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忠 叶青如：王若飞为陈独秀说些公道话，错了吗？

王若飞与围绕陈独秀问题的一场争论

张延忠 叶青如

1928年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陈独秀没有前往出席，但在大会期间因他而发生了一场持续争论。回顾这次争论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历史真相，而且对于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教训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陈独秀是1921年中共一大至1927年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称谓前后有所不同：中共一大称中央局书记，中共二大、三大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四大称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五大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派代表于1927年8月7日在武汉主持召开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没有通知陈独秀出席，随后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没有让他参加，亦没有给他安排工作。陈独秀心中有气，拒绝了共产国际让他去莫斯科的要求。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再次要求陈独秀前往莫斯科，并派代表阿洛夫同陈独秀谈话;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陈独秀前去莫斯科，还派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主席团成员王若飞等前去做陈独秀的说服工作。王若飞1926年2月至1927年7月期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陈独秀有较多工作上的接触，对陈独秀了解得多一些，故而受命参加了动员陈独秀前往莫斯科的说服工作。

虽经多方工作，陈独秀仍以“既病又在假期中”为由再次拒绝前往莫斯科。围绕陈独秀问题，中共六大前后有过几次争论。

第一次争论：中共六大前的政治谈话会上，王若飞的补充发言是不是代表陈独秀

1928年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在莫斯科郊外五一村的别墅召开政治谈话会，出席政治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邓中夏、向忠发、王若飞、张国焘等21人，共产国际方面还有米夫等人。政治谈话会实际是中共六大正式召开前的预备会。关于陈独秀没有前来莫斯科的问题是政治谈话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先通报了陈独秀本人拒绝来莫斯科出席六大的理由和对共产国际、中共意见等相关事项。周恩来说，陈独秀拒绝的理由是“还没有结束休假”。周恩来给陈独秀看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陈独秀谈了三点意见，其中之一是，他认为把工农提拔到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正确的，但不能机械地实行这种措施。周恩来让王若飞对陈独秀的情况作补充发言。

王若飞说，周恩来同陈独秀谈话时，我在座，因记性太差，仅就记得的作个补充。王若飞介绍：陈独秀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的决议，但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共产国际执委会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有不足，如至今还没有一个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明确说明的党纲，又如至今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土地政策多次变动，最近还提出了没收所有土地。关于党的机构问题，陈独秀认为不应机械地规定必须“多少工人，多少农民，多少知识分子”。陈独秀认为，对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党老的工作人员应该负责，但不能过于扩大这些老负责人当牺牲品的范围，他自己准备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牺牲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陈独秀愿当牺牲品”这个表述，由于语言翻译的关系，用俄语翻译给布哈林时变成了“陈独秀把共产国际看作是复仇的上帝”，在俄文记录稿又变成了“陈或将共产国际看成为复仇的魔鬼一样”，增加了原意没有的“复仇”)。陈独秀认为，对于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他愿意改正错误，不要随便叫机会主义者，要给他们工作做，不给工作做反而会酿成党内纠纷。王若飞补充说，陈独秀不到莫斯科来是因为他生病;陈独秀还可以为中国革命做很多好事，他现在想创造中国的简化汉字。

王若飞的发言，引起了工人出身、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向忠发的激烈非难。向忠发认为陈独秀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并认为王若飞是代表陈独秀或者就是陈独秀的代言人，故而说王若飞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代表别人说话。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图为大会会址

王若飞如实地说明陈独秀的态度和意见是没有错的，对陈独秀处境的同情和理解也显而易见。向忠发简单粗暴地责难王若飞代表陈独秀，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二次争论：大会期间，有代表质疑王若飞的发言没有批评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

向忠发的责难代表了六大上相当一部分代表的意见，其中包括王若飞的妻子李培之(李培之后来反省说：在若飞已经是成熟的职业革命家时，我还只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学生，认识上难免有差距，对他的思想和行动不是能完全理解的)。谈话会后的十多天里，不断有同志来问王若飞：你是否代表陈独秀?陈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他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是不是他反对国际?对这一连串的追问，王若飞表示，将在大会时一并回答。

6月25日，王若飞在中共六大讨论政治报告的大会发言中谈到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王若飞认为，党的整个指导机关都应负责，不过陈独秀为总书记，当然他的责任更要负得多一点。同时还要注意，大革命的失败与过去未能忠实执行国际的策略及国际负责代表的错误解释、错误应用也有严重关系。

其后，王若飞“附带对陈独秀同志问题说明几句”：第一，我先声明我不是陈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的意见，现在所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陈独秀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会议前后受国际代表的严厉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只逼他速走。陈独秀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的威信，如到莫斯科或者还附加了一个“托洛茨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到“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以为到了莫斯科亦未必能出席大会。第三，所谓“国际牺牲他的问题”，大家不当单从坏的方面去推想，试从这几天同志们对于过去武汉中央错误的批评来说，假使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怎样能维持以后中央的威信及指导呢?

6月26日，向忠发在讨论政治报告的大会发言中对王若飞的上述说明提出批评。他认为，王若飞的讲话首先声明不是代表陈独秀说话，但是他所讲的都代表了陈独秀，他受了陈独秀意志的支配。王若飞在谈话中批评机会主义，只说出陈独秀的意见，而不说陈独秀的错误。向忠发请大会注意昨晚王若飞说了些什么，他单单地说“同志们批评机会主义是对的”。向忠发表示他个人反对，不应该总拿某人的主张来单独地说，受人家的支配。

向忠发发言有两个要点，一是说王若飞没有讲陈独秀在大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二是说王若飞仍然是受陈独秀意志的控制，所说的内容仅代表了陈独秀的意见。向忠发发言一结束，王若飞当即站起来表示有发表声明的必要。王若飞说：首先，我昨天说得很清楚了，机会主义的来源和它的表现，它的错误，都说得很多，责任的大部分是要陈独秀来负的。其次，我的工作报告并不是搬陈独秀的话，自然人与人的意见和话语有些相同的地方，我与布哈林的意见也有相同的地方，我与陈独秀的话也有相同的地方，当然不能说我是代表哪个人说话。

第三次争论：围绕该不该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7月9日，中共六大酝酿提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按选举法规定，提名时就要明确候选者是中央委员还是候补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科负责人的汪泽楷和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常委、后到苏联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刘伯坚认为，陈独秀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是很努力的;虽然他以前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但他现在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是还在党内的同志，不可以因以前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汪泽楷和刘伯坚把陈独秀的名字郑重地写在了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上，但遇到一些人反对。会上有代表看见后说，候选名单上有陈独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怀疑另有某种政治目的。

7月10日，大会正式投票选举。陈独秀没有当选。

第三次关于陈独秀的争论实际上就由正式的选举结果作了结论。

第四次争论：主要针对陈独秀的错误和汪泽楷的发言

汪泽楷看见选举结果后，心有不甘，情绪激动地当即要求发言，希望能挽救一二。得到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汪泽楷走上讲台，主要针对选举中出现的责难进行辩解。汪泽楷说，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是想要纠正他的错误，要他在实际中去做，使他能接受党的新政策，接受党的批评，在新路线指导之下，补偿过去的过失。我和刘伯坚这样做是为了党，并不是拥护谁，也不代表谁的意见，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党，并没有政治性质，也没有政治作用。对后一点，汪泽楷希望共产国际予以特别注意。

汪泽楷的发言在会上引发了新的争论。争论的内容分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陈独秀，另一方面针对汪泽楷。

针对陈独秀的错误，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意见：一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前的错误同其他人不一样，陈独秀“有一致的路线”;二是，“陈独秀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没有接受对他错误的批评”;三是，“陈独秀他自己破坏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国际屡次要他来，六次大会也要他来，他不来破坏了党的纪律”;四是，陈独秀要做工作何必一定要在中央，要在实际工作中看。

针对汪泽楷的发言，主要有四点批评：一是，他的态度和语气不好;二是，“汪泽楷说他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三是，汪泽楷是为陈独秀说话，同陈独秀是一样的;四是，汪泽楷发言是“到大会上来捣乱”。张国焘提议大会给予汪泽楷警告处分。

王若飞也对汪泽楷的发言发表了意见，认为大会上汪泽楷的态度是有缺点的，措辞不好，但同志们对汪泽楷的批评可说是太过，有误会。王若飞正在发言，台下有人要求王若飞停止发言。会议主持人当即宣布停止王若飞发言，并向台下询问：有人提议给汪泽楷以警告，有没有人附议?台下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大多数通过，给汪泽楷以严重警告处分。

第四次争论以这样的结果而结束。

中共七大上关于陈独秀问题争论的意见

中共六大时王若飞对陈独秀问题的态度和发言在以后一段时间成为笼罩他的阴影，使他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1942年，王若飞在延安回顾说：“我在六次大会上没有认识陈独秀说法的虚伪与错误，反而认为有部分理由，经许多同志批评后已自知错。……在大会后，为了表示自己纯无个人企图，为了加深自己的理论学习，诚恳的请求留莫学习。”王若飞把六大时关于陈独秀问题的想法告诉了也曾留苏学习、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杨尚昆评论说，王若飞在会上发言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八七会议不叫陈独秀参加是不公正的，八七会议以后到六大以前党的任何会议都不要陈独秀参加也不正常。

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回顾了六大以来的历史教训，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选不选举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的问题。毛泽东说：“犯过路线错误但是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可以选入中央委员会，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这一条原则。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与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开，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存在着。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党并没有从此就毫无乱子，天下太平了。”毛泽东这段话说明了党对待犯过错误的干部应采取的态度：一是要给予犯过错误的干部说话的机会，二是对已经承认错误的干部要重新安排工作。因此，在中共七大上，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被选举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至此，中共六大上围绕陈独秀问题展开的争论终于有了新的正确的结论。

中共七大结束后，王若飞高兴地对妻子李培之说：“从历史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算是错误。毛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作者简介：张延忠，又名张九九，王若飞儿媳，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叶青如，中央电视台原编导。本文原载《百年潮》202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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