。此后，反帝情绪进一步高涨，斗争矛头集中指向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使罢工具有鲜明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性质。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民选产生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广东区委委员苏兆征、邓中夏为正副委员长。该委员会并非仅是工运协调机构，而是集中统筹一切罢工事项，逐步承担起超出一般工会职能的组织与管理功能。罢工委员会统筹安置罢工工人、整固队伍，并设立学校、食堂、医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同时组建工人纠察队、筑路委员会等专门组织。其中，工人纠察队一经招募即达2000余人，成为一支准军事性质的武装力量。通过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罢工委员会实际行使了一部分政权职能，被誉为“将来中国工人政府之先声”，被各方视为在处理相关事务时不可回避的政治主体与交涉对象。
罢工爆发后，共产国际迅速提供援助，与鲍罗廷对省港关系的判断密不可分。他认为，相较于苏联通往冯玉祥大本营的北方路线，用汽船由海参崴到广州更为方便，只可惜由于“香港怪物”夹在当中，阻碍了双方交通。实际上，鲍罗廷初到广州即已认识到革命发展的基本困境：在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极度依赖香港的情况下，“广州越弱，香港就越强”。基于此认识，他直言，罢工不只是一场经济层面的斗争，更是一场政治对抗，直指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换言之，广东方面欲巩固政权、争夺治权，就必须削弱香港、打通与外界的联系。显然，在鲍罗廷的判断中，罢工与广州建政密切相关，需置于对英关系格局中进行分析，这一认识影响了共产国际对罢工的决策。1925年6—8月，共产国际为支持中国工人运动，先后提供20万卢布的援助。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国际在罢工后迅速开通海参崴至广州的航线，为广州提供燃料、大米等急需物资，稳定了广州商业并打击了英国在粤商贸。
为保障罢工进行，广州政府给予充分支持。时任广州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在筹措经费、协调各方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州政府先后发布训令，拨借东园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场所，并通过征收半月房捐、动员商民及华商企业捐助等方式，为罢工提供经费。在罢工经费最为紧张之时，半月房捐成为支撑罢工持续的重要财政来源。同时，广州政府在交通、通信等方面给予便利，并通过开发黄埔等方式安置罢工工人，减轻其经济压力。依托政府支持，广东各港口得以实施较为严密的封锁，对港英当局构成极大压力。然而，省港大罢工对广州政府的依赖，也在客观上限制其发展空间。一旦政权内部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原有支持条件随之动摇，省港大罢工亦将面临新挑战。
源于以上支持，省港大罢工规模迅速扩大，英国方面迅即意识到其背后的苏联影响，但仍力避事态升级。1925年6月底至7月初，司徒拔多次向殖民地部报告，苏联正为罢工提供资金，意在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力量。英方判断省港罢工与1922年海员罢工性质迥然不同，难以通过单纯的经济方式加以解决，且此时英国国内及殖民地的工运风潮也使其难以承受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港英当局虽然不断强调省港大罢工背后的“布尔什维克影响”，但英国的政策选择并非完全取决于此判断，而是受一战后国际条约体系与列强协调机制的显著制约。华盛顿会议通过《四国公约》和《九国公约》建立的多边协调机制，强调以协商处理争端，避免单方面诉诸武力。在这一框架下，英国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势必招致其他国家强烈反对，使地方性冲突升级为国际政治事件。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及殖民地的工运风潮，进一步加剧对外军事行动的政治风险。英方评估，“除非与其他列强联合行动，对华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极不现实”。如此格局下，港英当局只能采取一系列反封锁措施，限制香港与广东的货物人员往来，禁止食品、港币和金银元出口。原定于1925年6月卸任的港督司徒拔亦被慰留。封锁之下，港英当局开支陡增，为稳定经济不得不请求殖民地部介入并向香港提供贷款。总之，尽管英国方面始终警惕苏联影响，但在国内政治风险与国际体系约束的双重考量下，其应对策略更倾向于控制与限定事态发展，而非直接军事干预。
综上所述，省港大罢工的爆发与迅速扩大，不仅基于五卅惨案后高涨的反帝浪潮，也与一战后国际条约体系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判断，以及港英当局殖民政策密切相关。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广州政府将罢工视为巩固革命政权、削弱香港对广东控制、争取民族独立的必要措施，但共产国际的行动始终顾及敏感的英苏关系。英国方面虽因罢工冲击而承受巨大经济与政治压力，但在华盛顿体系及国内政治风险的限制下，难以通过直接军事干预迅速终结事态。正是在多方力量相互制约下，罢工委员会与广州政府将罢工明确定位为超越劳资纠纷的政治斗争，而非可以通过一般经济补偿解决的劳资问题，构成罢工长期持续的重要原因。随着广东政局动荡和英苏关系趋紧，省港大罢工进入消耗僵持阶段。
二、英苏博弈与罢工持续拉锯
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广州政局骤然震荡。此后数月间，省港大罢工并未如外界所预期的那样迅速结束，反而逐渐陷入僵局：长期封锁使广州政府财政日益枯竭，香港经济亦遭受重创；罢工在多重压力交织之下仍未退让，各方均难以迅速终结事态。在脆弱的双边关系下，英苏力避直接对抗，对罢工的支持与应对都不得不通过广州政府、港英当局、罢工委员会以及商界等多重中介展开。省港大罢工牵动着英苏两国的战略考量，既难以迅速取胜，亦难以被强行压制，逐渐演变为反复僵持、不断拉锯的过程。
罢工的持续使广州内部的困境日益显现。长期以来，省港商贸高度依存，封锁香港亦不可避免地冲击广东自身的经济运行。随着对港贸易中断，广州商贸迅速萧条、货物积压严重，广州政府财政愈发紧张，影响罢工经费筹措。与此同时，港英当局通过舆论与经济手段施压，使海外援助罢工捐款明显减少。更为关键的是，罢工的长期消耗开始影响部分与香港经济联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的现实利益，广州政府内部对罢工的态度逐渐分化。时任广州市市长、国民党右派领袖之一的伍朝枢，在香港航运、金融、地产等方面有庞大商业利益，对港封锁直接冲击伍氏家族的商贸网络。廖仲恺去世后，广州政府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动，罢工原有的政治支持随之动摇。在商贸停顿、经费紧张与内部分歧并存的情况下，罢工承受的压力不断加剧。
为缓解困境并维持罢工，在鲍罗廷等人支持下，广州方面调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局势。1925年8月，广州政府在鲍罗廷建议下实施“特许证”制度，凡非英国、不装载英国货物、不经由香港转运的船只，一律允许自由出入广东各港口。此举以“单独对英”的方式，在维持对港封锁的同时，有选择地恢复对外贸易，既试图分化列强，也在现实层面减轻广东方面的经济与财政负担。在巨大的贸易需求下，法德等国商船多向省港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商贸发展及税收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境，广州政府1925年下半年税收已与此前一年半的税收总额基本持平。港英当局亦承认，在此政策下广州恢复繁荣。然而，有限的恢复并未打破对峙格局。港英当局在从殖民地部获得贷款后，亦暂时稳定了香港内部局势。双方在经济压力部分缓解后，均失去迫切让步的动机，省港大罢工由此陷入一种相对稳定却难以推进的僵局。
随着1925年9月上海五卅罢工逐步结束，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态势开始回落，共产国际内部对省港大罢工走向的判断出现明显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罢工运动正走向低潮，各地应在巩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结束罢工。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即持此看法，认为工人运动已走入“死胡同”，应通过与外国企业主谈判为运动“刹车”，并预计当广州局势缓和后，英国将主动寻求妥协。加拉罕还致电鲍罗廷，要求避免对英施压太紧，但遭到鲍罗廷拒绝。9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政治书记瓦西里耶夫也提醒中国共产党，需警惕“左”倾风险，在领导国民党工作过程中应保持高度谨慎。与此相对，另一派则较为激进，认为省港大罢工足以推动中国革命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成员格列尔9月23日在《真理报》上撰文指出，省港大罢工与五卅罢工有重大区别，前者“完全是政治性的罢工”，已构成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亦有人认为，省港大罢工已孕育中国第一个工农政府，民众的热情明显可见，并将革命推进受阻归因于鲍罗廷的犹豫不决。争论反映共产国际在判断罢工走向及处理对英关系问题上的审慎权衡。
随着省港大罢工持续、广东经济秩序逐步恢复，港英当局亦重新评估应对策略。罢工初期，司徒拔坚持强硬立场，主张通过军事与政治手段迫使罢工结束。8月17日，港英当局袭击罢工纠察队，酿成“沙渔涌事件”。几天后，司徒拔向殖民地部建议给陈炯明提供100万美元援助，称“这是引发广州政府内部分歧的唯一方式”，并将扶持地方武装视为解决省港问题的现实途径之一。进入9月，司徒拔的主张进一步升级，提出联合各派“对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即广州政府——引者注)”，并建议将香港作为海军基地，切断苏联对广东的物资与武器供应。同期，司徒拔还亲自接见正在香港筹资谋反的陈炯明，并在给殖民地部的报告中继续鼓吹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再次建议英国政府向陈炯明提供贷款。在司徒拔看来，如无外部军事干预，推翻广州政府、消除苏联在广东的影响几无可能。然而，多国对中国关税问题的讨论在即，英国政府对直接或间接动用武力的风险顾虑重重，最终拒绝向陈炯明提供贷款。司徒拔的相关建议亦引起伦敦方面警惕。9月23日，经协商，英国外交部与殖民地部要求港英当局将有关情况同步通报北京与广州使领馆，并将省港问题纳入外交部统一决策，实际上将处置权自港英当局及其上级殖民地部转移至外交部。外交部还明确指摘司徒拔未能在殖民地自身需求与英帝国整体政策之间维持必要的平衡，司徒拔于10月离任。
司徒拔强硬解决罢工路线受挫，凸显港英当局在省港大罢工问题上的有限决策空间。在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省港问题难以通过武力解决；1925年，南非、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等英国殖民地的海员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为维系整体殖民秩序，伦敦亦无法以经济手段强行结束罢工；同时，鉴于英苏关系的敏感性及英国国内政党政治与舆论环境，即便港英当局早已认定罢工背后存在苏联因素，也难以轻易以“反苏”之名进行干涉。正如港英当局所承认，其“在结束罢工问题上并不占据主动”。
在此背景下，港英当局只能通过间接施压、拖延时间与分化广州政府内部力量的方式等待局势转机。一方面，尽管伦敦拒绝直接提供贷款，港英当局仍密切关注陈炯明军事行动的进展，并在其控制粤东多地后，借机获得部分物资供应；另一方面，通过港商试探性接触广州政府。9月28日，香港各邑商会联合会代表团赴穗调和，明确表示仅就商贸事务展开会谈，不涉政治。罢工委员会对此不满，提出选举权、劳工立法、赔偿罢工损失以及恢复工人工作等多项要求。由于双方对谈判性质与目标理解存在根本差异，会谈破裂。在司徒拔看来，在陈炯明对广州政府的进攻取得实质进展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具备现实基础。
1925年9月，陈炯明在英国支持下于东江一带集结兵力，酝酿再度进攻广州，省港局势随之趋紧。罢工牵制英方、稳定后方的功能更加凸显，因此也更难以结束。陈炯明叛乱之初，广东一度内外交困，“在全省，陈炯明陷落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中山县被土匪占领；在省外，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财政困难，罢工苦撑。为应对威胁，广州政府不得不开始东征南讨。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军事行动提供运输、宣传与后勤支持，并通过封锁沿海港口，切断陈炯明、邓本殷等与外部势力的联系，罢工巩固政权的政治与军事意义愈发凸显。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惠州，广东政局趋于稳定。
陈炯明叛乱并未如港英当局所期，反而在客观上促成广州政府内部进一步巩固，强化了罢工对广州政府的有力支撑。封锁改变了长期以来广东在进出口、金融等领域对香港的依赖，香港进出口贸易锐减，社会经济生活陷入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鲍罗廷的判断：为巩固广州政府，必须削弱港英当局。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之一谭平山也持相同看法。10月14日，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鲍罗廷建议，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与罢工委员会同港英当局交涉解决罢工，同时提议征收一个月租捐，一半用于东征军军费，一半用于接济省港罢工工人。在对革命前景相对乐观的估计下，鲍罗廷认为，英国既无法阻止他国与广东的商贸往来，亦难以通过武装干涉终结罢工，因而罢工时间愈长对英国打击愈大。鲍罗廷与广州方面认为，罢工在发展过程中已不限于劳资纠纷，而是关系革命政权的财政稳定、军事后勤与对外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东征南讨的胜利，使广州政府实现财政与军事的进一步整合，对港封锁得以持续。
广州方面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港英当局借助外部武力解决罢工的现实可能性，港英当局被迫开始寻求与广州方面接洽。1925年11月1日，“熟知华人”的新港督金文泰(CecilClementi)甫一上任，即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罢工，寻求与广州政府谈判。金文泰积极通过私人关系与广州政府高层人士展开秘密磋商，其叔父与伍朝枢的父亲伍廷芳私交甚笃，上任后即与伍朝枢建立联系，又托廖仲恺的妹夫杜应坤致信伍朝枢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建议广州政府派官员以非正式方式访港。12月19日，宋子文访港，与金文泰等港英要员会谈，表示愿就赔偿与安置工人等问题进行磋商，但同时表示广州政府无法强迫罢工者放弃主张，只能扮演“调停者”角色。之后，陪同宋子文返粤的港英当局代理辅政司(ColonialSecretary)弗莱彻(A.G.M.Fletcher)继续与汪精卫、伍朝枢、粤海关监督傅秉常等广州要员会谈。弗莱彻阐明港英当局立场，主张将罢工工人所提政治、经济要求分开谈：经济上可与罢工工人磋商；政治上则愿以广州政府为谈判对象。此举意在分化广州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广州政府回应称，如香港当局原则上同意经济要求，政治方面另行磋商；如港商愿赔偿罢工工人经济损失，政府将积极协助推动结束罢工。通过多轮接触，港英当局逐步形成判断：广州政府自视为“劳工政权”，无意也无力结束罢工，但可充当调停者推进和解。港英当局认定，罢工解决的核心争议已集中于赔偿金额，希望由港商代表赴广州谈判，并由港商决定是否支付。
然而，此次谈判很快因罢工委员会认为港商无权代表港英当局而再次破裂。金文泰逐渐意识到，尽管广州政府内部有人对罢工及苏联顾问不满，但他们既缺乏对罢工委员会的实际控制能力，也不愿承担对英妥协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此前伍朝枢宣称的“广州政府可以说服罢工者放弃政治要求”难以落实。由此，港英当局判断，除非通过长期消耗以待广州内部变化，否则不存在终结罢工的现实途径。与此同时，蒋介石崛起并掌握军事权力，港英当局更倾向于通过分化广东内部来解决罢工。1926年1月13日，金文泰召集英国驻广州领事杰弥逊(JamesJamieson)、驻港英军司令洛德(CharlesLuard)、驻华海军司令辛克莱(A.Sinclair)等研究广州形势，一致认为广州政府不久将分裂，罢工委员会亦将解散，对香港的封锁也将随之结束。1月23日，英国新任驻华使馆参赞欧马利(OwenO’Malley)来港，港英当局进一步确信，只能“忍耐”以待罢工解决。1月25日，港英当局正式宣布暂停与广州方面的谈判，转而采取强硬措施应对随后爆发的二次罢工。
总体而言，五卅罢工结束后，省港大罢工反而陷入长期拉锯。罢工委员会与广州政府坚持罢工，以维护工人权益、争取民族独立并巩固革命政权；而罢工的持续不可避免地触及英苏两国在华南的战略利益，其进程深受国际博弈的结构性制约。在共产国际看来，推动中国革命在华南地区的发展，就必须削弱广东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地引发与英国的冲突；罢工由此超越单纯的劳资纠纷，成为巩固广州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途径。港英当局则因英苏关系、华盛顿体系制约以及维护殖民体系的复杂考量，政策调整空间有限，认定只能支持外部武装力量，以拖待变，伺机分化广东。僵局本质上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结构性困境：地方政治进程难以脱离国际格局的制约，而国际势力又以多重方式深度介入地方事务。罢工既需对英施压，又必须避免引发更广泛的国际冲突，其内在矛盾预示，仅凭城市工人运动难以突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困境。随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北伐筹备的推进，罢工导致的资源消耗问题日益显著，为随后共产国际推动罢工结束埋下伏笔。
三、中山舰事件后罢工的结束
1926年初，省港大罢工延续已逾半年，广州内外矛盾叠加：财政日趋吃紧，社会不满不断累积，各派分歧与外部压力相互牵动。如果说此前罢工的延续主要源于多方力量相互牵制所形成的暂时平衡，那么，何种因素变化使罢工由维持转向结束？罢工又如何结束？需要从此时苏联内外环境与中国政局演变谈起。
苏联内外环境变化，使其对华政策更趋审慎，愈加注重防止广州政策过“左”。在苏联国内，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优势，“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其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推动革命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安全，避免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国际层面，1925年12月英法等7国签订《洛迦诺公约》，欧洲反苏反共宣传进一步升温，苏联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趋紧。在中国北方，随着亲苏势力冯玉祥所部国民军撤离北京，苏联的处境明显恶化，担忧日本与英国合力与之对抗。上海《字林西报》1926年2月27日披露英国进攻中国的设想，虽真实性存疑，却折射出当时紧张氛围。在上述背景下，共产国际认为，此阶段在华行动应避免激怒英国。省港大罢工作为对英斗争最前沿，自然被直接纳入苏联对外关系的整体权衡之中。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中国通”拉狄克提醒，“远东”已成为火药库，任何“玩火”都可能引发不限于“远东”的爆炸。1926年2—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对广州政府寄予厚望的同时提出应避免“过左”风险。会议认为，此时中国形势与1905年俄国革命类似，广州政府作为中国革命“先锋队”，应把握政策分寸，谨慎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避免过“左”与过右。然而，这一阶段广东政局持续不稳，各派力量消长剧烈，国共合作裂痕渐显。在此复杂局势下，驻华代表与莫斯科围绕北伐等重大问题争论不断，共产国际担忧其意图无法得到准确执行。为此，联共(布)中央决定派遣布勃诺夫使团访华，以便直接应对广州局势并校准政策。
使团于1926年3月中旬抵达广州后，明确提议应结束罢工。时值国民党二大后，国民政府内部已呈“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之势，汪蒋争权、蒋李(济深)矛盾等交织出现，国共关系日益紧张。鲍罗廷在国民党二大后离开广州，临时接替的季山嘉因反对北伐、在苏联援助物资分配上未遂蒋介石之意，引发蒋介石对其乃至整个共产国际顾问团的高度不满。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工人武装，命令吴铁城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住宅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先前在国共合作与工人运动中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刚抵粤不久的布勃诺夫使团被迫介入，直指此前在国共合作与工人运动中存在的“过左”偏差，认为罢工“拖得太久”，若继续下去将对广州局势与革命前途造成严重威胁，主张应同港英当局达成妥协，或利用广州政府的资金与力量解决罢工。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致省港罢工工友信中公开主张迅速结束罢工。鲍罗廷返粤后，赞同尽快结束罢工以稳定后方、集中资源北伐，并协助推动相关谈判。
与此同时，港英当局对广州局势及罢工前景的判断在中山舰事件后发生变化，在“以拖待变”既定思路下，态度趋向强硬。事发前，港英当局曾托杜应坤向广州政府传话，表示愿派代表磋商；汪精卫随即复函，称已指定宋子文、伍朝枢、陈公博为谈判代表。正当双方就代表派出顺序与人员组成争执不下时，中山舰事件爆发，广州内部权力分化被金文泰迅速捕捉，他判断蒋介石将夺取广州政权，罢工或将很快结束。3月29日，金文泰与孙科举行私人会谈。孙科直言苏联顾问及罢工在广州政府高层中不受欢迎，认为解决罢工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安置工人与解散罢工委员会。摸清广东内部情况后，金文泰表态，在任何情况下，港英当局都不会与罢工委员会谈判，亦不会支付补偿金，也不准备同意港商如此行事。此后，港英当局虽派代表与伍朝枢接触，但拒谈政治问题、拒绝赔偿并拒绝与罢工委员会接触，提出为修筑铁路提供借款，借此方式分化广州政府，港英当局态度愈发强硬。
然而，此时共产国际对如何结束罢工尚无定论，鲍罗廷尝试以压制国民党右派的方式迫使港英当局让步。对港英当局提出的方案，鲍罗廷反应强烈。在他看来，接受港英当局的贷款无异于引狼入室，将增强其对广东的控制，与罢工初衷完全相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先前负责与港英当局谈判的伍朝枢、傅秉常和吴铁城等人相继离职，广东交涉署也遭裁撤。在鲍罗廷看来，上述人物多为右派，与港英当局关系密切，其去职将强化广州政府内部团结，迫使港英当局承认其合法地位并在结束罢工的条件上作出让步。对此，维经斯基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右派相继离职，意味着罢工正在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各派，尽快结束罢工、降低冲突烈度，更有利于保存革命成果。
随着北伐的讨论渐起，共产国际在“尽快结束罢工”上渐趋一致。北伐既是孙中山生前的既定主张，也是其去世后广州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1925年下半年，蒋介石与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皆主张北伐。共产国际最初基于形势判断，对北伐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在广州政府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其以北伐扩大军权、巩固政治基础的企图日益凸显。出于巩固革命政权的考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多转向支持北伐：加拉罕认为北伐是巩固政权的必要之举；布勃诺夫使团判断北伐已势在必行；鲍罗廷亦出于维护国共合作、防止蒋介石单独行动的考虑表示支持。随着广州政府强力推动和北方革命形势恶化，共产国际认为与其放任蒋介石单独行动，不如加以引导，因此对北伐的态度由反对转为默许。北伐箭在弦上，一旦启动，后方稳定与资源筹备即成为首要问题，维持罢工的成本与广东方面所承载的代价愈发攀升。
在共产国际推动下，广州左派力量在结束罢工问题上作出让步。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广东全省第五次教育大会等会议的代表，联合请求政府从速结束罢工。中国共产党与鲍罗廷同意由广州政府代表罢工委员会与港英当局进行交涉。鲍罗廷还提出，港英当局若拒绝支付赔偿，可购买广州政府发行的1000万元债券，以筹集资金安置工人，从而迅速结束罢工。
在此基础上，广州政府首次与港英当局展开直接磋商，罢工问题由此转入官方正式谈判阶段。6月5日，广州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陈友仁正式致函港督，称政府已派陈友仁、宋子文、陈公博为全权代表，要求对方亦派代表进行磋商。6月18日，港督通过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白利安(JohnFitzgeraldBrenan)复函广州政府，任命凯普(J.H.Kemp，律政司)、哈利法斯(E.R.Hallifax，华民政务司)和白利安为港英当局全权代表，表示愿就排斥英货问题与广州谈判。港英当局派出高级官员直接参与磋商，一改此前仅将广州政府视为调停者的立场，事实上承认了广州政府。同日，为落实对华政策、统筹中国事务，共产国际远东局正式成立，并明确以解决罢工作为重要任务。然而，由于远东局主席维经斯基提出的物质赔偿要求遭港英当局拒绝，谈判再次陷入停滞。
时值广州政府已誓师北伐，北京政府的权威逐步瓦解，英国方面主张以“一切必要手段停止广东方面的反英行动”，罢工面临的外部环境骤然恶化。北伐开始后，英国认为此前“基于统一的中国中央政府”所形成的华盛顿体系在华已失去现实基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亦不再适用。在这一判断下，港英当局一度计划动用150名步兵破坏罢工委员会，甚至不惜击毙若干中国人。尽管此项计划最终未能施行，但港英当局坚持主张将英军作为香港的后备力量。此后，梧州三工人惨案、英舰驶入省港码头示威与万县惨案等严重事件相继发生，战事一触即发。
在此危局之下，维经斯基于8月初率远东局使团抵达广州，评估罢工形势。远东局判断，罢工的持续可能招致港英当局对广州的“公开进攻”。鉴于港英当局此前已口头威胁以武力惩处罢工纠察队，并发出“最后通牒”，8月28日，远东局使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决定，在不要求港英当局赔偿的情况下结束罢工。
最终，广州政府与港英当局协商，将征收二五附加税作为罢工解决方式。开征二五附加税，实际上是广州政府在华盛顿体系已有框架内的“自主行动”。一战后，中国主张关税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巴黎和会拒绝讨论这一问题，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顾维钧再次提出。1922年2月6日，美、英、日、法、意、荷、比、葡、中9国代表签订《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其中规定：“准许对于应纳关税之进口货得征收附加税，其实行日期、用途及条件均由该特别会议议决之。此项附加税应一律按值百抽二·五。”按照约定，后续“特别会议”本应在三个月内召开，由于北京政府政局持续动荡，加之各国在关税收入分配等问题上利益冲突，会议一再推迟。直至五卅运动后中国反帝浪潮高涨，列强不得不于同年底召开关税会议。尽管关税会议未能议决是否征收此项附加税，但英国外交部已对此表示支持。
早在1926年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就提出可对外国进口货物加征2.5%的附加税，以筹措遣散罢工工人的经费。6月底，罢工谈判陷入停滞后，邓中夏、鲍罗廷分别向罢工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提出这一主张，经协商达成一致。9月14日，陈友仁与白利安会谈后，鲍罗廷颇为乐观，称“商人们没有异议。同英国人我们已经谈好……可以预计罢工将在两周内结束”。9月18日，陈友仁照会白利安，称将于10月10日结束对港封锁，并拟对进口各国一般货物开征2.5%的特别消费税，请海关当局协助征收，并表示“未请求英国政府同意，只要求不要提出反对”。
二五附加税成为打破僵局的关键。港英当局始终拒绝向罢工工人支付任何赔偿，认为这将削弱殖民统治；而罢工委员会与广州政府则坚持必须获得物质补偿以安置工人。二五附加税提供折中方案：广州政府通过对进口商品征税，既可获得安置工人所需经费，又无需港英当局直接支付；港英当局则可借此宣称未向罢工让步。英国外交部认为，“这似乎是结束联合抵制的唯一办法，而要我们付出的代价并不太大”。可以说，二五附加税已是各方在当时条件下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
在各方达成共识后，9月28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议以征收产销税结束罢工，罢工委员会随即表示同意。10月7日，广州国民政府公布《出产运销暂行内地税征税条例》，宣布自11月1日起正式对出口货物开征附加税；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停止封锁宣言》，于当日12时撤回纠察队并停止封锁，称此举是依照时局需要的革命策略，“英国炮舰政策一日不改变，‘五卅’、‘六二三’之惨案一日不申雪，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则吾等之使命一日未尽，而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一日不停止”。同日，由广州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设立的内地税局开始办公。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多月最终结束。
罢工结束后，罢工机关仍保持运转。但仅仅两个月后，广州政府对工人运动态度大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封，工人纠察队武装被解除，广东工人运动转入地下。在此危局下，经过省港大罢工洗礼的广州工人群众自发组织自救队、义勇团等团体，成为1927年广州起义的重要力量。正如邓中夏所言，“省港罢工遗传下来的种子，直接影响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的诞生”。张太雷也高度赞扬罢工的意义，认为“他们争回了其他同胞所没能争回之中国独立的光荣；他们给予最强大的大英帝国以他人所不能而未曾给予的大打击；他们帮助建立了中国革命同志多年奋斗而未能建立的国民革命基础。这班省港罢工工人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功绩是我们永远应当记得的。他们的服从精神，牺牲精神，奋斗精神，将是我们及我们子孙的永远的模范”。
纵观罢工全过程，其深受国内外政治格局影响。广州政府内部右派势力崛起、蒋介石与苏联顾问团关系紧张，导致罢工条件持续恶化。洛迦诺会议后，西方反苏攻势加剧，苏联为避免与帝国主义冲突，审慎调整在华政策。在布勃诺夫使团与远东局使团抵粤考察后，罢工委员会与广州政府权衡形势，最终同意结束罢工。港英方面坚持分化广东、拒绝任何赔偿，并在北伐启动后认定华盛顿体系在华失效，甚至策划以武力终结罢工；但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其无力单独应对中国局势，最终默许通过征收二五附加税解决罢工。由此可见，省港大罢工的起止，皆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下，多方力量此消彼长、反复权衡与相互妥协的结果。任何局部抗争都难以撼动旧制度的根本，中国革命必须以更广大的社会力量作为根基。正如毛泽东在分析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时所指出的，“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结语
省港大罢工是中国革命史上反帝斗争的典范。此次罢工动员规模空前，凝聚了前所未有的人力物力，持续时间长久，形成了具有准政权性质的工人组织与纠察力量，并获得广州政府的有力支持。罢工还享有相对稳定的财政资助以及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与同期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地的工人运动相互呼应，共同汇成一股国际性反帝浪潮。
在省港这一国际化的区域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反帝斗争，不可避免地嵌入英苏两国在华南的战略博弈之中，受到国际格局制约。共产国际在欧洲革命低潮后将突破口转向东方，将广东视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关键支点，希望借罢工削弱英国在亚洲的据点——香港，以稳固南方革命基础、推动中国革命。但在这一过程中，出于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考量，苏联又不得不顾及对英关系，避免过分触及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英国方面同样处于结构性制约之下：一方面，华盛顿体系限制其在中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为维护殖民体系，英国又不愿妥协安抚工人。在英苏正式建交、关系极为脆弱的背景下，英国虽早已将苏联视为罢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却又不能公开以“反苏”之名行事，以免诱发更大范围的关系紧张。于是，英国只能通过分化广东政局、借助港商试探广州态度等方式尝试解决罢工。双方在维护核心利益的同时，不得不将真正意图隐匿在与广州政府、罢工委员会以及港商的交往中。罢工在多重力量牵制下逐渐陷入拉锯，既难以扩大，也难以结束。
从国内层面看，罢工搅动着广东政局，使国民党左右两派、国共两党、地方军阀及南北政治力量的矛盾交织叠加。罢工每一次延长，都加深广州政府的财政危机，加剧内部矛盾。当国内外形势变化，特别是北伐开始后革命重心转移，罢工迅速让位于军事行动。最终，二五附加税成为打破罢工僵局的关键方案，各方达成妥协。中国共产党作为实际组织者，在罢工中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始终无法独立决定罢工的走向。
省港大罢工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即使组织最完善、条件最优越的城市工人运动，亦难以突破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城市特别是沿海通商口岸，既为中国工人阶级聚集之处，又恰为帝国主义力量最集中之处。任何触动帝国主义核心利益的革命行动，都会遭遇国际政治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双重制约，中国内政有可能被放大并嵌入国际博弈之中。罢工最终以“自行结束封锁”落幕，表明单纯依靠城市工人运动不足以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此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且卓绝的探索，逐步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实现革命胜利。这一转向并非偶然，而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后作出的必然抉择。省港大罢工虽然未能完全实现预期目标，但其展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积累的组织经验，都为中国革命发展提供宝贵启示，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作者夏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雷邓渝瀚，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