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人员在“惠特赛纪念堂”前合影。前排右一为凌青，左二为马海德

1944年我离开晋察冀去延安。当时，我们四五个人一起走，都比较年轻。因为延安相对是安全的，日本人军力不够，只到黄河为止，打不过来。

这年秋天我们到了延安。我原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系统的，到了延安归总政系统管。总政组织部部长就是胡耀邦。那年7月，包瑞德上校率领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来到延安。包瑞德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参谋部的情报官员。

为了做美方工作，中央当时很需要一些懂英文的干部。当时总政组织部管分配干部工作的李黎对我说：你在燕京大学念过?大概也还懂一些英文吧?美军观察组需要人，到那边去吧。我说：英文啊?哎呀，懂一些，但基础还不够，参加革命后，全都丢了。这样，他就分配我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去复习了3个月。

当时校长是曾涌泉，英文系主任是浦化人，教员有马牧鸣。他后来当过驻尼泊尔、西班牙大使。还有外国人林迈可、马海德和王大才等人。林迈可是英国爵士，被称为“伯克勋爵”，是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位贸易经济学家。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林迈可是燕京大学教授。他的妻子是中国人。马海德是同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外国医生，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原名叫乔治·海特姆。林迈可和马海德与美军观察组关系不错。王大才是印度尼西亚人，取了个中国名字，这是音译。

早先他在第三国际工作，后来从第三国际到了延安;抗战胜利后，回印尼，以后下落不明。王大才在第三国际待了很久，所以英文也还可以。还有很多同学，郭戈奇后来到了成都大学;还有个曾远辉，解放初当了外交部满洲里办事处主任，还当过外交部一个什么处的处长，20世纪80年代末或是90年代初去世了。张林生也是同班的。其他呢，就散到别的部门了。当年我是A班的。B班有一个同学官还要大一点，没有在外交部。他是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44年夏秋，中共开始有了半官方外交。以前当然也有外事工作，如周恩来在重庆接待过很多外国朋友，其中多数是进步朋友，但仅仅是个人之间的交往。而美军观察组则是政府派来的。特别是与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交往，都是正式的外交，虽然观察组和赫尔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最早是周恩来向美军提出派遣观察组到延安，但当时可能性不大。后来形势发展了。虽然观察组不是外交机构，但有外交性质，它收集情报，但无法决策。我们虽然不是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但有广大的解放区、红色政权和自己的军队，因此双方关系就具有半官方外交的性质。

当时，中央还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这是周恩来草拟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共产党人办外交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反对在民族问题上存在的排外、惧外和媚外几种错误，要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这是党中央最早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它对以后外交干部的成长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早在1942年，周恩来就与美国驻重庆使馆外交官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思有不少接触，建议他们去延安看一看。等到1944年，当时美国正在谋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登陆作战。美国人想给共产党一些武器，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美国人想主导太平洋战争，虽然有所推进，但是牺牲很大。

根据在太平洋上逐岛作战的经验，估计要打日本本土，在中国大陆要登陆的话，必须取得中国军队的大力支持。而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垮得很厉害，特别是湘桂战役很快溃不成军，甚至都要考虑从重庆搬家了。美国人就研究为什么共产党没有什么外援，却还能在敌后发展这么快、这么大、这么强?是什么原因?所以他们就建议派一个观察组来。国民党依靠不了，那就靠共产党。

当然，国民党就很不高兴了，就阻挠。但史迪威将军仍建议派一个观察组到延安来。他甚至还指出：观察组组长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讲中国话的军官”。最后是冲破重重阻挠吧。罗斯福总统的决定，蒋介石也不好再反对了。美军观察组的全名是：“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

最初由18名军官和陆军、航空、通讯、医疗等人员组成，有不少是“中国通”。美国人还给这个观察组起了个代号，叫“迪克西使团”。不过，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还不到3个月，在蒋介石的压力下，美国就把与蒋介石闹矛盾的史迪威给撤职了。他原来是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最后美国就另外派一个魏德迈中将来代替他。魏德迈到来以后，就彻底反共了，把史迪威的那一套都推翻了。所以观察组也就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不过，当时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对中共而言，毕竟是件大事。

1944年7月22日，由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情报官员戴维·D·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乘坐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两个星期后，观察组的第二批人员也飞到了延安。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美国人还是寄予希望的。所以，美军观察组成员全部到达延安后的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欢迎，最初的题目是《欢迎美军观察组》。这篇社论最后是经毛主席审改定稿的。毛主席特意还加了“战友们”，就是《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后来毛主席又给美军一名军官题了“战友之谊”4个字作为纪念。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我们为他们举行了最盛大的欢迎宴会。朱老总发表热情讲话，周总理还向他们赠送了红军八角帽、土布中山装。

美军观察组里面除了军人以外，也有外交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这个人前几年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了。他当时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二秘、中缅印战区司令部的政治顾问。在延安，谢伟思和毛泽东前后进行了50多次谈话。杨尚昆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还向谢伟思提议，美国能不能在延安设立领事馆。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进行的长达6个小时的谈话中指出，抗日战争一结束，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最危险的时刻就将到来。国民党十分依赖美国，对美国俯首听命，制止中国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希望美国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旦内战爆发，美国不要向国民党提供新式武器，不要支持这个腐朽无能、失道寡助的政府。

在观察组，谢伟思就是美国国务院的代表。由于他的亲共观点，后来被美国人从国务院开除了。到了延安以后，通过我们做工作，谢伟思对延安情况就比较了解了。所以他就同情共产党，讲了很多国民党不好的话，国民党对他很反感。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反共，“麦卡锡主义”时代开始了。

当时有个麦卡锡法案，只要他认为你是共产党，你就要受询问、传讯、追查。谢伟思就是被追查者之一。他亲共产党，被戴上红帽子，影响了他一生。谢伟思本来在国务院里是个很红的人，很有机会被提升，但是因为这个，他就遭受挫折，被排斥，最后做了加利福尼亚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是美国外交系统的，其他成员大多数是军队系统的。

因为美军观察组的对应单位是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是朱老总，总参谋长是叶剑英，所以，叶帅那时候经常出面谈问题，接待他们。做事大多是叶帅。

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主任是杨尚昆。我们那时管他叫杨主任。由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当时，在七中全会的主席团会议上，毛主席和周总理提议杨尚昆兼任组长，王世英和金城为副组长，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做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杨尚昆对外以“军委秘书长”身份出面。

军委外事组成立的时候我不在，成立以后我才去。当时有4个科：第一科联络科，科长是陈家康;第二科研究科，科长是柯柏年;第三科翻译科，科长是黄华;第四科行政科，科长叫杨作材。当时除了行政科以外，其他科搞业务的干部很少，我去了以后也只有三四个人。有时候研究科是他，联络科也是他，反正时间也不长。后来，陈家康没待多久又到重庆去了，做周总理的秘书。后来科长是黄华兼任，一个人又搞联络又搞翻译，就在那儿顶着。柯柏年偏重于研究，马列主义根底比较好，研究美国问题。柯柏年上次讲，周总理看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共产党宣言》，是他翻译的。

从延安时代起，之后三交镇、西柏坡、外交部成立，到朝鲜停战谈判回来，再去布加勒斯特驻罗马尼亚使馆，柯柏年一直是我的老上级。柯柏年原来的名字叫李春藩，广东潮州人。他的祖辈都是经商的，开了一家“祥和糖行”。柯柏年有一位大他六七岁的堂兄叫李春涛，曾经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国民党著名的左派人物。

李春涛与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以及广东大革命时期特别是东征时期的周恩来都一起共事过。大革命失败前夕，他被国民党右派杀害。我几个科都去，没有主要负责的项目。实际上就是打杂，哪个科事急就去哪个科，甚至还要管外国人的娱乐什么的。反正没有那么多干部，也不一定有那么多事。有事联络的时候就联络，需要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没事的时候你就去研究。当时所谓研究，就是柯柏年从美国人那里搞的一点资料。在柯柏年的领导之下，把这些资料翻译翻译。

中央军委外事组为美军观察组盖起了“豪华”的“窑洞宾馆”。江青和康克清有时也和美国盟军共舞一曲。一位美国飞行员在舞会上对延安女性非礼。叶剑英向包瑞德提出抗议：延安不是重庆。斯特朗女士搭上美国军用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了永留史册的话……

美军观察组住的那些窑洞是我们建的，是专门为了接待美军观察组才盖的，所以比较讲究。它们是当年全延安最“豪华”的“窑洞宾馆”。窗户都粘贴了白纸，用的是灰砖，很结实，比较好看。砖块之间还用沙土夯实了。

我记得每个窑洞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脸盆架，一个毛巾架，而且一人一张木床。这在当年是很“奢华”的，很有气派了。美军观察组的伙食也是我们提供的，虽说简单，但是很周到。如果早上没有咖啡供应，陈家康就会为美国人送去芳香的酿酒。美国人因为每天有6美元的伙食津贴而向周恩来提出要付点钱，但是我们认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我们就应当管吃管住。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久，就在叶剑英陪同下来到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观看军事表演。三五九旅在南泥湾，距离延安90余里。后来，他们还在南泥湾附近观看了八路军的战术表演。同时，观察组成员也看到“大生产”运动中战士们自己生产衣物鞋袜，还参加了翻身战士对日本侵略者、国民党顽固派的控诉。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地接待。

这里还要提一下美军观察组的惠特塞。亨利·C·惠特塞是美国的一个中尉军官。他是美空军地面救援组织驻延安的代表，负责向降落在敌占区的飞行员提供尽可能的救援。美军观察组派到延安以后，就派这位惠特塞到前线参观。

他们好像是去太行二分区机关驻地榆社县堡下村考察抗日根据地，碰到日军200余人前来袭击。惠特塞和翻译匆匆躲进了村民的院子。他们本想翻墙突围，但可能是惠特塞身材高大，土墙又高，翻译举了好几次，惠特塞还是翻不过去，摔了下来。最后，日军冲进了院子，惠特塞和翻译当场牺牲。

据说，为了夺回惠特塞的遗体，我们部队牺牲了很多兵力。朱总司令还提议建个惠特塞纪念堂。这样，就把延安凤凰山下美军观察组的食堂命名为“惠特塞纪念堂”。这个纪念堂主要是搞统战嘛，做美国人工作。现在有一张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这是延安唯一的一座以外国人名字命名的纪念堂。美国大兵在延安那段日子也很不好过，没有什么娱乐地方。他们有时也打打球，下西方象棋等，但总的说来很枯燥。所以我们还得给他们安排娱乐活动。有的时候就打猎。

朱总司令，还有叶帅，不断地陪他们出去打猎，到山上去打野鸡。打了野鸡回来，就烧了吃。还有就是跳舞，星期六晚上，就到杨家岭礼堂、王家坪大礼堂。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王家坪是中央军委所在地。这两个地方礼堂比较大一些。有时候就组织这些美国大兵去跳舞，女同志都要去的，包括这些首长和他们的夫人也出来，像朱总司令、康克清夫妇也来。我跟康克清也跳过舞。江青也出来，而且还不止一次。反正那时候无所谓。那时候上下级界限好像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大家随着破留声机上转动的旧唱片发出的有噪声的乐曲跳舞。我们还请他们欣赏中国民间音乐，听听《黄河大合唱》，看看话剧《日出》。还有就是扭秧歌。有一次，延安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和一些日本战俘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表演了很多节目。

美军观察组自己有电影放映机和影片，都是后来从重庆捎来的。那是一台烧汽油的放映机。他们放电影的时候，我们的这些领导也会去看，总司令啊，叶帅等都去看。看么，也似懂非懂。我自己很多地方也看不懂，就翻不出来。中央领导人也不强求，大概就作为一个礼节吧。招待外国人，陪外国人，这些事都有。有的是请客，请吃饭。美军大兵在当时中国土地上，如在重庆不断传出“吉普女郎”这一类事件，但在延安则只是很个别的。

有一次，一位美国飞机驾驶员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女性有非礼举动。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向美国包瑞德上校交涉，指出：延安不是重庆，在延安男女平等，不存在娼妓现象。结果，包瑞德上校就在内部召开会议，禁止再发生类似情况，要美军官兵尊重延安的价值观，如有违反者，将被遣返重庆作为处分，并且收缴了大量安全套。

我们对美军观察组的接待很突出，很有特色，给美国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包瑞德、谢伟思有这样的感觉，连观察组的一般成员也如此。当时观察组最年轻的高林斯于90年代初写了一本书，叙述了在观察组的不少往事。他认为自己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是在延安度过的。这多少说明我们的外交工作是成功的。在和美国人打交道中，毛主席表现出很大的吸引力，显示了他的外交谈判才能。

1944年秋，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个人代表来华。他为调处国共冲突于11月上旬访问延安，并作为证人在中央提出的《五条协定草案》上签字。但在国民党拒绝《五条协定草案》后，他反过来就对共产党施加压力，要求共产党接受国民党的方案，中共领导人对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极其愤慨。

我记得胡乔木的回忆录里提到毛主席与包瑞德的一段对话。赫尔利违背关于国共和谈的建议后，包瑞德劝我们不要顶撞赫尔利。毛主席很气愤，他毫不客气地对包瑞德说：你们美国人吃的是面包，我们吃的是小米，你们美国人吃饱了饭愿意干什么是你们的事。毛主席的意思很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路线，走自己的路，根本不惧怕美国人，不会在乎别人说三道四。

12月8日，毛泽东在与包瑞德的谈话时再一次义正词严地阐明了中共对国共谈判的立场，指出：《五条协定草案》是中共的最后条件，中共已经作了让步，同意蒋介石作为领导，同意中共军队接受全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中共已让无可让。毛泽东怒不可遏地谴责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并说：不管美国做什么，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共不像蒋介石，并非必须外国的支持。毛泽东还表示，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这就是《五条协定草案》，只要兑现草案，中共愿意加入联合政府。

这一段工作，周恩来讲是“半官方外交”。搞这一段工作的外交人员，现在活着的就剩黄华和我两个人了。本来也就没几个。黄华现在90岁了，偶尔也出来一下。他最近出版了一本画册，是他过去的照片。这一段时间就是积累了最初的外交经验，对外交涉也有。但是对外交涉主要是黄华同志，不是我。这是1944年、1945年的时候。

讲到工作，除了联络、翻译、研究外，最重要的就是搞对外宣传和友好联络了。对象除了美国军官外，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朋友。

因为当时美国飞机每个礼拜从重庆或北平飞延安一次，所以有很多外国人。有其他国家的，也有美国的一些朋友坐这个美国飞机到延安来看一看。其中有进步的，也有不是很进步的。这种事经常发生。如美国记者著名的就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女士、阿屈斯蒂尔、白修德、罗辛格、罗德里克、贝却敌等，英国政府大员克里普斯夫人也曾访问过延安。他们到延安后，短则一两天或三五天，长则几个月，来后都住在美军观察组招待所，由我们给安排会见、参观等项目。毛主席有一篇跟斯特朗女士的谈话是迄今最有名的。毛主席对她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斯特朗女士就是坐美国飞机到延安来的。这些人我们都要给他们做工作，做宣传，上政治课。这里面比较成功的两例：一个是谢伟思，毛主席同他谈得很多，他后来很同情我们并为此遭到迫害，上面已经讲过了;再一个就是有吉幸治，当时是一个中尉。有吉幸治是美籍日本人。是美国OSS的工作人员。OSS当时叫作战略情报局，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

这个机构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从战略上来研究各个方面的情况。有吉幸治跟宋庆龄比较熟，宋庆龄对他的印象也不错。他到延安是从战略上考虑的。他在战略情报局时，为战略服务。到了延安以后，我们做了他很多工作。有吉幸治会见了很多各个方面的人。刘少奇见了他，谈党的组织、路线、方针。彭德怀见了他，谈军事、解放区。蔡畅跟他谈妇女运动。周扬谈延安大学。林伯渠谈陕甘宁边区政府、统战政策。大家向他作全面地介绍。每天晚上我还给他读《解放日报》，译成英文给他听。译得不好的时候，他还给我纠正一下：是不是应这样说啊?当时我也提高了英文。

他对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就比较了解了，这样，他思想也有了转变。有吉幸治本来也了解一些我们的情况，之后了解就更深了。回去以后正好赶上“麦卡锡主义”，他也遭到迫害。有吉幸治的儿子前些年还跟我见面。听他儿子讲，他走到大街上，熟人都躲着他，像瘟疫一样，也是很不得志的。他晚年还出版了一个小报介绍我们的情况，还比较友好吧。尼克松访华以后，他在夏威夷组织了美中友好协会。中美关系打开以后，他来过中国一次。70年代末去世。

对外交涉这样的重要外交工作也有，但比较少，举一个例子，就是烟台事件。1945年秋天，当时美军要在烟台登陆。烟台是我们第一个解放的城市，对我们进军东北十分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登陆。中央大概考虑一些陆战队登陆后果的问题，就给他一个“抗议照会”。当时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名义发表的。

照会就递交给美军观察组转报美方领导。叶帅在声明中表示登陆后发生一切“严重事件”由“美方负全责”。说了这一类的话。当然美国人并不是怕我们，而是他还要假装表现出一个调停人的身份，以中间人面目出现，所以他就没登陆。

这次交涉可能是我们党最早的一个对外国的抗议照会，因此，也有它的历史意义。照会递交后，美方很紧张，内部召开会议，限令官兵一律不准外出，注意观察是否会有群众示威游行，并清理内部机密文件，准备必要时销毁。

当然，以后美军未登陆，紧张形势也就过去了。类似这样的交涉还不多，因为当时主要是联络、宣传，还有些研究之类。就是在柯柏年同志的领导之下，翻译一些东西。当时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干涉国共战争，会不会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这些东西，材料很有限，找材料很困难很困难。主要是靠美军观察组提供的一些材料，但他们肯定不会经常提供。工作主要是这些事。(未完待续)

（文/凌青口述，宗道一、朱礼盈、傅铮铮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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