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女儿口述：红色特工父亲的另一面

导读

熊向晖长期从事我党隐蔽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工作，是一位传奇人物。然而，在女儿熊蕾眼中，父亲却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情感、不好交际、为人较真儿、崇尚信仰的普通人。“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父亲，我只能说，他很‘另类’。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视剧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

亲情

父亲(注：本文口述者为熊向晖女儿熊蕾)1919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我爷爷当时任掖县的推事(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填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从来都是写“官僚兼地主”，这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很让我们苦恼。

对官僚地主阶级，父亲从选择参加共产党的那天就不再认同。可对爷爷奶奶，他从来都很孝敬。表哥们说，在爷爷的丧礼上，他们第一次看到我父亲流泪。奶奶去世时，父亲在墨西哥任外交官，不能回来，但多年来奶奶一直住在我家。小时候对父亲最初的印象，就是只要他在家，一定会在早晚准时地给奶奶问安。

住在我家的二姑妈，“文革”中惨遭批斗。可是父亲母亲不避嫌隙，照样留姑姑住在我家。后来，二姑妈被学校关押，她的二儿子被下放到江西，二儿媳又马上临产，无人照顾。父亲母亲毅然将表嫂接到家里坐月子。很多人在那场风暴中，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父亲自己也是被批斗的对象，风雨飘摇。然而，对落难的亲人，他一直抱有浓浓的感情。这使我对父亲的亲情有了一种别样的感受。

父亲对他的胞弟、我三叔的感情，也令我感动。三叔在1948年去了台湾，台海相隔，三叔成了奶奶的痛。父亲很少讲起三叔，可我发现，他在内心深处一直惦念着这个弟弟。

父亲的工作使他能看到港台报纸。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从一份台湾报纸上看到了三叔的消息，说三叔是台湾中学教授“三民主义”的权威。后来，我不止一次听父亲以称赞的口气跟亲友们讲：“老三还是台湾教三民主义的权威呢。”父亲是共产党员，跟三叔政治信仰不同。然而作为哥哥，他显然为自己弟弟事业有成而高兴。

友情

父亲不好交际，更从不巴结，和他交往的必是挚友。这些好友，无论是官是民，大家都很平等。如果哪位好友“官儿”大了，父亲会坦率地告诉他，你有事就找我，但我不会主动去找你了。

这种君子之交倒还罢了。让我颇感“另类”的，是父亲和国民党胡宗南部故人的友情。

我曾以为，父亲“国军”方面的故旧在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之后，必定会对他恨之入骨，再无交情可言。想不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父亲之前曾任胡宗南秘书的程开椿老伯第一次从美国来大陆探亲，一定要见父亲。之后其他人来大陆，也是这样。

1990年，去台多年的张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陆，一到北京就打电话给父亲。父亲问他有什么安排，时年84岁的张老说，“没见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要知道，张老比父亲大十几岁，而且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资格很老。

张老来我家时，我恰好在，趁父亲不在时，我问他：“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张老说：“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先生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父亲的另一位“国军”挚友是孔令晟老伯。孔老伯长父亲两岁，他们是黄埔同学，整个抗战时期又同在胡宗南部。不同的是，父亲是共产党员，孔老伯则是铁杆国民党，黄埔毕业后一直在战斗部队，国民党去台湾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的侍卫队长。

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民党的退役中将，他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才最终在北京重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两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

随着和那些“国军”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

较真儿

“外事无小事”，是外交界的一个金科玉律。不少外交官常会念叨着这句话，遇事裹足不前。而父亲却不然，他常常会跟上级较真儿。

1973年8月，父亲任驻墨西哥大使一年之后，奉调回国。8月初，在他已经向墨西哥总统和政府内外的朋友们辞行之后，墨西哥外长找到他，说墨西哥总统9月1日要向议会做咨文，邀请前三届总统，同时希望他当年访问过的6个国家各派4人作为贵宾参加。邀请的中国贵宾，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等4位。

父亲马上把墨方的意见报回国内。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多天之后，外交部才有了明确的答复：中央批示，这4个人因故都不能访问墨西哥，请婉拒其邀请，将来有机会再去。

接到这个电报，父亲很失望。虽然这是中央指示，且他回国后不会再和墨西哥有什么关系了，可就此作罢，不是父亲的性格。他担心这样，墨西哥方面会很不愉快，过去一年的工作，包括毛主席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利亚会见的成果，都有可能付诸东流。他一夜没睡，最后决定：尽管中央有指示，外交部有成命，他有意见还是要提。

父亲向国内建议：推荐黄华代替这4个人访问墨西哥。黄华是签署中墨建交公报的中国政府代表，又是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在国际上也有名气。如果墨方接受，那就皆大欢喜；如果他们不接受，那责任就到了墨方一边，于我方无害。

电报发回，国内马上回电同意。父亲于是跟墨西哥方面提出建议，墨方欣然接受。

后来，周总理见到父亲，告诉他，当时正在开中共“十大”，忙得一塌糊涂，外交部来文就画个圈，没过细想。总理对父亲说，后来看了你的电报，你提的意见是对的。

信仰

信仰始终如一，本应是共产党员的本色。之所以把它也列为父亲的“另类”，是因为在当前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信仰好像不再时髦，特别是包括你曾经的同志——不以为然或弃之如履的时候。而父亲的信仰却从未动摇，对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的终将实现也从未怀疑。

2001年，中央电视台采访父亲时，他回忆起1936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景。时年82岁的他对65年前入党的一幕记忆犹新，并流利地背诵出当年的入党誓词。接着，他讲到宣誓之后，3个秘密党员在心里默唱《国际歌》，父亲念出了那句歌词：“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父亲的信仰之所以坚定，在于他并不是为了个人讨出路而参加共产党，而是经过了认真地学习和思考，有了足够的理论准备。作为官宦之家，若为讨个人的出身或前程，父亲并不需要参加共产党。但是，父亲选择了和被压迫阶级为伍。他的选择，绝不是盲目的。

父亲的信仰，也体现在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那一代领导人始终如一的崇敬。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年代，我家里没有、挂过领袖像。而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否定毛主席的思潮暗流涌动时，父亲则把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放大，挂到他的书房里。

这就是父亲的“另类”，却也是他的可敬可爱之处。

(据《环球人物》 熊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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