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时间，网络上围绕“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言论引发争论。有的认为“说这句话是反讽日本侵略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夺取了全国胜利”，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是真心感谢日本侵略，因为国民党为抗击日军而实力大损，而中国共产党则乘机壮大实力。持后面观点的以茅于轼为代表。笔者认为，上面两种观点或许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如果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后一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中共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壮大，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蒋介石和美国。下面引用的史料来自徐中约先生的《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香港中文大学第六版）。徐中约是美籍华裔著名历史学教授，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

  徐中约指出：“在此后的抗战岁月里，国共冲突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虽然蒋一再宣称中共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因而应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但他却派遣一大部分最精良的部队封锁了西北的共产党地区，其意图是——当对日战争结束后爆发内战即动用这部分部队。共产党方面也不停地扩充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在根据地实施一些意义深远的纲领，为未来的对抗作准备。”在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核心部分被国民党精锐部队围困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想要突围出去打日军是不可能的。未被国民党部队围困的共产党的晋察冀根据地，则一直坚持打击日军。毛泽东则利用蒋介石的围困，化不利为有利，不但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且也使美国刮目相看，进而给予支持。徐中约在《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一章中描述：“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为毛泽东和中共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时间，整顿政党和军队，组织民众，创设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毛泽东正处在创造力的顶峰时期，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形势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特殊要求巧妙地结合了起来。所以，延安经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来说就具有创新的意义；正是在延安经验中种下了毛泽东最后胜利的种子。”

   共产党在延安的发展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毛泽东知道，要让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上精彩亮相，通过外域人士的眼光来传播最好。于是就出现了西方人士来访潮，而且从他们口中出来的几乎都是赞美之词，包括美国官方人士。徐中约写道：“1943年初，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的政治顾问戴维斯(John P. Davies)建议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团前往中共控制区，但这个建议没有被史迪威采纳。戴维斯在1943年6月24日和1944年1月15日再次向史迪威和国务院递呈了他的建议；他指出中共军队是华北地区最有凝众力、纪律最严明也最有进取心的抗日部队”“戴维斯和谢伟思确信蒋消灭不了共产党，极有可能的是共产党打垮了他，除非国民党实行激烈的改革。1944年11月初，接替谢伟思在延安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由蒋掌握，而是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在延安的军方使团把共区称作是‘一个不同的国家，延安是中国最现代的地方’。美国人一再注意到中共的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1944年秋，他们就预见到中共非常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就连那位以亲国民党立场著称的罗斯福总统驻华特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也在1944年11月访问延安后评价说，中共是‘中国唯一真正的民主分子’，他们‘事实上不是共产党；他们正在为民主原则而奋斗。’高斯(Clarence Gauss)大使也认为他们可能赢得最后胜利”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崛起最应该感谢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保护”，共产党才有了足够的时间争取民心，而且毛泽东才名副其实地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把手；由于西方人士、特别是美国官方人士的满口赞誉，才使中国共产党有头有面地登上了世界的舞台。不感谢他们也实在是说不过去的。台湾史学权威郭廷以和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述，而且主旨一样，各有精彩。因下面还要谈谈911的问题，就暂时放下。有时间再专门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

  911后一晃十年。十年间，尽管美国还是第一强国（未来N年也还是），但美国的实力这十年一直走在衰退的道路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走在前进的道路上。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进一退，谁又应该感谢谁呢？

  著名的香港记者秦家聪认为“事实上，说‘中国要非常感谢本拉登’一点都不为过。”这应该是许多人心知肚明的事。但作为讲究现代文明，讲究外交礼仪和艺术的中国，不宜这么脱口而出。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应该感谢小布什。正是这个二愣子总统（但在搞选票的龌龊勾当上一点也不二愣子），头脑一发热，匆忙出击，打完了阿富汗又打伊拉克。本来克林顿还留有富余的钱，结果打不了几天就花完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借债度日。《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分析了小布什无论如何也要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动机。他认为这是与小布什成年后才真正感悟到基督教有关。小布什深信，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正是神赋予了他推翻恶之化身萨达姆，解救中东人民的使命。说到这里，我们或许也要感谢基督教：是它，改变了小布什当时的目标---上台之初他和他的政府正瞄准中国。

 本拉登虽然被美国打死了，但他生前或许要感谢美国。他不但要感谢当年出道时美国相中了他并亲自培训了他，更重要的是小布什帮助他初步实现了他们“圣战者”的战略目标：在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播下冲突的种子。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此有同样的判断：“拉登如果在死后还可以对过去十年进行回顾的话，他是有理由感到由衷欣慰的。虽然他没有创立梦寐以求的哈里发统治区，但把美国拉进与穆斯林的血战当中。”

 虽然911后美国实力走在衰退的道路上，但成就同样是不可忽视的。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9月6日就说：“自911事件以来，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打击了‘基地’组织和该组织的领导人，这足以令我们感到骄傲。”美国取得这种骄傲的成就又该感谢谁呢？在国际上首先应该感谢中国。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记得有位叫田中宇的日本作家早在2004年就指出了美国感谢中国的理由。他认为，911后美国一直打仗，军费迅猛增长，财政赤字急剧膨胀。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只能大规模地发行国债。中国逐渐成为了美国以外的第一号大买主。这在实际上是支持了美国的打仗。你打仗，我雪中送炭，你难道不感谢我吗？!

  谁应该感谢谁，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个仁者说仁 智者说智的问题。但是，历史上的事情，对每一个偶然事件会有不同的解读，历史发展的趋势却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而有智慧的史学家们们，有识之士等等，往往可以把事情看得清楚一些，分析得理智一些。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也会解放全中国；即使没有911事件，中国的崛起也是阻挡不了的。徐中约先生是这样总结的：

  他认为国民党垮台的原因有很多，但一个更加基本的原因是“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这就是说，赢得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农民的心，就赢得了中国的政权。

  在他的《中国近代史》最后一章“中国的崛起”中，他写道：“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专家、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萨莫斯(*2001年起，任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H. Summers)以展望历史的方式评价中国的未来。他说：‘很可能在一百年以后，当人们书写二十世纪后期这段历史时，最有意义的事件就是中国所发生的革命性的变革，它很快使共产主义变得只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一个多世纪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到了下一代，唯一有机会在绝对规模上超过美国的国家就是中国。’”无疑，徐中约先生是借萨莫斯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徐先生已经于2005年去世，他对中国崛起的预见正在得到验证，而且还会不断地得到证，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