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学与遏制中国深度捆绑

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始终围绕如何应对一个被想象出来的“中国威胁”，而非真正客观地理解中国。当学术视野被地缘政治绑架，研究结论服务于遏制他国的战略需求时，该研究领域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理论的贫瘠、现实的失语与范式的衰弱。

美国中国学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分支，本应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与社会进行客观、系统的学术探究。然而，该领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发端之际便与美国国家战略紧密相连，服务于“认识对手、理解对手”的政治需求。随着中国崛起、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权力与知识的勾连从未像今天这般紧密而复杂。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加紧对华遏制，还试图通过制造“认知锁链”来操控国际社会对华认知。学术研究不幸上了遏制中国的战车，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日趋政治化的美国中国学深陷描述失真、解释失灵的困境，在自我封闭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衰弱。

为遏制中国战略提供“弹药”

美国中国学的政治化最直观地体现在学界与政界日益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所谓“旋转门”机制，原指政客与公职人员流入私营部门任职的现象。美国中国学界“旋转门”机制表现为许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频繁穿梭于大学、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身份在学者和官员间切换。他们依仗学术背景为政治决策背书，又利用政府资源反哺个人研究，时而为师，时而为官，成为一股影响颇大的力量。美国学者杜如松(RushDoshi)就是一位活跃在学界和政界的代表人物。他曾在美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后又加入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对华态度强硬，在其著作《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LongGame:China’sGrandStrategyto DisplaceAmericanOrder)中断言中美对抗不可避免，极力渲染“中国取代美国”的威胁论。臭名昭著的美国“反中智囊”、特朗普政府推动“中国行动计划”的幕后黑手、华裔学者余茂春，鼓吹“没有比中国更大的威胁，也没有比遏制中国对世界的威胁更重要的战略目标”。政客与学者二重身份的叠加与利益捆绑，使部分学者褪下客观的外衣，沦为鼓吹中美对抗的“御用文人”。

如果说“旋转门”机制污染了知识的生产者，那么对核心议题的政治化操弄，则污染了知识本身。近年来，在美国学界和舆论场中，各种关于中国的负面议题被精心“制造”和放大，如同聚光灯一般，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特定方向，系统性地构建对华负面认知。“中国威胁论”无疑是这条“议题生产线”上的核心产品。美国学界炮制大量反华文章、著作，如白邦瑞(MichaelPillsbury)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TheHundred-YearMarathon:China’sSecretStrategytoReplaceAmericaastheGlobalSuperpower)，将中国的发展污蔑为一场旨在颠覆美国霸权的“秘密战略”。在此框架下，中国的任何进步，无论是经济增长、科技突破还是军事现代化，都被歪曲为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重大威胁”。

与“中国威胁论”相伴而生的是“中美冲突论”。“中美冲突论”带有浓厚历史宿命论色彩，将中美关系框定在零和博弈的死胡同里，认为两国由于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地缘战略的差异，必然走向对抗和冲突。一些美国学者通过历史类比、模型推演等方式，将中美竞争夸大为两类文明的冲突、两种制度的对抗，试图证明中美爆发冲突的“必然性”。更有甚者公然鼓吹以中美竞争为核心的“冷战2.0”，将中国台湾渲染为新的“西柏林”，其目的昭然若揭——通过刻意放大中美分歧制造恐慌，为美国的遏制围堵政策营造一种“别无选择”的氛围，封堵理性对话的空间。

当需要配合对华金融战、科技战时，各种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便粉墨登场。如中国经济“见顶论”、“崩溃论”、“债务陷阱论”等，以及对新疆、西藏、台湾、南海等问题的歪曲和炒作，构成美国对华“认知战”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美国政府或军方资助的研究项目的目标往往是寻找中国的“弱点”或“威胁性”，其研究结论自然会成为国会山辩论中鹰派议员的筹码。

在一系列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引导下，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性被严重侵蚀和消解。行政部门和国会对一些主张接触与合作的“知华派”学者发起审查之风，营造一种“新麦卡锡主义”的恐怖气氛，对学者的学术独立性构成严重威胁。越来越多的学者为避免被贴上“亲中”标签，开始进行自我审查，不敢发出与主流论调相悖的声音。曾长期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的李成认为，包括佐利克、兰普顿等在内的一批“知华派”学者已被边缘化，美国中国学界的理性声音在决策圈中影响力骤降。此类以意识形态划线、排斥异见的做法，严重侵蚀学术研究本应具备的批判精神与创新活力，使美国的中国研究逐渐丧失客观认识中国、增进中美理解的功能，反而成为制造分裂和冲突的帮凶。

因霸权焦虑制造对华“认知锁链”

美国中国学的政治化倾向，是当前美国国内国际环境变化在学术领域的必然映射。究其根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深陷结构性危机，引发美国前所未有的霸权焦虑。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彻底暴露这套体系内在的脆弱性，沉重打击了西方的制度自信，危机至今余波未了。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低迷、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稳步发展尤为瞩目。中美发展境况的强烈对比，在美国政学两界催生出混杂着恐惧、嫉妒与敌意的复杂情绪。美国试图实施“认知锁链”战略，利用泛化的国家安全视角，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围堵、遏制中国。

古希腊思想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驱使我们的首先是恐惧，其次是荣誉，最后是利益。”当昔日的辉煌不再，一个前所未有的所谓“挑战者”——中国以稳健的态势崛起时，这种“恐惧”便迅速转化为美国政学两界强烈的霸权焦虑。美国的霸权焦虑是多层面的：一为“东升西降”、“东稳西荡”趋势下的实力衰退焦虑;二为非西方发展道路的成功带来的制度竞争焦虑;三为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规范失效和话语权旁落的秩序焦虑。在三重焦虑引发的强烈不安全感中，美国对华政策及其中国研究试图通过强化“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重新确立自身霸权的“合法性”。

为缓解霸权焦虑、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对华实施系统性的“认知锁链”战略，核心是在信息化时代利用话语霸权，系统性塑造和引导全球对中国的认知，并将其锁定在对美国有利的框架内。美国深知，能否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知引向负面并使之成为主流，事关对华遏制战略成败。于是，美国战略界和学术界密切配合，精心炮制出一系列披着学术外衣的新概念，如将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将中国的海外影响力污蔑为“锐实力”或“债务陷阱外交”。就连地理名词也沦为博弈的工具，美国试图用“印太”(Indo-Pacific)取代传统的“亚太”(Asia-Pacific)，以便在更大的框架内稀释和削弱中国的影响力。此类概念产生后，便通过智库报告、学术期刊、主流媒体等渠道，被迅速传播和放大，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决策者和公众的认知框架。当人们习惯于用种种标签化的词语来思考中国问题时，“认知锁链”已悄然形成。它将中国发展的复杂现实简化为一个个充满敌意的符号，将中国的每一个举动都解读为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本质上说，“中国威胁论”是美国威胁和遏制中国的工具。图为漫画《中国威胁还是威胁中国?》(China threat or China being threatened?) 中国日报社/供图

为这场认知战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是极端泛化的国家安全视角。在美国，国家安全已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框架，任何与中国相关的话题，从经贸科技到人文交流，都被置于此框架下进行审视。研究中国的目的不再是增进对中国的客观认知，而是服务于大国竞争的“知彼”之术，最大限度地发掘涉华情报信息，为美国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提供决策参考。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Shambaugh)说，冷战时期的中国研究被视为“战略需要”，“目的是理解、对抗并削弱中国”。历史仿佛正在重演，如今任何同情或客观评价中国的声音，都可能因“危及国家安全”而遭到打压。美国中国学界亦有理性的力量在顽强抗争。美国学者白洁曦(JessicaChenWeiss)在多个场合指出国家安全视角的泛化可能导致战略误判。她在2019年向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做证时表示，美国“全面遏制和脱钩政策是重大战略错误，可能适得其反，促使中国变成华盛顿所担忧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这些理性声音在强大的政治化浪潮面前显得力单势孤。霸权焦虑正驱使美国的中国研究一步步背离学术初衷，沦为维系霸权和政治倾轧的工具。

打破美西方话语垄断

面对美国中国学政治化、工具化倾向愈发严重的严峻现实，中国要主动作为，在历史大潮中占据引领思想的制高点，立足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深厚根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构建一个真正客观、包容、平等的“世界中国学”新范式，从根本上打破美西方话语垄断。

一是夯实内功，以理论自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研究的理论范式、学术标准，乃至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学界主导，往往只能在西方的语境里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实践常常被西方理论肆意剪裁。因此，打破话语依附、实现理论自主是重中之重。必须加快建构一套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实践、与世界平等对话的理论话语体系。要扎根中国大地，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概念的深刻内涵与世界意义，从“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的中国古老智慧中探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哲学基础，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具有高度学理性的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形成理论与方法的双重自觉。要用严谨扎实的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系统批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伪说，用学理和事实深刻揭示这些错误论调背后的霸权逻辑。中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只有足够自主、足够强大，才能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与西方平等对话，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西方的话语霸权。

二是内外联动，以开放胸襟拓展多元立体的国际交流格局。美国中国学的精英圈层已经因“旋转门”机制和“寒蝉效应”日益板结和封闭，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不能再局限于美国少数几家顶尖院校和研究机构，必须开辟更加广阔、多元的对话空间。一方面，以更主动的姿态“请进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高端智库访问学者计划等方式，大规模、多层次地邀请各国学者、青年领袖、媒体人士来华，进行长期、深度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要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学术环境，让来访者在鲜活的社会脉动中，独立地检验、修正甚至颠覆既有认知，亲身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另一方面，以更自信的姿态“走出去”，不仅要继续在西方主流舆论平台发声，更要将战略重心转向开辟新的对话渠道。要积极与亚洲、拉美、非洲等地区的中国学界建立和加强联系，重点团结和扶持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国研究力量，构建一个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鉴的知识共同体。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历史境遇和共同发展诉求，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更强的学习和借鉴需要。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往往关注发展、合作、交流、互鉴等议题，价值立场更客观理性，与西方主流的“威胁论”、“遏制论”形成鲜明对比。要善于运用现代传媒与数字技术，通过多语种纪录片、线上公开课、社交媒体等方式，将镜头和笔触对准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与奋斗状态，直接面向海外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讲述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打破美国试图构建的对华“认知锁链”。

三是破立并举，主动设置学术议题，引领世界中国学的研究方向。在舆论和学术的战场上，议题设置权就是主导权。面对美方炮制大量涉华负面议题的凌厉攻势，我们必须破立并重，逐步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和领导权。“破”就是要有意识地组织学术力量，对带有偏见的西方中国学代表人物与作品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批判，不仅要指出其研究的谬误，更要深刻揭示西方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概念陷阱和方法论缺陷。例如，针对所谓“债务陷阱论”，应以翔实的数据和丰富的案例，揭露西方少数学者抹黑“一带一路”倡议的真实意图。“立”就是要主动设置能够阐释中国发展道路正当性与世界意义的议题，比如围绕全球减贫治理、绿色丝绸之路、数字文明伦理、公共卫生健康等主题，举办高水平国际论坛，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共同探讨关乎人类未来的重大课题。要创办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以“世界中国学”为导向的多语种学术期刊，建立独立的学术评价体系，团结全球范围内所有客观、理性的中国研究力量，形成制衡美西方负面叙事的强大合力。

总而言之，近年来，美国中国学始终围绕如何应对一个被想象出来的“中国威胁”，而非真正客观地理解中国。当学术视野被地缘政治绑架，研究结论服务于遏制他国的战略需求时，该研究领域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理论的贫瘠、现实的失语与范式的衰弱。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所谓“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的最大驳斥。我们有底气、有能力、有责任为世界知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当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健康的世界中国研究新生态建立起来时，充满偏见与敌意的旧范式，注定会在自我封闭中走向历史的终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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