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周总理的崇高精神

到周总理身边工作

我是1961年从西安市入伍到了中央警卫团。

1968年8月，周总理提出，要从部队里找一位年轻的干部到他身边做秘书工作。这样，我有幸被选中，于1968年8月15日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也就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

我到总理身边前，在中央警卫团是一名连队指导员，当年25岁，总理已是70岁的年龄。当时总理身边的秘书由五六十年代的20多人逐步减少到3人：一位是在延安时期就做机要工作的孙岳，再一位就是从外交部到总理身边工作的钱嘉东，第三位是从总参作战部到总理身边工作的作战参谋张作文。又过了几个月，因为张作文的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值班，只好休息一段时间。到后来只剩下钱嘉东和我两个秘书，陪伴总理到最后。

按照总理给我们的分工，外事工作，包括外交、外贸、外经、对外友协，还有宣传、港台工作等方面的秘书工作，由钱秘书负责。其他党政军群等方面的秘书工作就由我来做。这是从秘书的业务分工上讲。按照工作时间，钱秘书主要是晚上，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一个时间段的值班，由钱秘书负责。早上8点到下午6点，由我负责。实际上，我们两人除了睡觉那几个小时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办公室里。因为要接听大量电话，翻阅大量文件，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各部门的，驻外使馆的，所有送给总理的电报、文件、资料，都要翻阅。当然，在那个特殊时期，全国全党全军由毛主席掌舵，但是许多具体的内政外交工作就落在总理身上了。重大的外事活动，包括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党政方面的重要领导人来访，总理还要求钱秘书到现场去办公。一些重要的国内会议，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要求我跟着去。总理给我们规定：两个人，一个白天，一个晚上。跟着他外出的时候，值班室不准关门，一人跟随出门，这样另外一个人就要继续值班，还特别规定秘书办公室不能关灯，值班室的电话不准改号。他对我们的要求特别严格、细致。总理和邓大姐还给我们所有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就是大家一起保党的政治影响。总理提出，工作人员在履行工作职责时，要和总理的职务联系起来，要和总理的名字联系起来，要和对待群众的态度联系起来。我们的共识是，一定要尽心尽力为总理服好务，把工作做好，绝对不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不能给自己的工作抹黑。

西花厅的五位秘书合影，左起：纪东、张作文、赵炜、钱嘉东、赵茂峰

我在周总理身边待了八年，可以说总理在各个方面对我的教育很多，并亲自指导我怎么做好秘书工作。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回忆周总理生前的故事及我的一些感悟，和大家一起分享：不忘初心、坚定不移的信念，心系人民、甘当公仆的精神，持之以恒、严于律己的修养，鞠躬尽瘁、敢于担当的品格。

不忘初心、坚定不移的信念

周总理12岁就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9岁说出了“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23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说“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总理在1974年6月1日因病进了医院，在医院住了587天。1976年元旦这一天，总理让工作人员给他找《国际歌》的歌词。据当时在医院里照顾他的老警卫员乔金旺回忆，总理躺在床上，邓大姐坐在他的床头，总理拉着邓大姐的手，两个人低声吟唱《国际歌》。我们两个秘书按照总理的要求，一直在西花厅昼夜坚持值班，没有到医院去陪护。总理去世以后，我问过当时在场的同志，我说总理和邓大姐不可能从头到尾吟唱这首歌，因为总理已经没有这个气力了。我问，两位老人唱得最多的是哪一句。他们告诉我，最多的就是那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就是周恩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的理想信念到这个时候还始终坚守在心里。初心和使命在周总理的身上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用他的实际行动，从心里、从他的血肉里铸的，直到生命止息。

心系人民、甘当公仆的精神

周总理常提到：进城不能忘乡，忘乡就是忘本。我到总理身边工作不久，有一次陪着他坐车到人民大会堂去参加会议。总理在车上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到一个地区去检查工作，发现了农村的一面墙上用石灰浆写着八个大字，并用手比画着说，一个字将近一米来高—“书记出巡，地动山摇”。我没有思考，很快地回答了一句：总理，书记出去，地动山摇。您出去，说不定有人会想到那一定是天翻地覆。在总理身边工作，他一直说我胆大，就是说敢于跟他讲话。但是这句话回答了以后，直到车到了新华门前头，他都没有回答我，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当秘书的，你说了话领导不理你，心里就扑腾，没底了。过了新华门，他才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能这样啊，这样就把群众和领导的关系颠倒了。不要搞那些轰轰烈烈形式主义的东西，领导就是要为群众办事，而且要办实事。不要把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作为自己好像做了多少事情一样，实际上它是空的。一定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做实际的事情。实际工作中，总理外出，除非工作需要，把随行人员数量减少到最低，包括总理陪外宾、到外地都是如此。

平时总理最关注的还是全国人民的吃饭和穿衣。比如说过年，每一个居民能增加多少斤大白菜，一斤多少钱？能给供多少糖、多少烟？等等。现在穿衣服，不考虑布票的问题。当时每个人一年能不能增加一张布票，过年能不能增加二两肉，都是总理关心的具体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做好经济工作，总理把余秋里、谷牧这两位部门领导调到国务院，住在他旁边。总理对他们说，你们两个一定帮我把住经济关。不然的话，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穿什么，还谈什么革命。

总理住院后，做了大手术还没有完全康复，躺在病床上不能下地，他深夜给李先念副总理打电话，说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山西的一个山区，当地供销社的盐比城里贵一分钱，群众不舍得吃盐，吃不上盐，你赶快派工作组去解决。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吃不上盐，因为一分钱还不舍得吃盐？那时候山区干一天活的工分也就几分钱，甚至几分钱都没有，年终结账可能还得倒贴，因为穷啊！他都病到那样了，还想着这样一件事。

在国务院会议上，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朝代更迭，制度变化，但是有一条没有变，就是所有的府衙、县衙的门口都挂着一面鼓，供群众击鼓鸣冤。只要有老百姓击鼓，不管府尹还是县令，都要升堂议事，何况我们现在是人民的政府。

总理对国务院机关的要求特别严格。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之所以建议中央从部队抽一些人充实到国务院各部门的政治机关，就是想通过这个办法来冲一冲机关的衙门作风。总理还跟国务院的部长、主任们讲：你们认为我当总理很轻松吗？不是啊，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是那么轻松，要戒慎恐惧，遇事总有畏惧心才好，要格外谨慎才对！

长江三峡大坝修建之前，曾先修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在三峡的下边江段。当时湖北省提出，要实现毛主席说的“高峡出平湖”，既发电又通航。为了这件事，现在我不记得总理召开了多少次会议才作出决定。到会的同志，湖北省的和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都同意修建。只有一位表示反对，这个人就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水利部副部长、水利专家林一山同志。他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南下工作团的秘书长，在党内以敢讲话闻名。对于这样一个有不同意见的人，总理都跟我交代，记着通知林一山同志到会。总理到了会议室，一进门就问：“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在一些关键、重大问题上，别人发言完了，他还都要问一句：“林一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每一次都如此。最后一次会上，因为前几次把具体问题，包括坝址、坝基、航道、过鱼道、货船升降机等都研究完了，该进行决定了。那一天下午3点开会，一直开到了晚上11点多。除林一山同志外，所有人都表示同意修建葛洲坝。这时，总理让林一山发言，林一山又重点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最后拍板的时候，总理说，与会多数人同意，国务院就通过了，明天我要报告毛主席。林一山在总理发言后，仍然表示反对。总理说，林一山同志，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而且，我要把你的反对意见也报告主席。但是你必须保证，积极地发挥你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作用，积极配合，把它做成千年大计、百年大计的工程。林一山当即表示，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保证，一定配合好。

散会以后，我本来要整理文件陪着总理回去，一看林一山同志还没走。我就提醒总理，说林一山同志还坐在那儿，没回去。总理快步走到林一山的跟前坐下来说：林一山同志，会上你都讲完了，你的意见我都记下来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林一山说，在您报主席之前，我仍然表示坚决反对。这样，两个人又坐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凌晨1点钟。总理说，林一山同志，你明天上午11点以前写出一份2000字的报告。我在给主席的报告后面，把你的这个报告附上，请主席最后定夺，你觉得如何？林一山同志非常高兴。第二天上午不到11点，林一山同志把打好的四页纸的报告送来了，总理把林一山同志的报告附在了给毛主席的报告后面。毛主席收到报告以后批示：同意兴建此坝。现在的方案和实际施工中的情况是两码事，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方案。

这样，葛洲坝就开工了。一年以后，在验收大坝工程的时候，发现坝体有蜂窝和狗洞，就是没有严格按照施工程序办事，坝体没捣实。这个事情反映到总理那里，总理立即召开了会议。当时水电工程部队的领导见到总理以后，有的流了泪。这样的工程质量，怎么能够保证长江上游的来水，何况要百年千年不垮。会议决定，炸坝重建。总理宣布，葛洲坝指挥部的主任由林一山同志担任，必须按照工期，按照规程，按照要求，保证工程的质量。林一山表态，我一定这样做，请党中央放心。后来葛洲坝经过几年修建，成功了，一直到现在还在正常运转，为长江三峡的修建摸索了经验，找出了教训，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总理的政绩观建立在为人民负责，为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的基础上。

持之以恒、严于律己的修养

关于总理的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了总理是我们党内严于律己、自我革命的杰出楷模。

周恩来在西花厅

我体会总理修养的特点：一是坚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都为总理人生修养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对传统文化总理主张既要全面继承，又要批判吸收。1973年“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狂潮时，总理专门为我们秘书作过批示：“你们不仅要看法家的文章，还要学习诸子百家。”他要求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多方面汲取营养，不要被当时的一片烟霾障目、一时的现象迷惑，要提高自己的辨识能力。

周总理从中学时就注意和实践自身全面的修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已经显现出来。南开学校特别重视学生仪容举止，要求学生衣着整洁，举止礼貌，教学楼入口处一面大立镜上镌刻着《容止格言》。这些对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穿衣，总理在家里办公，穿着也是很板正，从不随意，夏天仍然是短袖、凉鞋、浅色的裤子，出去穿着更是如此。

二是坚持向先进学习。总理那么忙那么累，很难抽出专门的时间坐下来读书。他通过什么学习呢？和专业代表团、工人代表团、外国政府和政党代表团等接触时，总理都不止一次长时间地向人家请教。通过这样的交流，他更多地掌握了国内乃至世界各个方面的发展趋势。像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等华人科学家，每次来总理都见，一谈就是大半天。包括重视基础理论方面的培养教育，这些建议都是科学家们给我们提出来的。

总理还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他青年时代就远渡重洋到欧洲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也认知和吸收了科学与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成果。当他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以后，仍然通过多种方法虚心向外国学习。这一点可以说在他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停止过。许多外国朋友认为，在周总理身上同时闪烁着东西方的文明与智慧，称赞周恩来是东西方文化最美好、最优秀品格的化身。

三是坚持自觉和持之以恒。周总理1943年3月在重庆党内整风学习时曾制定了自己的“修养要则”。这个“修养要则”包括了学习、工作、生活、思想、体质以及和群众的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三次提到了要进行自我批评。如“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与自己的和他人的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要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周总理还总结出五条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二、读书与实践相结合；三、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与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五、大局着眼与小处着手相结合。总理的一生都严格要求自己，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自觉接受监督。他曾经说过：“我们应该有遇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不得，丝毫马虎不得。”

我在总理身边待这么长时间，他的早餐从来都是那么简单，就是一片面包、一碗豆浆或者牛奶。面包就是现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把四个角去掉，抹上一点果酱或黄油，由当天值班的警卫员用一个铁箅子架着，在值班室的电炉子上烤热烤焦。这么简单的早餐还经常不能坐下来吃，要带到汽车上边听秘书给他读要闻边吃。如果我们秘书不去，就由医生或者警卫给他读。中饭、晚饭在什么地方吃，确定不下来。邓大姐和保健医生对他的生活很关心，每周都定一个菜谱，但是这个菜谱几乎没有按照执行过，因为他出去走到哪儿饿了，就让那里给他做点吃的，有时候就是一碗阳春面就打发了。我原来以为阳春面挺好吃，佐料很多，其实不然，就是面条浇点酱油汤，他还只吃姜，不吃葱，不吃蒜。真正的阳春面应该放点猪油，但总理的心脏不好，又不敢给他放猪油，就是放点高汤，一碗阳春面就解决了。

我陪总理吃过一次夜餐。那一天的会议安排得很晚了，10点多才开会，70多人，准备正式的夜餐来不及了。那晚总理和参会的同志一块儿吃的，每人一个二两的果子面包，一个煮鸡蛋。每人前面有一个小碟子，里面放一点盐，吃鸡蛋，蘸咸盐，啃面包，就是这么简单。

总理的吃饭简单且没有规律。他的两个警卫员轮班跟他出去，警卫员总是要带着烤炉和烤焦的花生豆。总理实在饿了，用餐又不方便，就给他用一个小盘摆上十几粒花生豆。总理边讲话边把这十几粒花生豆吃进去，补充一下体力。

四是坚持做到慎独和慎微。总理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他用慎独和慎微教育晚辈，也要求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从小事上就严格要求自己，管理自己。总理曾经这样说过，单独从事隐蔽之行为，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对待细微之事的态度，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这是他对慎独和慎微的理解。

总理对自己细微的事情，对隐蔽的事情都很严格。总理什么样的环境没有待过，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屠刀下，有时候一天搬两个地方。总理什么人没见过，多少金银财宝经过他的手？

总理得了癌症以后，陪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到洛阳去看石窟，在出发之前要吃一片药。医生把药片递到他手上的时候，没接好，掉到地下，不知道滚到什么地方去了。医生、护士蹲下来找，他老人家也蹲下来找。医生劝他：总理您别找了，我们给您找。他说不行，这是进口药，花外汇买的，很贵的。这是医生回忆的文章里头写的。他在这些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

鞠躬尽瘁、敢于担当的品格

“文化大革命”中，总理没黑没白地带病坚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内政外交大量的日常工作，落在了总理身上。他发扬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担负起了这样一副重担，一直到去世。

总理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又有心脏病。邓大姐也跟我们说，总理心脏不太好，你们平常安排会议，送批文件，要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能睡上五六个小时，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但是遇到外宾特别是政府首脑、党的高级领导人来访不断，国内事务繁忙的时候，总理每天都睡不了五六个小时。他睡觉的时候给我们交代，几点几分叫他起床。这种情况下，秘书和当天值班的警卫员两个人一起看着表，直到秒针指到那个点，才轻手轻脚地打开他睡觉房间的门，站在他的床头，由卫士叫他：“总理，起床吧。”有时候因为他睡得太沉，一声叫不醒，再叫第二声，还叫不醒，卫士只好推动他的肩肘把他唤醒。我陪卫士叫总理起床不知有多少次，没有一次总理说你们让我再躺几分钟。只要听到我们的叫声，或者把他唤醒，他马上起来。这时，我就要把他睡觉前跟我交办的事情，或者是在他休息期间，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情况向他报告。

长期这样超负荷地劳累，到了1972年5月一次正常的体检中，在总理的尿液里发现了红细胞。医生对我们说，工作上安排能否轻一点，文件少送一点，让总理早睡一点。经过多方面的化验，确诊总理患了膀胱癌。刚开始，红细胞很少。当时正在进行中美会谈，又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毛主席让总理负责筹备，加上来访的外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确定采取保守治疗的办法，用电灼，注射药物。为了不影响工作，每次治疗都是在家里进行的。经过几次治疗，一段时间效果还好，便血没了或减少了。可以说，每一次治疗都有效果，但是每一次治疗都有反复，而且反复一次比一次严重。由小便里带血发展到便血，一直到1974年5月，将近两年时间。我看过总理留下的一次尿样，连一点黄色都没有，完全是鲜红的血，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便血越来越重，总理的体力明显下降，体重也减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安排会议、送批文件是很注意了，但是也不能不安排，必须总理办的事还得办啊！1974年5月，总理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经过毛主席、中央政治局批准，于1974年6月1日下午住进305医院，开刀治疗。这一天上午睡觉时，总理跟我说，下午起床以后，我进305医院，你把需要带的东西都给我带上。他交代我带的东西都是文件。下午3点，他一进门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一提包。他说，这怎么够？再拿个包来。我又给他拿了一个文件包，他自己又在文件里挑了一包，带上两包文件，进了305医院。从这次住院一直到逝世，只回过西花厅一次，在家里看了看不到一个小时就又回到医院里。总理在医院里一共住了587天，做过大小手术13次，其中大手术有5次。

本文作者纪东

有一次做大手术前一天，总理把我们两个秘书叫到他病房里(总理住院期间，我们仍在西花厅里坚持值班)。他坐在沙发上，听我们汇报，还有什么事需要他来解决的。我们在家商量好了，挑最简单、最重要的给他报告。因为需要他处理的事太多了。我们前两次去医院的时候，还问一声总理好，后边几次就不敢再说总理好了，说不出来。因为看到总理不好，也没法再好起来，恢复健康了，所以只轻轻地叫一声“总理”。当离开他的时候，前两次说“祝总理早日康复”，后来“康复”也说不出来了，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康复不了，只说一句“祝总理手术顺利”。我们跟他汇报工作的时候，眼里含着泪。好在钱秘书和我都戴眼镜，尽量控制，哪怕咬舌头，也要坚持不让眼泪流下来，怕他难过。每一次我们祝他早日康复、手术顺利的时候，他都面带微笑地安慰我们，跟我们说“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说完，他也停下来了，不再说下去了。我们理解，总理的意思是，在进手术室之前，叫你们两个来，这一次如果能够下得了手术台，出得来手术室，还可以找你们两个继续谈工作。如果下不了手术台，这一次就是诀别。在他的病房里，我们尽量忍着眼中的泪水不掉下来。一出了他的病房，我们就再也忍不住了，在走廊里掉泪，后来就是放声大哭。第三次大手术之后，周总理体重只有61斤，已经消瘦到这种程度。我们最后一次见他是到了1975年12月1日中午12点，总理刚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卫士打电话让我们去医院。总理的面容更消瘦，手都是那么消瘦，但是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的。他躺在病床上，非常费力地把右手从被窝里伸出来，跟我们招手示意，到这时他还保持着平时自身的修养。老人家只给我们说了一句话，声音微弱，断断续续的，但我们听得很清楚，他说完以后就又昏迷了，这句话就是：“你们来了，问家里同志好。我累了。”说完，就又昏迷了。总理跟我们秘书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就是累。在这之前，不管多累，不管多难，不管受多大的委屈，老人家从来没有给我们透露过一个字。这个时候，他想到的还是全国人民的健康问题。他给医务人员交代：我们国家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一旦离去，你们要好好地研究遗体，能为国家的医学作出一点贡献，我是会很高兴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总理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十里长街送总理，当他的灵车到了八宝山停放好以后，邓颖超大姐哭喊着，对着总理的棺椁说：“恩来，你有许多心里话要说，我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咱们两个谁都没有说，你就放心地走吧，我们还要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这时，周围的人都哭喊着：“总理，你不能走啊！”

总理遗体火化后，骨灰分了四包撒放：一包撒在了北京的长城内外；一包撒在了密云；第三包撒在了天津的海河入海口，这是总理和邓大姐一块在天津参加革命的地方；最后一包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邓大姐在总理的骨灰撒放完以后，对我们说，你们一定把这个骨灰盒保管好，等我走的时候也用这个骨灰盒，这样可以为国家节省一点开支。所以，这个骨灰盒上面镶嵌的是邓大姐的照片。

总理的骨灰撒完之后，罗青长部长有一次碰到了赵朴初先生。赵朴初让罗部长用一句话来概括周总理的一生。罗部长想了想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赵先生说，好，但是我要给你改一个字，是“鞠躬尽瘁，死而未已”，把“后”字改为“未”字。周总理生前为国家、为民族、为我们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去世之后还把骨灰撒向了中华大地，实现了他生前说的一句话，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总理的精神是不朽的。

(作者：曾任周恩来同志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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