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海军装备建设的功臣陈右铭将军

编者按：今年5月17日是中国核潜艇的元勋陈右铭逝世15周年，为了弘扬核潜艇精神，纪念核潜艇研制的前沿指挥官——陈右铭，编辑了袁敦磊、顾宗炎2015年刊登在《现代舰船》的文章，完善修改了图题和个别错误信息，做了些许删节，添加了1989年4月南京《核潜艇史料集》编审会后全体代表合影和2007年5月19日参加核潜艇工程老同事在北京共叙09情聚会的合影。文章最后介绍了两位作者，征得《现代舰船》崔轶亮主编的同意，特此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1963年所长陈右铭

陈右铭1922年生于湖北武昌县。1938年，他16岁参加中共领导的“乡村抗日促进会”和武昌地区的抗日游击队。1940年3月随游击队编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2年入党。1952年7月调海军任中南军区海军西营快艇大队大队长，1955年10月任旅顺基地快艇第十六支队支队长。1963年8月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第一研究所(701所)所长;1966年9月调七院主持科研工作，兼任国防科委核潜艇办公室主任;1969年10月任七院副院长，兼任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12月任第七研究院副院长又兼任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办公室(718办公室)主任。1975年9月调任海军装备技术部副部长，仍兼任上述三个办公室主任;1983年8月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担任海军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在他任职期间，具体组织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代导弹快艇、常规潜艇、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核潜艇等海军重要装备，以及远洋测量船等，参与规划了我国海军第二代舰艇的研制。2011年5月17日陈右铭因病去世，享年89岁。

一、刘华清点将，于笑虹搬兵

1960年，为了加速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国防科技的进程，中央决定组建航空、舰艇、电子技术三个研究院。1961年，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组建舰船研究院的命令，番号为“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并调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刘华清为第七研究院院长。刘华清到任后，除了加紧为各研究所选点，选配科技人员以外，还直接从部队选拔了一批优秀的现职干部，以加强科研与使用的结合。

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办公主楼，七院是中国海军全部舰艇的研制机构，为中国海军装备事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七院创始人刘华清将军的题词，原树立于七院院内。

七院副院长于笑虹受命到北海舰队选调一批人员。由于在组建时任一所所长的陈云(中原东海舰队的驱护支队支队长)已调任到七院任副院长，刘华清想到了他在旅顺基地的老部下，时任快艇支队长的陈右铭，嘱咐于笑虹到北海舰队务必办成这件事。

陈右铭16岁参加革命，30岁时从陆军调赴中南军区虎门要塞组建鱼雷快艇大队，任大队长;33岁到旅顺接收苏联移交的装备，任快艇接收工作委员会主任，组建快艇十六支队后即任支队长，以刻苦学习，并能在几次关键性阅兵演习中亲自操艇而闻名。

1950年，陈右铭和胡志江夫妇。

于笑虹到青岛后，直接找舰队司令员、政委等领导，提出了“搬兵，请将”的要求，并与陈右铭直接谈了话。此时，陈右铭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惊奇地说：“我连正规的中学都没有上过，搞科研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事。当所长和当支队长差别很大。我开始干快艇因为不懂技术碰了不少钉子，可当时身体好，才30来岁，可以拼命学习。可现在已40多岁了，医生说还患有美尼尔氏综合症。海军急着要新装备，我去当所长不能胜任吧。”同时，北海舰队和旅顺基地的领导几乎一致地表示反对，因为此时基地已在上报调任陈右铭为基地参谋长，而北海舰队也拟上报他为北海舰队副参谋长。陈右铭的一些同事和领导还提醒他：研究所是军队师级的编制，基地和舰队让他担任的是军级的岗位。

在北京，由海军杜义德副政委邀集北海舰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及七院的刘华清院长一起协调，并直接听取陈右铭的意见。一见面，杜副政委打趣说：“陈右铭你真吃香啊!现在四家争着要你，舰队要你当副参谋长，基地要你当参谋长，七院要你去当所长，叶帅办公室想调你去当海军教研室主任。”

当陈右铭说：“我性情急躁，去领导知识分子，怕搞不好”时，海军刘道生副司令员说：“你要是真不愿意去七院，就来海军当训练部部长吧!”

最后，海军苏振华政委亲自出面了，而且语气十分肯定：“就让陈右铭去七院工作。没有强的领导去抓，怎么能搞出新的舰艇来，用什么装备部队?陈右铭啊，这是个新的艰巨的任务，比当参谋长难搞。你到一所能把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护卫舰、驱逐舰和潜艇抓出来，能成批生产装备部队，你就为海军建设立了大功!”为了调动他一个师级干部，海军的高层领导几乎都表态了，陈右铭还有什么可说，他像以往接受战斗命令一样，挺直了身子，高声回答：“我接受这个新的艰巨任务，请组织下命令吧!”

1963年9月，陈右铭接到中央军委8月下达的命令。10月，陈右铭在旅顺交接完了工作，到上海的七院一所报到。一所的政委夏前远是个一条腿的红军老干部。副所长夏桐是四野司令员的秘书，在苏联海军捷尔仁斯基高级工程学校学习时又得过金质奖章。他们热情地迎接了这个来自一线部队的指挥员，一场新的战斗打响了!

二、水翼艇靠码头，小试锋芒

陈右铭刚到一所时，所里正在进行水翼艇的研究设计。该型艇是在苏联水翼艇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的。但该艇的固定水翼伸出在舷外，停码头和锚泊时靠艇不方便，部队在审查时提了许多意见。陈右铭到一所后，认真听取了技术负责人严简休、胡安定等人的意见，要求加紧研究能够收放的水翼，修改加装了电动的机械收放装置。

1966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该型艇的设计定型会议。副总长张爱萍、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等乘坐水翼艇出海航行，亲自检验该型艇在风浪中航行和靠码头的情况。在返航时，操艇的一位快艇中队长要求水警区派拖船来拖艇靠码头。张爱萍连声追问：“为什么自己不靠码头，要拖船来拖?”“有水翼不好靠。”中队长神情紧张地回答。张副总长有些生气地说：“有了水翼连码头都不能靠，这种水翼有什么用!”

“把水翼收上来，好靠!”陈右铭对中队长说。

“他说不好靠，你说好靠，你靠!”张副总长对着陈右铭发火了。

陈右铭坐到操艇的位置，下令启动水翼收放装置后，收上水翼，再命令轮机长启动主机，然后操艇顺利地靠好了码头。张副总长上岸后对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说：“我们是来开定型会的，要不是那位所长会操艇，我和赵副司令员都让这个中队长给骗了!”

陈右铭出来打圆场说：“我估计这个中队长会操艇，可能经验不足，看到靠码头条件复杂，加上这么多首长在艇上，怕出事故，现在正是涨潮期，流速很大，浮码头上留给靠快艇的地段只有30米长，经验不多的人是不敢靠的。”

“你说条件复杂，你为什么敢靠?”张副总长对着陈右铭问。陶勇司令员开口了：“张副总长你不认得陈右铭呀?他是快艇支队的老支队长!”赵启民副司令员补充说：“过去中央、军委、总部首长到旅顺快艇支队视察，只要出海都是陈右铭自己操艇的。他是海军出了名的技术过关的支队长。”

中国海军20世纪60年代末设计定型的026型水翼鱼雷艇线图(绘制：佟旭)。

第二天在讨论该型艇能否定型时，张副总长在听完部队、工厂、研究所和有关部门汇报后，对陈右铭说：“你当过支队长，现在又当研究所所长，既懂得使用，又领导设计，请你谈谈能否定型?”陈回答说：“要是我还当支队长的话，我愿意接收这样的快艇!”接下来在研究定型生产的具体技术问题时，陈右铭又从易于维修、保障的观点出发，协调了船厂和研究所的一些不同意见，使水翼艇顺利地完成了定型工作。

三、陈右铭与两型导弹快艇的定型

在完成水翼艇定型的同时，相关单位又相继完成了小型导弹快艇和大型导弹快艇的国产化试制和修改定型工作。在进行快艇的导弹发射试验时，由于是国内第一次试验，陈右铭代表一所提出了按系泊遥控发射试验、航行遥控试验和艇员上艇操作发射试验的三步试验方案，得到了海军机关和六机部的批准。

赵启民副司令员明确指出：改装由陈右铭统一组织领导，不成功就不能定型批生产。在海军首长和机关的支持下，陈右铭组织七院一所的陈法全、花埼如、雷良日、713所的魏乃文等科技人员反复修改发射装置的结构方案。经过两个多月的试验，按照规定的各项要求，顺利地完成了定型试验的任务。这样严格的研制程序，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但在当时国内外紧迫的形势下，却是在顶住了许多压力的情况下完成的。

停放于军事博物馆的024型小型导弹快艇，据展示铭牌介绍，该型艇系参照苏联188P型艇自行设计建造，于1967年定型生产，是中国设计建造的第一型导弹快艇。

与024几乎同时发展的大型导弹快艇021型，这两型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海军近岸突击力量的主力装备。

在交艇仪式上，快艇支队长紧握着陈右铭的手说：“要不是你坚持试验成功后再交付部队，我们会接收一艘不能执行战斗任务的艇。我代表支队全体同志向老支队长致敬!”而赵启民副司令员在总结经验时指出：“还有一条经验是海军决定选调懂得使用的干部去当所长是正确的。你要不懂使用，导弹艇存在的技术问题不会解决得那样快，也不敢向海军提出新艇研制的建议。”

四、从驱逐舰突破，走自行设计之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仿制的鱼雷快艇、导弹快艇、猎潜艇、扫雷舰和中型潜艇相继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海军提出了自行研制护卫舰、导弹驱逐舰和常规潜艇的“三五”发展计划。但有的机关和领导不同意几型舰艇一齐上的计划，说：“排着横队一齐往里挤，谁也进不去;要排纵队，一路或两路跟进”，要海军修改发展计划。为此，赵启民副司令员带着国防科委和舰艇总体所人员到相关工厂和相关研究所进行了广泛深入调研后，向七院、六机部和海军领导进行了多轮汇报，形成了几型舰艇方案和研制的具体建议，要求尽快报中央军委审批。

驱逐舰是海军重要的水面舰船，20世纪50年代，我国向苏联购买了四艘二战时期的7型驱逐舰，但排水量小，性能落后，要获得性能较好的驱逐舰需要尽快开展自行研制工作。从1958年8月海军组织进行战术技术论证提出第一个驱逐舰方案算起，到1967年中央军委批准研制为止，经历了十年时间，提出过20多个方案。

1959年，我国从苏联购买了56型驱逐舰的一部分总体设计资料和主动力装置的图纸，对蒸汽轮机、锅炉和130毫米舰炮进行了仿制。同时在1966年，我国自行研制了65型火炮护卫舰，相当于完成了中型水面舰艇的设计练兵。因此，自行研制驱逐舰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了。

陈右铭在一所积极贯彻国防科委和海军的装备发展思路，他对研制我国第一代驱逐舰的主要贡献，从我们的体会来说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合理地确定其主要的战术技术指标。当时研制的主要参考母型是苏联的56型，即“科特林”级驱逐舰，而采用的主动力装置也是仿制的同样功率的蒸汽轮机和主锅炉，但由于舰上的主要武器采用了对海导弹，因而该舰的主尺度和排水量都加大了。

当时有的领导对自行研制驱逐舰的重要性、迫切性认识不足，又冒出对舰的战技要求过高的意见，比如提出了舰44节的最高航速要求。陈右铭在经过深入地调研分析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各项关键技术后，在一所提出了“驱逐舰的航速能达到38节，我为你们请功!”的动员(当时作动员报告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力更生地做好我国海军舰艇的研制工作》)。事实证明，这样的指标兼顾了各方面的性能，又满足了当时规定的作战使用要求。

二是解决了工程启动上的难题。1967年4月，中央军委第64次常委会会议审查批准了海军的“三五”发展计划，同意研制051型驱逐舰、053型护卫舰和035型常规潜艇。但整个计划因053型护卫舰的战术技术任务书因修改过多而尚未通过，因而其他几型舰艇的任务书也未讨论审批。

未换装反舰导弹的“鞍山”级驱逐舰，与苏联使用的7型驱逐舰一样以鱼雷为主要武器，在后来的现代化改装中又加装了对舰导弹。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价出售给中国的7型驱逐舰大部分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末，当以“鞍山”号为首的4艘7型驱逐舰加入中国海军担任主力时，苏联海军的大部分7型驱逐舰则普遍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退役拆解或充当靶船。图为黑海舰队7型驱逐舰“合理”号报废充当靶船的照片。

1968年5月，总参、国防科委与国防工办联合下文，提出为了配合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试验，要求在1970年前建造5艘驱逐舰。为此，承担建造任务的大连造船厂多次向701所催发图纸。但701所却有难处——舰的战术技术任务书没有审批，万一技术状态再有什么变化怎么办?

此时已任造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陈右铭在与有关方面协调后，认为我国的驱逐舰研制工作从1958年8月进行战术技术论证提出第一个方案算起，已经历了10年时间，论证过20多个方案，到1967年4月，中央军委已批准了研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法再开展报批战术技术任务书的相应程序，因此根据1968年6月，由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批复的几型舰艇的设计审查和技术协调会纪要的报告，作为开展工程研制的依据也是可行的。

苏联海军56型驱逐舰两视图。该型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是当时苏联海军最新的驱逐舰型号，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购买了该型舰的部分图纸，在此基础上开始了051型驱逐舰的研制。

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处理，在当时是承担了风险的，但是我国第一代驱逐舰的研制，确实是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进行的。以此为起点，我国先后建造了17艘第一代驱逐舰，为海军提供了急需的装备，为水面舰艇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同样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导弹护卫舰和中型常规潜艇，也是在陈右铭任701所所长期间，上报国防科委后报军委批准开展研制的。

五、718工程在风雨中前行

1965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项工程委员会”上，钱学森等专家提出了发展运载火箭的初步设想。然而，要把弹头投送到万里之外，到哪里去找跨距这么大的靶场呢?专家们以酒泉发射场为圆心，以一万里为半径画了一个圆，锁定了一个理想的落点：南太平洋。就这样，一个支撑着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战略构想在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头脑中酝酿。

1967年，聂荣臻指示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召集有关部门研究，研制远洋靶场测量船。7月18日，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决定研制具有导弹靶场测量与卫星跟踪观测功能的航天综合测量船，取代号为“718工程”。1970年，在进行方案审查后提出：为了配套，还应完成远洋调查船、后勤补给船、打捞救生船、深潜工作船和远洋拖轮等五型船。1970年12月25日，专门成立了718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718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在特殊时期仿照核潜艇“09工程”的办法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工程管理体制，为中央专委的工程决策起到了很好的咨询参谋作用，并具体组织了工程的研制工作。

在718工程的研制工作中，遭到某些人的屡次反对，面对“搞这样多的船，这得花多少钱?有这个必要吗?”等质疑，列席中央专委会议的陈右铭和其他同志一起，从几型船的相互关系、技术的复杂性，以及与导弹、卫星等尖端项目试验的关联，说明了718工程的必要性。在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决策下，718工程纳入了国家专项工程的计划。周总理还直接指定由陈右铭担任718工程办公室主任，而由国防科委的参谋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周总理说：“整个工程主要是造船，应该由海军管。由陈右铭担任主任好，他是七院副院长，又是09办公室主任，这样工作方便。”

718工程由于涉及的部门多，协作面广，主测量船上的设备又由军方负责，所以组织工作十分复杂。718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后，陈右铭等又组织落实了在各单位设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当时的困难形势下，形成了效率比较高、运转比较灵活的管理协调体系。

718工程研制的主体单位为在上海的七院708所，当时派性斗争十分严重，科研工作很难正常进行。陈右铭在国防科委和海军的支持下，提出将708所和七院相关所以及海军测控所参加该项工程的科研人员单独分离出来，成立“六四工作组”，在上海的郊区另设驻地，进行军事管制和正面教育，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十分珍惜能有这么一个宝贵的地方可以安心工作。718工程在中央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历时13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大协作，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其主船“远望”号由叶剑英元帅亲笔题名，于1978年11月交船。

1980年5月，由18艘舰船组成的我庞大海上编队，浩浩荡荡驶向南太平洋，进行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中关键的落点测量。以此为起点，我国把造船和航天两大领域紧密地结合起来，去完成飞天揽月、追星赶箭、天涯追踪的神圣使命。当船队胜利完成中央下达的580试验任务的电波传到北京的时候，陈右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周总理亲自点名的重托”。

1980年5月，执行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中，落点测量任务的编队正在实施行进中补给，左侧的驱逐舰是051型驱逐舰的6号舰。

六、“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当时主管国防科技和军队装备的副总理聂荣臻元帅，领导各路专家讨论要不要着手研制尖端武器的问题，争论相当激烈。不同意将尖端武器的研制列入规划的人认为条件不具备，没有现实可行性。而多数人则清醒地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我军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多少亏，付出了多少代价啊!

聂帅脑海里想着严酷的现实，果断地提出：中国也要研制原子弹、氢弹和导弹，也要研制核潜艇!聂帅的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58年9月，先后组建了潜艇核动力设计组和核潜艇总体设计组。从此核潜艇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项目，在中国大地上秘密地拉开了序幕。

“鹦鹉螺”号抵达北极极点纪念封剪影。

1958年，美国海军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鹦鹉螺”号完成了水下抵达北极点的航行，苏联第一型核潜艇627型尚未服役，而中国海军第一艘组装建成的常规潜艇刚刚服役不到一年，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发展核潜艇的远景目标需要相当大的眼光和决心。

1958年8月3日，毛主席与赫鲁晓夫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后握手留影。

在当时中苏友好的形势下，与核弹的研制一样，中国核潜艇的研制也想得到苏联老大哥的援助。但是，形势的变化又给中国人上了一课。毛主席发怒了，他以一个战略家的雄才大略斩钉截铁地立下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但是在随后国内国际形势多变的风风雨雨中，核潜艇这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庞大工程，在前期的工作中却几经周折，碰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直至1965年3月至8月，周总理连续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核潜艇工作重新上马。六机部和七院则向上级提出了组建核潜艇总体所的报告。当时还在七院一所担任所长的陈右铭坚决执行七院党委的决定，同意将该所二室划归核潜艇总体所，调一所主管科研的副所长夏桐去该所任所长。

1966年9月，七院党委发出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陈右铭调任到院里工作，并兼任09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以六机部为主，与二机部共同负责，海军和一机部、四机部参加。1967年3月，中央军委确定，核潜艇工程改由国防科委领导。陈右铭的生涯又面临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不是要他去主持常规的科研工作，而是要去管理一项兼有“两弹”“两核”尖端技术又有水下操作重大技术难关的国家重点专项工程，不但技术复杂，参加研制的单位多，绝大部分的设备和材料都要重新研制，生产设备和核潜艇基地都要新建。这个担子委实太重了!

特别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科技人员都怕出了技术问题而当成政治问题处理，所以对重大技术问题都不敢决策当家，要请示09办公室解决。陈右铭在领受任命时暗自思忖：搞这样复杂的工程，缺乏经验，难保不出大问题。到时不但要准备挨批挨斗，甚至要准备坐牢。但作为老兵，他别无选择，唯有埋头苦干，鞠躬尽瘁!

好在周总理、聂帅和刘华清等高层领导，给了他巨大的关怀和支持。1970年7月，陈右铭向中央专委汇报工程进展情况，提出一些任务仍未落实时，周总理就指着参加会议的国务院各部部长说：“陈右铭同志说有些任务还不落实，以后有了问题就直接找你们帮助解决。”同时明确遇到基建施工、物资运输中产生困难时，09工程办直接报海军、空军、国防科委以及各军区帮助解决。在当时直接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签发的要沈阳军区、成都军区派部队帮助的电报就有4封。党中央及中央军委的高度信任和支持，给了09工程办和陈右铭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把个人的得失与风险置之度外，为实现“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雄伟目标，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开始了十年的征程。

七、危难中初拟“特别公函”

核潜艇上数以千计的配套设备，全部立足于国内，涉及全国几百个研究所和工厂，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研制的任务紧迫而艰巨。但是，由于各单位屡次发生停工、停产的混乱情况，虽经09工程办组织了几次协调，但许多项目的研制工作仍然无法正常开展，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危险。1967年6月20日，中央军委批准国防科委在北京组织技术进度协调，讨论研制任务落实的一些重大问题，聂帅亲自到会并讲了话，强调每个部门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不能因自己部门的困难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即使是这样，仍然有许多单位因派性闹得厉害而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陈右铭和工程办公室的同志们焦急万分，他们反复讨论，感到在危急中只能报请中央，动用最高权威了。他们尝试着用毛主席讲过的话和词语串联起来，初拟了一份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草稿，并随同如何传达贯彻的报告，经刘华清副主任签字后送交聂帅。中央军委于8月30日批发了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并批准派人到各单位传达。收到这份“特别公函”，陈右铭热泪盈眶：这是在多么困难情况下的一把“尚方宝剑”啊!

根据各单位分成两派，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09办公室和各工业部门的同志，带着“特别公函”和经批准的动员讲话的提纲，直接到有关省市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面对面的传达贯彻。陈右铭带领传达小组到达上海，通过当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万人大会。在宣读了“特别公函”后陈右铭讲了几点希望，提出：09工程对国防建设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这样，确实为各研制单位排除了不少干扰。

在一个时期，陈右铭遭到“停止工作”的不公平待遇。在国防科委和09办公室同志们的支持下，陈右铭克服困难处理核动力装置一些主要设备的研制工作。他坚信执行“特别公函”没有错，研制核潜艇没有错。他仍然心系着核潜艇的2600多项，46000多台设备、仪表和附件，在“停止工作”的高压下，一件一件过细梳理抓好落实工作。

陈右铭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搞核潜艇，上上下下得罪了不少人。我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我只能这样做。不然我对不起关怀支持核潜艇事业的周总理、聂荣臻老帅、叶剑英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以及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只要能把核潜艇搞出来，其他的也就顾不得了!”

那段日子，陈右铭和办公室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除了交由国防科委直接领导外，办公室要主动做工作，用最大的力量去保护科技人员，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于是，陈右铭和办公室的同志们分头到各单位去做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陈右铭到所里专门去找了军管会主任，进一步宣讲了核潜艇工作的重要意义，保护了黄旭华、尤子平等科技骨干，确保核潜艇研制工作一直延续下去。黄旭华成了我国核潜艇工程的第二任总设计师和工程院的院士，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尤子平则在1984年2月调到七院任副院长，为我国的各型舰艇研制和专项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其他担任09工程任务的研究院、所和工厂，经过陈右铭和09办公室同志的反复宣传，一大批同志得以继续工作，在困难的形势下，坚持为09工程的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陈右铭对这些同志说：“你们能很快出来恢复工作，不是我们做工作的结果，而是因为09工程保护了你们。”晚年，陈右铭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从事09工程的人员全部及时解放出来也很难，不过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1982年10月，潜射导弹试验任务后，张爱萍(中)与海军、国防科委领导的合影，左起：马立新、杨国宇、刘华清、廖汉生、张爱萍、李耀文、马捷、陈右铭、石宗礼。

1992年春节，陈右铭夫妇(右1，2)于李先念主席(左2)家团拜留影。

陈右铭(右1)陪同杨国宇(右2)海军副司令员等首长在某基地调研的留影。

八、谁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紧接着，首艇的系泊试验、水面航行试验、浅水区试验、深水区试验，按阶段有序地进行。1974年8月1日，首艇的交接命名仪式在核潜艇总装厂举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第90号命令：国产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长征1号艇”，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参加仪式的将军、水兵流泪了，众多的科技人员和工人流泪了。这是欢乐之泪，成功之泪，振奋之泪!

1974年8月19日， 在萧劲光(左1)等陪同下，朱德观看核潜艇等4艘舰艇海上操练留影。

核潜艇成功交付的报告送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缔造人之一的朱德委员长那里，他兴奋异常，决定不顾高龄，亲自到海上检阅核潜艇。他健步登上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驱逐舰向大海深处驶去。看到核潜艇进退自如地各种操演，老元帅高兴地问：“这艘核潜艇完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萧劲光司令员自豪地回答：“完全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艇上的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9年下达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号令，我们用了十五年的奋斗，完成了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

回想起自1966年9月受命担任09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以来这八年的日日夜夜，陈右铭感到聊以自慰的是无论在什么困难情况下，他都没有懈怠过，没有退缩过!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他和同志们冒着被批斗的威胁，深入到各设备的研制厂所和工地，宣传09工程，落实工作安排。

在技术班子决策遇到阻力，难以下决心时，他反复比较、多方案分析后，向中央高层提出自己的建议，以至于同志们说他是集行政指挥线与技术指挥线于一身。直到091首艇交船5年后的1979年9月8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才任命彭士禄为“09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他是潜艇核动力研制的领军人物。

在核潜艇首次启动反应堆进行水下航行试验时，陈右铭一直站在艇长、水手长的身后给他们壮胆，并亲自下达水下高速试验的命令!每次试航，他不是以身作则地随同下潜，就是在基地具体指挥，随时向中央报告进程。当自动操舵仪出现故障时，他同样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在连续45小时之内，同专业人员一起冷静地、同志式地探讨和分析原因……

1982年，核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成功后，有几位记者采访了陈右铭，问他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核潜艇研制成功后，美国人称‘北极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里科弗为核潜艇之父。你是中国的核潜艇办公室主任，能不能称你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

海曼·里科弗，美国海军上将，他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长达63年，为美国核潜艇、核航母在内的核动力舰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纪念他，美国海军将1艘“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SSN709)以他的名字命名，图为1984年7月21日，里科弗夫妇(里科弗的夫人为该艇教母)参加该艇服役典礼的照片，最左侧军官为该艇指挥官，最右侧军官为分管潜艇部队的美国海军副作战部长。

里科弗去世后安葬在阿灵顿公墓，墓碑上写着“核海军之父”。

一张在外媒上流传甚广的照片，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在船厂舾装时的情景。

1993年4月1日，美国海军巡逻机拍摄的在水面航行的中国海军405号攻击型核潜艇。

陈右铭明确地回答记者：“核潜艇工程技术复杂，探索性大，综合性强，它是一个多学科、多专业在一个总体思想指导下有机结合的综合技术体系，是国家工业、科学技术的缩影。它的研制周期长，协作面广，参加研制的单位众多，质量和可靠性要求高。我国科研起点低，生产条件不完善，有很多项目是边研究、设计，边进行基本建设，边试制、生产的。这些情况说明，研制核潜艇需要在中央专委的高度集中统一组织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进行集体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完成。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所做的工作是极其有限的。”

他接着说：“如果你们硬要在中国找核潜艇之父，我认为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真正尽到了父亲的责任，如果没有我们的巨大关怀和具体指导，这样快的研制成功是不可能的……从1966年开始，在中央专委领导下，成立了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效率比较高、运转比较灵活的庞大协调和协作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纵横一致，共同努力，步调协同的体系。而在这个体系的塔尖上挺立着一棵在动乱中呕心沥血力撑危局的参天大树，这就是兼任中央专委主任的周恩来，他才是真正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呵!但是，他没有亲眼看到蛟龙神箭从海底腾空飞起的这一天，他已经远去了……”

陈右铭不计名利、高风亮节、谦逊地谢绝了“中国核潜艇之父”这个耀眼的光环，在以后的国家奖励中也没有他的名字。按当时的规定，机关人员不参加授奖。但那些为核潜艇的研制成功而献身的人们怎能忘记他?

在1989年召开的《核潜艇史料集》审查会议上，一致同意陈右铭当选《核潜艇史料集》中对核潜艇有重大贡献的典型人物之一。在审查会全体代表合影时，与会各单位领导都请陈右铭坐在前排正中，足显他在核潜艇界的崇高地位。《核潜艇史料集》[2]的人物资料对陈右铭做了如下评价：

“在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陈右铭所主持的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办公室’，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专委关于研制我国核潜艇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组织协调、管理实施各项研制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他为我国核潜艇事业，长期呕心沥血，对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挫折，表现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组织管理工作大胆细致，决策果断，在组织全国各有关部、委、省、市、厂、所的大协作攻关中，重视采纳科技人员意见，发挥了极高的组织协调才能。在研究设计、制造、试验等各研制阶段，尤其在我国第一座陆上模式堆以及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中，亲临现场，参与指挥协调，不论技术风险有多大，工作、生活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与科技工程人员一起想办法、出主意，共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他为开创我国的核潜艇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07年5月19日，研制核潜艇的老领导、老同事在北京聚会。在座谈会上，原国防科工委海军局局长仇世民说：“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在核潜艇研制全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他是中国的里科弗!”

没有奖章，不要荣誉。但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历史和我的老战友们不会忘记建立过卓越功勋的陈右铭将军!他真正进入了我国人民追求“中国梦”的历史殿堂，值得后人深深地敬爱!

1989年4月2日至11日于南京《核潜艇史料集》编审会后全体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尤子平、黄旭华、陈世谦、夏桐、赖坚、蒲锡文、程辛、陈右铭、姜段来、姜来根、宋文荣、李海亭、侯君柱;中排左起：于文焕、周三明、顾宗炎、卢战友、徐君烈、张振熙、韩锡福、黄士龙、吴庭国、李林彬、鲍学诚、汪同春;后排左起：孙增年、何广生、司机、杨连新、焦增庚、姚念令、吴家骏、赵裕生、郑富良。

2007年5月19日于北京系统工程部，参加核潜艇工程老同事共叙09情聚会的合影，前排左起：仇世民、黄平涛、龙子平、李元烈、汪祖辉、彭士禄、范豫康、蒲锡文、张家瑞、姜应东、欧阳瑞生、王传恩;第2排左起：胡祖芳、刘春、曹葳、郑菊芳、胡世聪、时其华、马淑英、戚春芝、孙长娥、马春香、岑秀娟、徐琴秀、秦佳敏、秦佳林、洪蓉、魏本菊、罗见明、朱绍文;第3排左起：孙成富、刘玉琴、李廷、马引田、黄勤石、马干、程绪安、陆登巧、徐友义、邓伯裕、张延飞、刘芳源、赵熙秀、桂根廷;第4排左起：朱丽、陈国柱、林鹤雄、李家琪、魏书斌、黄士龙、林钧清、黄俊华、虞忠祥、陆洪宝、刘群、刘国成、丛者彦、沈洪源。

参考文献：

[1]袁敦垒，顾宗炎.怀念海军装备建设的功臣陈右铭将军(上)[J].现代舰船，2015.1A：72-79.怀念海军装备建设的功臣陈右铭将军(下)[J].现代舰船，2015.2A：74-79.

[2]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编辑部.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核潜艇史料集(1958-1988)[M].内部资料，1990.6.

2002年袁敦垒。

2004年11月，七院处长李绪禄(左1)、海装上海局局长徐永明(左2)、袁敦垒(左3)于上海江南造船厂168广州号导弹驱逐舰交舰合影。

2005年12月，中船集团袁峻处长(左1)、兰州舰舰长张旭东(左2)和袁敦垒(左3)于海南三亚《中华神盾——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入役合影。

2010年顾宗炎在办公室留影。

作者简介：袁敦垒，1938年8月出生，浙江慈城人，副总工程师，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后，分配到701所(舰艇总体所)从事水面舰船的设计工作，亲历了我国第一、二、三代驱逐舰研制的全过程，导弹驱逐舰副总设计师。五十余年来，为我国水面舰船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部委级特等奖与一等奖多项。2008年退休后，在中国船舶708所等院所担任技术顾问。

顾宗炎1937年8月生，1937年8月生，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719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1954年高中毕业后参军，保送大连第二海军学校(即现在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造船系，1959年毕业后进入海军科研部门工作。20世纪50年代后期，参加几型常规动力潜艇论证设计、31潜艇仿制、自行设计032型潜艇、配合建造和试航。1965年，从事第一代核潜艇论证、设计、配合建造、中修、试验、试航等总体设计组工作，任总体研究设计组负责人之一。曾任核潜艇总体所试验队副队长、所质量达标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当代中国》画报特约记者、《发现》杂志社特约记者、副理事长。1990年，任《核潜艇史料集》副主编，该书获中船总公司优秀成果奖。在公开报刊及学术会议上共发表论文等各类文章六十多篇。其中有两篇在2001年11月获“新世纪优秀学术成果奖”二等奖，入选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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