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解放时，国民党的报刊登载了我已“壮烈成仁”的报道。我在上海的家人不知究竟，曾四处打探确实消息，后来，原在我司令部工作的投诚军官从东北遣送回家到上海，才明白真相。

1943年11月，郑洞国与两位美军准将商议军务

在抚顺，我一直住到1950年8月，后因身体不适前往上海就医。离开抚顺，我先到沈阳停留一日，第二天即乘火车前往北京。

到了北京，我先去看望了我的好友、后来成为我的亲家的焦实斋先生。过了两天，萧劲光和萧华两位将军又请我去全聚德吃烤鸭。一见面，我先就上次见面时的生硬态度表示了歉意，两位将军亲切地表示理解我当时的心境，席间大家谈古说今，十分快活。

20世纪50年代初，郑洞国(前中)与陈赓(前右)、侯镜如(后左)、唐生明(后右)等黄埔军校同学在一起

01

周总理的接见和宴请

在北京期间，我还荣幸地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最初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感到格外的兴奋，想不到多年之后，周恩来总理还一直记挂和关怀着我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同时也想起了两年前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1948年10月18日，我在长春山穷水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了将我从黑暗中挽救出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亲自写信给我，分析形势，晓以大义，劝我顾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举行反蒋起义，回到人民的行列中。

据说这封充满黄埔师生情谊的信件是用电报转达到前线的。次日上午，解放军进驻长春时，交给了新七军副军长史说，请他转交给我。可惜因当时我的兵团司令部附近枪声四起，市内秩序混乱，史说派去的人未能把信送到，我到解放区后方知此事。不过对于周总理的这番亲切关怀，我是始终未能忘怀的。

1948年10月，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中)率部投诚，抵达哈尔滨

那天，我准时来到周总理家中。我在黄埔军校时的另一位老师聂荣臻元帅也已在座。见我走进会客室，周总理连忙起身，快步迎了过来，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眸注视着我，紧握着我的手说：“洞国，欢迎你，我们很久未见面了，难得有这个机会呀……”

我被周总理的坦诚、热情所感动，觉得他还像当年的周主任那样诚挚可亲。一时真是百感交集，两行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半天才愧疚地说出几句话：“周总理，几十年来，我忘了老师的教诲，长春解放前夕，您还亲自写信给我，我感谢您和共产党的宽大政策。”

周总理摆了摆手，打断了我的话，微笑着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你不是过来了吗?今后咱们都要为人民做点事嘛!”

1948年冬，周恩来在办公桌前签署作战命令。 西柏坡纪念馆供图

吃饭的时候，周总理详尽地询问起我的身体和家庭情况，那副关切的神情犹如家人一般，使我如沐春风，心底感到无比的温暖。周总理还和蔼地问我今后有何具体打算，我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别无所长，人也老了，打算回家乡种地去。周总理亲切地说：“洞国，你还不到五十岁嘛，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多为人民作贡献。现在国家建设刚刚开始，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呀。”周总理的诚恳态度使我非常感动，遂表示拟先回上海治治病，料理一下家务，再听候安排。周总理说：“你先回家休息一下也好，身体养好后随时可以来。”

席间，周总理还询问起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与盟军联合作战的情形。那时正值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军的作战特点，指出美国人打仗主要靠武器装备，打不了硬仗，为此还特别举了几个实际战例加以说明。周总理和聂帅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询问，待我讲到美军非常依赖空中补给，如过去中美军队共同执行作战任务时，美国兵行军走累了，就先丢弃武器弹药，然后再丢弃衣服，待到达目的地时，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了，以致空运的装备只好先全部补充给美军。周总理听得有趣，不禁开怀笑了起来。据说在后来的一些会议上，周总理多次引用我讲的这几件事，激励大家要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克服某些人头脑中的崇美、恐美思想，坚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心。

02

毛主席送来的请帖

8月中旬，我由北京到了上海，在上海一直住到1952年6月。在这段休养期间，我有机会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社会发生接触，有机会把学到的并初步信仰的理论和现实印证。

1960年10月，周恩来(前排左二)、陈赓(前排左三)和黄埔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郑洞国

1951年冬，我写信给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政务院参事李奇中，谈到自己目睹祖国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心情格外振奋，准备春节期间再到北京看看。李氏将此事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很快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京。

1952年6月，我举家迁往北京，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这是我第一次和人民政府的实际工作发生关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我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参与国家机要工作。

过了不久，我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家中宴请我。当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不安，毛主席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这该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呀!但是，想到自己曾负罪于人民，参加工作以来尚未给国家作出什么贡献，却身受种种优厚的待遇，现在又蒙毛主席亲自接见，心中甚觉愧疚。

毛主席

去见毛主席那一天，我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还有鹿钟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刚到，毛主席即迎了过来，同我握手、寒暄、让 座。

我本来真有些紧张、拘谨，然而毛主席开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坐定之后，毛主席诙谐地笑道：“郑洞国，郑洞国，你的名字好响亮哟!”引起大家一阵大笑。接着，他问我吸不吸烟。我应声说“吸”，顺手在茶几上取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身替我点燃了香烟。这位深受亿万人民敬仰和拥戴的革命领袖，竟是如此亲切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有旧社会达官贵人那种虚伪矫饰、盛气凌人的样子，使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多了。

郑洞国抱着孙子

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起我全家的生活情况。我如实答道，由于感情上的原因，妻子刚刚同我离异，儿子还未结婚，已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现在沈阳的一家建筑部门工作。毛主席听后说：家庭问题很重要，要妥善处理好。人对生活要有一种达观的态度，不能为一时的波折而灰心。只要进取向上，是不难重新获得个人幸福的。我听了毛主席这些体贴入微的话，感动得不禁连连点头。接着他又笑着说：“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还得多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哟!”我很惊讶，想不到毛主席这么了解我，连我的年龄都知道，激动地表示今后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我们越谈越随便，不知怎的，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您是怎样学习好马列主义的?”毛主席似乎也感到我问得太突然，怔了怔，望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想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真正转变过来嘛!……”

1977年夏，郑洞国(左二)、侯镜如(左一)、杜聿明(右二)、宋希濂(右一)合影于广州黄埔军校孙中山故居前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他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在那天的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记不起来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我，鼓励我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

（来源：郑洞国著郑建邦 胡耀平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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