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张亦弛——“中国旋风”席卷联合国

去联合国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这是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时刻，也是中国外交领域取得的重大胜利。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时的场景 图源：新华网

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直接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们更是兴奋不已。毛主席下达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指示后，为赴联大做各种准备成了外交部的中心任务。

我和大家一样沉浸在高兴的气氛中，关注着我长期跟踪的中东局势，这在联大已列入议程。

那年11月初的一天，司领导召集办公会议。我捧着笔记本，准备汇报中东形势的发展，但是尚未落座，司领导即通知我去6楼报到，准备去纽约参加参加联大代表团的工作。这一突然的消息使我愣住了，不禁怀疑自己的耳朵。在催促下，我离开了办公室，心情是惊讶中有些不安，感到这任务光荣但不轻松。由于代表团要尽快赶到联合国，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紧张气氛中进行的，因此迅速而不能潦草。

周总理深夜召集会议，研究参加26届联大的工作。大到如何体现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具体到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周总理作了具体周密的指示。

之后，乔冠华同志作为团长，召集有关同志逐字逐句地推敲他在联大的发言稿。他强调，这是首次面对面向全世界各国代表阐明中国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立场，不同一般。

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他的工作方法之一。后来我连续参加赴联大代表团的工作，他都是如此，和大家一道一丝不苟地拟就、修改讲话稿，既集思广益，又体现他本人的外交才华和水平。

忙碌的外国记者

11月9日，经过一周准备，代表团50多人(包括将留在纽约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人员)从北京启程，我以顾问身份随之前往。

1971年11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团乘飞机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首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 图源：解放日报

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和政府、人大、政协、解放军、群众团体等各界代表赴机场送行。这隆重场面体现了我国政府对出席联大这一行动的高度重视。

代表团乘中国民航飞机到上海作短暂停留。上海当时掌权的一班人几乎全体出动，在机场迎接，并在机场摆好螃蟹宴送行。时间仓促，谁也无法仔细品尝螃蟹的鲜美。上海机场刚刚下了一场小雨，空气十分清新，大家匆匆乘上法航班机飞往巴黎。

代表团的正副代表乘头等舱，我们这些顾问、翻译和其他工作人员乘经济舱。飞机途经仰光、卡拉奇、开罗等地，沿途各国政府派人到机场向团长致意。

中国代表团出发的消息传出后，各国记者纷纷追踪。不知何时，飞机上来了一批外国记者，他们手持摄像机、照相机，把镜头直射中国代表团。一段时间里，他们把摄像机来来回回对准乔团长的司机兼保卫老张同志。他长得高高大大、仪表非凡，确实像个大人物。

11月10日，代表团到达巴黎时气氛骤然紧张，主要是受到大批记者的包围。当代表团被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人员迅速而巧妙地避开记者，接往使馆驻地的途中，法方警卫乘摩托车，对代表团车队前后穿梭般进行保卫，而记者们乘汽车飞速追赶。在11月的巴黎已相当凛冽的寒风中，他们把脑袋伸出汽车天窗外，手持摄像机捕捉镜头。一直到代表团进入使馆招待所，他们还赶着拍摄代表团人员的背影。

当时我感到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确实辛苦，抢镜头、争新闻，真有点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精神。

罗斯福旅馆

为了早日参加会议，代表团在巴黎逗留时间很短，11月11日分两批，于上午、下午分别乘法航于7个多小时后到达纽约。

在此之前已派著名记者高梁同志(他当时已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率先遣组其他两位同志赴纽约。他们在罗马尼亚等外国代表团协助下，为代表团安排了罗斯福旅馆的住处。这是一家中上等但有些名气的旅馆，代表团基本上占了旅馆的一层，仅一家美国老人是常住户，仍留在该层末端。

我是第二批到达的，来迎接的爱国华侨已在那里等待了数小时。乘车抵达旅馆时，只见旅馆斜对面人行道上，挡路的栅栏后面有一群人胸前挂着反对代表团的标语牌，但没有激烈的行动。

中国代表团成员，1971年12月摄于罗斯福旅馆。 图源：《外交才子乔冠华》

我们对此思想上早有准备，大家处之泰然在住房安排上，除正副代表外，其他人每两人一间。因为女同志少，我被安排在单间，从安全考虑，我这一间和王海容、唐闻生两同志的一间相通。

旅馆为我们准备了专用餐厅，他人不得入内，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外国记者的光顾。但是当我们第一次去就餐的路上，在进入餐厅的走廊上，记者们像夹道欢迎似的等在那里，把一个个话筒伸过来，要大家发表来纽约的感想，问“谁是毛主席的侄女”等等。

代表团所在地时刻有美方安全人员守卫。在一段时间里，经常接到恐吓信，甚至说今天或立即就要发生爆炸。全团上下却镇定自若，没有任何人表现得惊慌失措。

事实上，除了有一次旅馆外面发生所谓游行示威，为数不多的人挂着牌子走一走外，在我们出席26届联大代表团所逗留的56天中，什么突然事件也没有发生。

动人的欢迎场面

代表团到达纽约已是当地的周末，为此，中国代表团团长只能在11月15日(星期一)到联合国第一次出席会议并讲话。

这一整天的会议变成了欢迎会，突破了原来安排只让各地区代表发言的限制。直到下午6时40分不得不散会时，有57个国家的代表发言表示欢迎。由于要求发言者越来越踊跃，原来不准备发言的某些大国代表也为避免被动，顺乎潮流，发言表示欢迎。

当然，欢迎最热烈、最发自肺腑的是那些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并为之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的一些亚非拉国家。

印象深刻的是一些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赞比亚、坦桑尼亚代表在表达了他们对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席位决议的喜悦后，针对有些美国舆论指责他们当时在决议通过后跳起舞蹈的欢乐“举止”，理直气壮地说：“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高兴、什么时候不该高兴。谁都无权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不该笑。我们决不承认任何人有权在礼仪上或所谓‘举止检点’方面来教训我们。”

2758号决议通过后，代表们热烈鼓掌庆贺。 图源：网络

旅居美国的爱国华侨对中国代表团的到达更是欢欣鼓舞。他们在11日那天清晨就到机场等候，有些人手中还举着毛主席的画像，有的举着“热烈欢迎祖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横幅。

来自美国各地的爱国华侨，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热烈欢迎祖国代表团”的标语，聚集到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 图源：网络

当代表团住进旅馆后，华侨学生、妇女、商界、新闻界等送来一个个花篮表示对祖国的热爱和欢迎代表团的盛情。

之后，中国代表团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侨胞长期远离祖国，有的甚至多年音信全无，见到祖国派出的代表团如见亲人。许多人远道前来参加，特别是有三个年轻人驱车600公里来参加招待会。一位年逾80的老人在亲友搀扶下前来，为有生之年见到祖国代表团来到联合国激动万分。两位初入社会的职业女青年表示，希望尽早回国学习或工作，诉说她们在外国充当“二等公民”之苦。有的老教授殷切地打听他在国内的同行好友的近况。

代表团还举行了一场《智取威虎山》现代京剧的电影招待会。年长者轻轻打着节拍，陶醉于京戏醇厚的韵味之中，年纪较轻者则被故事的情节所吸引而全神贯注。

中国热

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大，给纽约带来了一阵“中国热”。正如智利代表在欢迎词中所说：“中国人到联合国来就好像他们是从月球或者火星上来的，是素不相识或神话般的人物。人们要知道他们穿什么、吃什么，他们想什么、做什么梦。”

代表团到达前后，纽约的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代表团的消息和照片。他们说代表团人员都身着一色的制服、手提一样的皮包走下飞机。更有甚者说，这些人男女服装和发型无多大区别，简直难辨男女。这些报道当然有些夸大，但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10年的中段，人们的物质生活不丰富，思想禁锢很深，衣着当然也是如此，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并不奇怪。

1971年11月11日，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 图源：网络

当时北京经营高档服装的只有一家，衣料有限，颜色单调，代表团人员做衣服只能是你拿这块料做套装，他用这块衣料做夹大衣，服装师傅为大家精心协调，煞费苦心。至于厚大衣料，品种就更少了，只能基本雷同。我和章含之同志经常随符浩同志一起参加活动，我们两人约好在大衣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以便区别。

至于发型，女同志不论年龄大小，都是垂直的短发，确实比一部分西方男子头发短多了。当时我看到这些西方人衣服虽然五花八门，但也发现不少双双对对的青年男女走在街头都穿着一身浅蓝色牛仔套服，都留着长长的头发，从背后看去，也难分清男女。我们觉得自己的装束自有我们的风格，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不适宜。

纽约人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是来去匆匆，当我们若无其事地经常出入于公开场所，不论是开会、赴宴、上街都是这种装束，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显然就不以为奇了。

代表团到达不久，一家报纸用全版篇幅登载了一份时装广告，其中有各式服装，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把高梁同志身着中山装(美国人称“毛式”服装)的相片当作模特儿，放在显赫的位置。

还看到报纸上出现某大公司设有中国商品专柜的广告，我们好奇地前往观看，真令人哭笑不得，原来那些商品粗陋不堪，是一些用粗竹条编织的农家用具，放谷物的大盘、大筐，粗制滥造的斗笠等，还挂着几件粗布对襟衫，上面用布条盘的纽扣粗大笨拙。一位衣着漂亮的东方小姐看守着这个摊子，说这全是中国货。真不知他们从哪里弄到的这些近乎原始的手工制品。

有趣的是，在联合国开会时碰到某拉美国家的大使夫人，她正津津有味地和别人谈着那顶斗笠。她说，她非常喜欢那顶帽子，一定要去买一顶。

我们走在马路上或电梯里，到处可听到友好的问候声：“你们是中国代表团吧?欢迎你们!”

我们乘坐的汽车走在马路上，经常看到有人在汽车里招手致意，或礼貌地要我们乘的车先行。

我走到一家百货商店，想买一件黑色毛衣，刚拿到手，一位正在采购的妇女走过来说：“你们是中国代表团吧?这件衣服你穿可能太大，XX号可能合适些。”我感谢她后，按她建议的尺码买回来，果然不错。

旅馆的服务员和我们逐渐熟起来，友好地开起玩笑了。我们一位女同志胃口不好，经常要服务员给她分菜时少一点，于是服务员称她“Miss Little(少小姐)”，而另一位壮小伙子，经常不够吃，因此要多一点，他们就称他为“Mr. More(多先生)”。

代表团在离开纽约前，向他们赠送了一些纪念品。他们很讲礼貌，集体到团长住处欢送并赠送纪念品。其中有两瓶装潢精致的香水，以后团长把它分给了女同志们。

在联合国衣帽间，一位服务员得知代表团即将离开时，向乔团长表示希望乔团长把帽子留给他作为纪念。乔团长欣然同意。服务员喜出望外，连连称谢。

带血的牛肉

由于住旅馆，代表团中虽有准备常驻的高级厨师，但没有用武之地，我们只好顿顿吃洋饭。

几位身着红色制服的服务员在饭厅中间摆了一排宴桌，谁去就给谁打一份，要多少、要什么，可自己选择。

有些食品受到多数人欢迎，有些则难以习惯。譬如，早饭时首先每人一小杯鲜桔汁，很开胃，这在中国早餐中虽很少用，但受人欢迎。正餐中，他们有时提供一大块长方形牛肉，用叉子按下去，鲜血渗出。据说是该旅馆的一道名菜，但我们除少数人外，不会欣赏这样的牛肉，出于好奇，可以吃两口，但全部吃下去的人则不多。

一位已经和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安全官来到我们的饭厅。一个同志正在吃从国内带去的酱豆腐，抹一点在面包上，确实味道不错，于是请坐在身旁的这位美国人品尝。这位美国人动作迅速，拿叉子叉起一整块酱豆腐送入口中，这可就难为他了。

吃洋饭日子长了，大家都思念家乡饭，有的同志人也消瘦了，从国内带去的罐头小辣椒成了珍品。最后，大概是团领导忍耐不住了。那天晚饭时分，从联合国开会回来，在饭厅里发现了鸡丝汤面，真是鲜美可口。原来，经过友好协商，饭店特别允许我们的师傅到厨房为我们做了些中国饭。

大讲坛大舞台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场 图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26届联大除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外，最突出的是印巴问题。恰好在联大进行中(1971年11月21日)印巴爆发战争。前方打得越激烈，安理会斗争越紧张。安理会召开时间时而被有意拖延，代表们不得不长时间守候在会场附近;时而又没日没夜地紧急召开。

辩论中，双方针锋相对，发言有时激昂慷慨;有时疲劳轰炸，故意拉长时间。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匆忙赶到安理会，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愤然起身，拂袖而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代表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展示在会议厅中各国代表的面前，而且有时电视现场转播，直接面对全世界观众。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大讲坛、大舞台，各色人物可以作充分地表演。

1971年11月15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乔冠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进入代表席位。 图源：“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大全体会议，被各国记者包围。 图源：网络

1971年11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顾问席。 图源：网络

一些主要角色都比较注意自己的仪表。记者们在两侧的阁楼上，可以把镜头对准会场中包括旁听席上的任何人而难以被发觉。会上有些发言冗长乏味、言之无物，令人厌倦，这时你就该赶快离开会场去走廊散散步，或去咖啡厅喝点什么，否则你的困倦、打瞌睡的窘相就可能被记者摄入镜头。他会像连环画一样登在报纸上。

不少国家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在那里工作过较长时间，对情况熟悉，工作方便。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位中东国家的老代表，他资格老，在联合国工作年限长。他把多数代表们都看作他的弟弟妹妹。他同时参加大会、委员会不同的会议，慢吞吞地从一个会议厅走到另一个会议厅，听到不顺耳的话就要求发言，说一通，而且经常是从联合国开天辟地说起。美国一家报纸称他是“不定向导弹”。其实这不公平，在中东问题上，他总是坚定地站在自己国家立场上，态度非常鲜明。

虽然那时他的国家同中国尚未建交，但他见到我们总是友好地打招呼，表示欢迎我们这些“年轻人”。

参加这次联大代表团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作者简介

李松龄，河北安平人，1925年生，金陵女子大学毕业;曾任外交部亚非司中东处处长、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研究室主任;离休后，参与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新中国外交50年》和《中东简明百科全书》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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