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诗中的“五老”传奇

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人，被党内亲切地称为“党内五老”。“五老”均为建党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苏区根据地时，他们就已从事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他们继续担任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以年近古稀之高龄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中共“党内五老”是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人。“五老”这一称谓，源自朱德总司令于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这首诗迅速地传遍了延安，“党内五老”的称呼便也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党内五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一座座丰碑，是所有中国共产党员学习的楷模。

“特立”而不“特殊”的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生于湖南长沙，他富有血性，极为爱国。1909年夏，他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时，痛斥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讲到激愤处，竟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截手指，用鲜血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1927年，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之时，不少共产党员叛变脱党，徐特立却以50岁的高龄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1934年10月，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是红军中最年长的人。一路上，他拄着竹杖和大家一同行军，瞿秋白换给他一匹好马，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骑。1937年，毛泽东为他的60大寿写下亲笔信，称赞他“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延安时期毛泽东与徐特立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徐特立从不因为年纪大、贡献大、地位高而居功自傲，从不搞特殊。

1949年中共中央进城时，徐特立已经72岁了，组织上为他配备了专车，可他极少乘坐，总是步行外出，或乘公共汽车。为此，警卫员时有牢骚。徐特立知道后，耐心开导警卫员：“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从外国进口。我们进一次城，来回用的汽油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我们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就会有意见！”“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警卫员听了徐特立这一番话，想想自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豁然开朗。

1957年1月，徐特立去长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80岁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就不用参加了。”徐特立义正词严地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10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他获知了真实的情况，又如实将情况进行整理汇报，还提出改正意见。

1968年11月，徐特立因病去世，在弥留之际，他把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是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没有私有财产的吴玉章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其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25年，他从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贺词：“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吴老一生艰苦朴素，大革命时期用的一条毛毯、一个文件箱，以及延安时期穿过的一套粗呢衣服和一件羊皮袄，一直用到去世。他接待外宾时常穿的一件大衣，也是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添置的，新中国成立后几次翻改。平时接待宾客，需要衣着整齐一些，一回到家里，他总是只穿旧便服。他的内衣、袜子大多是补丁上面摞补丁。至于对饮食的要求，更是简单，用他自己的话说，有饭吃就行了。

1958年3月，吴老回家乡视察工作时，听说当时荣县的教育还很落后，适龄儿童入学率很低，便指着自己家的住宅对陪同的县委书记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私有财产，我这些房子就交给你们办一所师范吧。”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因病逝世。他将一名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融于一体，映照千古。

“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的谢觉哉

谢觉哉，1884年4月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4年底，80岁的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36年，谢觉哉在保安参与领导民主选举，创造了“投豆子选举法”，使不识字的农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权利。1937年，中央机关迁到延安后，他又担任国家审计委员会主席，坚定地反对贪污浪费，坚决惩办罪犯。毛泽东称赞他“惩治腐败雷厉风行”。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是延安时期人们为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虽然身居高位，却从不以元老自居，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对亲属更是严格约束。1949年10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后，家乡人兴奋地说：“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在家务农的亲属也以为“做大官”的谢觉哉能给他们以“照顾”，让他们走出农村，到北京谋个好前程。对此，谢觉哉写去长信，劝他们不要来。对亲友们的各种请求，谢觉哉坚决杜绝走后门，“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对于此，他的儿子谢飘有这样的记述：父母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他们用言传身教告诉子女如何做人、做事。

谢觉哉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这既是家训，也是对所有共产党人的寄语。

正在工作的谢觉哉

谢觉哉曾在1957年、1960年、1961年三次回湖南，两次去南馥冲老家。每次回乡前，他都特别交代，要允许“我自由到食堂买，我不能同劳动，同吃同住总还可以”。还告诉在家务农的儿子，“不要去排队为我买油买肉”“没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盐就行了”“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平实的语言中显示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人做事的风范。

首提“初心”的董必武

董必武，1886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1年7月参加党的一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

1919年5月18日，董必武和张国恩以湖北善后公会名义在上海《救国时报》向全国发出通电，称：现值外交失败，国内和会忽告停顿，致对外益陷穷境，南代表蒸日书面提议八条，本会认为(是)解决时局之唯一方法。北代表犹袒庇卖国贼党，不肯容纳，是岂国民希望和平之初心所及料。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使用“初心”的概念。

董必武在武汉创办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一年后，在他的寓所建立了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他又成为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创人之一。

董必武在重庆

1935年，董老在延安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虽为校长，他却甘愿将待遇定得很低，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合用一张硬板床。抗战爆发后，为方便在武汉做统战工作，他“奢侈”了一把，花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块表又大又响，而且走得也不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可董老却乐观地说：“反正快慢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了。有会议时，表快了，我晚点儿去；慢了，我早点儿去，这样不就调对了吗？”

董老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三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平时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他也记得清清楚楚。

1975年3月5日，他在90虚岁生日之时，写下《九十初度》一诗：“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表达了一个共和国元勋没有半点儿居功之心，坚持“彻底革心兼革面”的情怀。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0岁。

为自己拟定《入城守则》的林伯渠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常德安福(今临澧)，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毛泽东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

红军长征时，林伯渠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主要任务是负责筹粮、筹款。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匹马，可他却很少骑，总是把文件和警卫的背包驮在马背上，自己拄着一根棍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步行。警卫员多次劝他上马，他都风趣地说：“大家都用两条腿走，我现在已经多了一条腿了，为什么一定要用四条腿呢？”行军时，他总是提着一盏小马灯，站在险隘难行的路口，照着路让队伍通过。红军女战士李坚真曾用山歌这样唱道：“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所惧，手举马灯照人行。”

1944年春节，延安边区政府门前的墙报吸引了很多人，一个高个子外国记者挤在人群里，认真地抄写着一篇题为《我的生产节约计划》的文章。原来，这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的。“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交，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语言平实却寓意深刻。

1949年春，林老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听到毛主席对共产党人提出的一系列告诫之后，为自己拟定了《入城守则》，在中共将成为执政党时，对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1.不做旧诗；2.不持手杖；3.不吸纸烟；4.每天挤时间读书报；5.每天挤时间散步；6.尽可能地接近实践与实践。在写有《入城守则》的便笺另一面又写道：高高在上，渺渺予怀。高而无位，亢不得众。提纲挈领，拉朽摧枯。涤秽荡垢，如汤沃雪。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因病在北京逝世。

在百年壮怀激烈的岁月中，老一辈革命家砥砺前行，殚精竭虑，为人民鞠躬尽瘁，奋斗不息。

(原题：“党内五老”的崇高风范)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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