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鲁笳：毛主席是怎样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的？

1949年，毛主席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捷报

从1953年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53年7月根据中央决定改称省委第一书记，到1965年8月我奉命调离山西，先后12零8个月，是我一生中在毛主席直接教诲下度过的最难忘怀的岁月。毛主席是怎样教诲我们这一代省委第一书记的?这是我每当回忆辞去的岁时都在反复思索的课题。我曾写过的几篇回忆文章，例如《毛主席教我们读书》《毛主席谈辩证法》等，都同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个主题直接相关，但它们都欠全面。毛主席为了教我们当好省委书记，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寄予了那么多的厚望，这笔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是绝不能忘怀的。现在，我重新翻阅那12年间的现场笔录，并围绕这个主题，从中归纳成12个要点，分述如下。

省委第一书记要抓理论工作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衰退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我们说，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即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可是现在他们不要了。省委第一书记不要光搞实际，九分搞实际，有一分还要搞理论嘛!实际固然重要，理论更重要。他们抛弃了列宁主义学说，我们中国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指赫鲁晓夫)，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人头脑发昏。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我在电话里就跟他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给我们当省委第一书记的敲了一下警钟。如果你工作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就翘尾巴，你总有一天也会像赫鲁晓夫一样利令智昏的。

毛主席还说，苏共“二十大”以来，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非常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斯大林，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那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非常拥护的。这就是不道德嘛!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对全世界所有头脑发昏的共产党人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的进攻。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采取整风的方式，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派的伟大斗争。毛主席在1957年7月青岛会议上，号召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这场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毛主席就是这样教我们省委第一书记在思想工作和理论工作上，要有如此大的气魄，要看得见，抓得起。

实际上，半年之前，即在1957年1月那次会议上，毛主席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就曾明确指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在路线问题上要戒‘左’戒右”

1957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谈到反对右倾保守问题时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经较多的反对急躁冒进。这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就是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反掉了。结果，正气受压，邪气上升，右倾保守思想多了。我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几条路线可走，但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条比较合理的路线，和群众在一起，站在群众前头，鼓舞群众前进，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果。这是正确的路线。另一条路线，照常规办事，按照老样子走路，结果思想落后于实际，群众没有劲，这是错误的路线，我们叫它保守主义。人总是惯于按照老习惯想问题，但共产党员就要有打破常规的勇气。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正确的领导方法。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全面规划，接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问题，发现先进经验，发现新生事物，创造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用积极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克服消极的东西、落后的东西，用正气压倒邪气。怎样发现先进经验呢?一句话，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所谓解剖麻雀并不需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把几只麻雀解剖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这就是从个别中就可以看出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先进经验。

总之，要抓先进经验，并且要推广先进经验，也叫作抓典型。这是政治问题，也是领导方法问题。要抓先进经验，就要研究它为什么先进;要推广先进经验，就要研究落后的为什么落后。这样就可以取得比较全面的知识，取得指导全盘工作的发言权。

另一种领导方法，就是坐在办公室写公文，办公事，不发现问题，不解决问题，这在中央有，各省市自治区也有。天办一堆一堆的公事，并不等于解决重大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几个书记，一年之内，总要轮流不在办公室办公事，下去看看，否则就要“感冒”。下去时，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类型都要看，最好要蹲点，并且要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路线问题上要戒‘左’戒右”。这是毛主席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的。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不顾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有喜欢“左”的，也有喜欢右的，或者喜欢中间偏右，这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最明显的例证。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党内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解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批评说，你不能确立这个秩序，因为每日每时都在增长着社会主义因素。你要确立这个秩序，就势必阻碍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就过渡不到社会主义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主席说这个提法，缺点是不明确。仔细分析就有毛病。好像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有一天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的提法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是逐步，可以反“左”;因为要过渡，又可反右。所以这个提法完全符合两条战线斗争的原则。历来的经验证明，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往往容易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毛主席总是提醒全党，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更不要用一种倾向反对另一种倾向。总之，要注意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鉴于国际教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有很多特殊权利，可能形成特殊阶层而脱离群众。列宁说过，英国工人中有一部分成为贵族工人，离开了工人党，离开了工人群众，成为社会沙文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特殊阶层，那就和英国的贵族工人一样，也将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因而就将产生大国主义(对外)、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专制主义(对人民群众)的错误。在我国也有可能出现新贵族。所以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贵族化。县委以上全国有几十万人，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同志同群众生活的距离越短越好。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别是新工业区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学生、工人住大楼，领导干部住草棚，这是对付学生、工人上大街闹事的好办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当解放军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在和平时期逐渐缩小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待遇差别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的建议时，毛主席说：我赞成这样做，但不要搞绝对平均主义。他还用强调的语气说，我是历来主张解放军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军队这样，地方的“文官”就更要艰苦奋斗，否则，军队就要将你的军。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我们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39年前毛主席说的这句话，我认为现在仍然应该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说，各级党委要抓报纸。过去一个时期，报纸上片面地、不切合实际地宣传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宣传的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

1954年，毛主席修改宪法草案。

对原则性问题要有明确态度

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有些高级干部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有所知情但态度沉默。毛主席讲话时，对他们不指名地批评说：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有些同志头上没有长角，有些同志头上长了角但不尖锐，缺乏斗争性。牛长了两个角是为了斗争。有些同志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表示意见，不批评，批评也不尖锐，是害怕同志间不好相处，害怕丧失选举票。为什么坐在凳子上不发言，凳子也还要有折旧费嘛!害怕丧失选举票，恰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除这个距离。

毛主席在1954年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你要批评一个人，你是有这个权利的，但要有勇气反对你所认为不正确的事。当然要采取合法的方式。批评时，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支持你、拥护你，与你合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样，先取得批评的资格，才能使批评的结果不致引起对立。现在有的人采取要么就不批评，要么一批评就对立起来。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不批评对党不利，还是要批评的。有些人光摸别人的老虎屁股，而怕别人摸自己的老虎屁股。在这种人面前不要唯唯诺诺，要有勇气反潮流。紧急的时候，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

毛主席还说：批评要不问对象、不顾情面、大公无私。对事不对人的说法，不对。这是绅士的口号。对事也要对人。对敌对的坏人坏事就要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即敌我不分。党内问题，则应采取诚恳坦率的方式，进行同志式的帮助。有些同志在这个界限上很模糊。同志间批评一次就是最珍贵的帮助。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1958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针对党内有一种不敢讲真心话的情况说，有的同志有这样一种处世哲学，“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就说明他头上没有长角，因而没有斗争性。不敢讲真心话，无非有六怕，即：一怕被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牢，六怕杀头。只要准备最后一条——杀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当然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不恐惧，所以我们提倡开会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对于真正的先进分子来说，为着坚持真理，就不应怕这一套，就应该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

“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1962年1月，在北京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常委也经常有这样的事，我的意见对或不对，看多数同志是否赞成，我服从多数嘛!在一个省，哪有省委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的呢!那是霸王。现在我们的省委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我看你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的。我这样说，就是要触动你一下，使你三天睡不着觉。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作了自我批评，我说要把我的错误和我的自我批评传下去。但是，有些省就是不传。这不对嘛!不能隐瞒嘛!谁叫你当主席!谁叫你当第一书记!老虎屁股摸不得?!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到小组会上一坐下，人家就不敢说话了。你待在自己的房子里，回避一下，让人家说话嘛。现在，我们还有困难需要克服。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不向干部交心，不让他们充分说完自己心里的话，怎么可能集中正确的意见呢!怎么可能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怎么可能克服困难呢!

“要反对官气”

毛主席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请同志们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中都要注意这一点。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到农业社、工厂、商店、学校去，解剖几只麻雀。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靠做官，对人不平等，这是官僚主义。靠这一条吃饭，就会妨碍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要扫除这种官气。看谁有真理，不管是淘大粪的还是扫街道的，只要真理在他手里，就要支持他、赞扬他，并且要向他学习。真理不在你手里，就不管你的官有多大，群众就不买你的账。官气，摆架子，看不起人，不平等待人，这不是什么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相反的，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共产主义精神。不管你职位有多高，只要有半年不去接触实际，接触干部，接触一部分工人、农民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了解他们心里想的什么，他们经过什么苦难，你的脑子就空了，马克思主义就失灵了。

毛主席说，要反对官气，这对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的领导同志来说，尤其重要。官气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清朝、国民党那里学来的。以为我们胜利了，也应该是他们那个样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最容易滋长官僚习气。有些官气，甚至超过国民党，例如，衙门之大，官气之足，如不打掉，不得了。因为有官气，就引导群众为“五大件”(注：五六十年代流行于群众中的所谓“五大件”是指：钢笔、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也即为人民币而奋斗，如同国民党引导人们为法币、金圆券而奋斗一样。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众并没有感到彻底解放，情绪不满，气不顺。他们感到一层层的官压在他们头上，而官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是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总而言之，从上到下，官气十足，上下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不能以诚相见，老百姓怎么能舒服呢?现在下去做调查研究，官越大，招待费越大，公安保卫人员越多。招待简直是灾难。好像《四进士》里的“巡按出门，地动山摇”，我们有多少巡按，部长就是尚书。湖南和广东省委要写一个招待问题的报告，作出严格的规定。经过1957年的整风“反右”，官气开始打掉了一些。凡是官气打掉的地方感动了工人阶级，群众痛快了，就马上检查自己，说为人民币而奋斗，不对。去掉币字就对了。就是要为人民而奋斗，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官气最严重的是死官僚。死官僚是上不信中央，下不信群众，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无法无天。死官僚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这种人要批判，批判到他活过来，或者调动他的工作，违法乱纪的，要绳之以纪律。总之，不能让死官僚占着茅坑不拉屎。

我们的官气同国民党的官气一样不一样?当然不同。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但是官气是相同的。因为我们的官气是从国民党那里学来的。共产党员如果官气十足，那就是国民党作风。国民党的官气是改不掉的。要改，除非是推翻它的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的官僚制度。我们的官气，是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有缺点，并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两个指头的问题，整一整风，把脏洗掉就行了，不必把指头砍掉。

1954年，毛主席在北戴河

“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

1961年5月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看，1959年2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和同年4月召开的上海会议都是对的。毛病出在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上。我写的《六条》(注：“六条”即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们的一封信。这六个问题是：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也不灵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懂得价值法则?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我就讲过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现在看来，县社队干部都还没进这个学校。不然，为什么都不懂什么叫等价交换呢?为什么一说要大办工业就一平二调刮“共产风”呢?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我看了第三遍，其中有一章到了社会主义也要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并且着重讲了价值法则问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政策汇编，党校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口号汇编。斯大林讲的是社会科学。他说，客观规律不能创造，也不能违背，谁背了谁就要受到惩罚。我们从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就因为违背了客观规律而受到了惩罚。

在1961年5月和1962年6月先后两次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大讲教育干部的问题。他说：不教育干部没有出路，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要办好党校，办好各种训练班。譬如，你们这次回去要开省地县级干部会议，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训练班。你们当大先生，有些懂得事的人当小先生，教材就是《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间半个月，每县至少来两个领导干部。他们回去后，再教育社、队、小队三级干部，然后还要教育群众。

为了使我们深刻认识教育干部是战略问题，毛主席两次讲话都讲了党的历史。他说，过去我们党搞民主革命就是用多次失败的教训来教育干部的。陈独秀不懂民主革命，把蓬蓬勃勃的大革命搞失败了，这是第一次大失败，只好上山打游击。后来，建立了好几块红色革命根据地——苏区，红军也发展到30多万人。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后头又出了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这是又一次大失败。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二万八千人。当时我就说过，是现在的二万八千人强，还是过去的30多万人强?我的回答是，现在要比过去强得不知多少倍。理由是，现在这二万八千人是刀山火海中锻炼出来的，它所产生的力量是过去30多万人所无法比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七大”前我们党内没有真正的统一。有两派，一派叫主观主义，一派叫马克思主义。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我们从1942年到1945年上半年进行了三年半的整风，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了“七大”，真正统一起来了。“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以后，我们党在党、政、军、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完整的一套。革命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到1948年“三大战役”就取得了震惊中外的伟大胜利。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伟大胜利的取得，就是因为整风教育了干部。民主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充分说明了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

最后，毛主席说，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第一书记挂帅，办好报刊

1958年在中央先后召开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昌会议上，毛主席多次谈到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好党报、党刊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提到他1月12日写给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长韦国清的一封信，是谈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中说：“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后来，广西一位负责同志告诉我说，毛主席送的几份地方报纸中有河北日报、山西日报等，并且毛主席还当面对刘建勋、韦国清同志评论这些报纸说，山西日报的评论文章包括社论写得比较好，有的很有分量。河北日报的版面编排得比较活泼，报道文章也短小生动。毛主席那样忙，还抽出时间阅读地方报纸，而且那样细致认真，又有比较，又有评论，我们这些当省委第一书记的能不心悦诚服吗!毛主席在这次会上还讲，他之所以写这封信是要提醒全党，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第一书记挂帅，党要抓紧。在同年3月9日的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又说，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3月22日，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时批评了陈伯达，说他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毛主席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办自己的理论刊物。各省办的刊物，也要富有理论色彩，内容不一定限于本省，宇宙间的一切事情都可以谈。

为了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会后山西省委很快就办了自己的理论刊物《前进》。这个刊物的刊名是我报请毛主席题写的，一直沿用至今。

“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

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即将结束时，毛主席说，你们回去“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要像这次会议那样把它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的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一开头就提出，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多值得注意的问题。譬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在社会上有一种思想动向，对农业合作化有无优越性议论纷纷。因为有些合作社农业减产，社员收入减少，于是就有人跳出来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富裕中农单干思想抬头，想退社。这种动向反映到党内，有些干部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这种社会上的思想动向也值得我们注意。

对如何抓思想动向，毛主席就是这样给我们作了示范。

在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主席曾在几次会议上说道，这次郑州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但是，因为怕耽误春耕，开的时间太短，思想没有展开。所谓“打通思想”，实际上是“你打我通”，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教训。所以毛主席提倡，开会要虚实并举，先虚后实或先实后虚都可以。总之要有一定的时间，只务虚不务实。就是说，让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展开争论或辩论。经过这样思想交锋，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去说服不正确的或动摇的意见，达到统一认识就比较好办了。

毛主席还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说，无论开什么会，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是人们平常不大接触的。要先下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毫米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废除。

1958年，毛主席在四川农村考察

文件、文章、讲话要准确、鲜明、生动

毛主席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谈到工作方法时说，纠正中央和省委主要领导干部在搞文件、写文章、讲话时的缺点，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无论是搞文件、写文章和讲话，都要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是最坏的方法。有的人只讲观点，但无材料，不好。有的人只讲材料，不讲观点则更坏。材料是为了说明观点的。反对什么，主张什么，要旗帜鲜明。说明问题只需要一个、两个典型材料。啰啰嗦嗦一大堆材料压死人。一个人研究问题要掌握丰富的材料。但会上发言只需要典型材料，解剖一两只麻雀就行了。开会用的材料和大著作用的材料要有区别。

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一开头就说，为开这次会议中央各部门写了12篇报告，很好。但有些问题，如指标、数字等都要有根据才有说服力。下次开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要写一个报告来，谈主要的问题，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明年2月1日开会之前送到。不要写100个问题，要少于10个问题。有几个问题加以突出起来，有几个问题可以带几笔。毛主席提示我们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很严，如何写指点得也很具体。

如何写文章?毛主席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讲得最精辟。他说，最后，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讲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作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1958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还说，文件、文章、讲话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要有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这个话我讲了多年，总不起作用。当部长的、当书记的，官做大了，自己不动手，靠“二排议员”(秘书)动手，结果，搞出来的文件、文章，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缺乏逻辑，前后互相矛盾，不讲究辞章。总之，缺乏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1964年3月，在邯郸停留的专列上，我向毛主席汇报朔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解决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时，毛主席说，那是尉迟恭的故乡……开这样的会不一定在县城，也可以到乡下去开。万里长征还不是走到哪个村坐下来就开会，有什么房子呀，睡觉有什么床呀，有一块门板、一些稻草就可以睡觉。革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现在革命胜利了，大房子也来了，汽车火车也来了，病也来了，官僚主义也来了。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下来我又改，然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须知，这也是劳动，不亲自动手怎么行呢!

对犯错误者的态度和方法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对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我们对犯错误者的态度和方法是：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而又批评他的办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团结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1963年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向我们传达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其中在讲到对犯错误者的态度时说，凡犯了错误，只要能改正的，一律要使用。为此毛主席讲了历史上秦穆公的故事。秦攻郑国，被晋国抄了后路，全军覆没，被晋国俘虏了三位将军。这三位将军因为在晋国有私人关系，晋国的人把这三位将军放走了。晋王发觉了，派人追，未追回。秦穆公穿着孝衣迎接三位将军，并说，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秦穆公照旧任用这三位将军。过了三年，秦军便把晋军打得全军覆没了。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受到冤屈时应有的正确态度

1956年9月毛主席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到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受到冤屈时，往往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从此消极不满，一蹶不振;另一种是，把它当作有益的教育，发奋读书，继续寻求真理，坚定信心。第一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不可取的，应该采取第二种态度。毛主席说，我过去受打击、受处分共有20次之多。人家批评我说，“枪杆子出政权是错误的”，“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被封为“狭隘经验主义”，就是说，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撤了职，没事干，逼得我只好读书。读书当然就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血的教训中，寻求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使我得到很大的益处。

毛主席说，一个人受到冤屈，就是说，你本来是正确的，但被人封为机会主义者，错误不在你，而在封你为机会主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相信一条真理，叫作，白的说不黑，黑的说不白。或者叫作，坏的说不好，好的说不坏。要相信我们的党是掌握真理的党，是实事求是的党。过去受到过冤屈的好同志，往往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得不到平反，但是终究是会得到平反的，生前得不到平反，死后也会得到平反昭雪的。否则我们的党就不是讲真理、讲实事求是的党了。曹操、秦始皇、纣王我们还不是给他们恢复名誉了吗?

毛主席的这些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打击迫害，被关押五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我没有得过什么病，精神没有垮下来。主要原因就是我牢记毛主席以上的这些话，从中得到了精神支柱。我还发奋读书，读了马恩全集、马恩通信集，列宁的主要著作，毛选四卷，还有鲁迅的若干著作。由此我也深感得益匪浅。作为一个担任过省委第一书记的人，我经受了受冤屈的考验，算是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教诲吧。

1996年2月

(本文原载陶鲁笳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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