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绝项英挽留，坚决要求长征

起秋风了。

清冷的风裹挟着硝烟味，浓浓烈烈地漫过赣南的山山水水。

1934年9月，就在傅连暲赶赴于都为毛泽东治病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命运基本已成定局，红军只剩下战略转移(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唯一途径了。但这属于高度核心的机密，傅连暲根本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也不好事先透露给他。

傅连暲只是从领导同志那忙碌的身影、苏区越来越不利的形势、红军部队频繁地调动以及各机关都在收拾东西等迹象，感觉到红军可能有什么大的行动。

这种状况持续到即将长征前。也许正因为傅连暲在危急关头救了毛泽东的生命，才使得当时占据中央统治地位的领导人感到，傅连暲还是很有用处的，特别是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更少不了他，因此他才能有幸参加长征。

傅连暲从于都回来没几天，就去见张闻天，只见大家都在忙着。张闻天边整理东西，边对傅连暲说：“我们要走了。”

“到哪里去?”傅连暲惊奇地问。

“敌人发了疯，想把我们困死在江西，党中央已决定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只留一部分同志在后方，准备打游击。”

这是傅连暲第一次知道红军的大行动，本来一无所知的他，不免担心地问：“突围西进，那什么时候再打回来呢?”他没有想到形势已经那么糟。

“这次可不同以往，可能要在其他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你怎么办?”张闻天显得心情忧郁。

“我都不知道，也没有人通知我。”傅连暲一时也没了主意，因为事出太突然了。

“由于决定得太仓促，准备时间紧，可能有些地方疏忽了。关键是你要有个意见，我才好向中央提出来研究。”张闻天看到傅连暲着急的样子，想了想说。

傅连暲略作思考，便下了决心：“我还是跟你们走。”他又补充说：“党中央和红军需要医务人员;再说，毛主席在于都大病初愈，我也放心不下。”

“我们欢迎你!”张闻天高兴地说，“但是这件事需要经过中央讨论决定。我会把你的要求提出来，有什么消息再通知你。”经过数次事件，张闻天对傅连暲的了解更多了。他知道傅连暲患有多年的肺结核，还有胃病和痔疮，历来身体都不太好，能不能适应大转移的长途跋涉之苦?这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他又关切地问：“只是，你的身体能吃得消吗?”

当时组织上曾考虑到傅连暲的身体难以承受大规模的行动，而且又有一个大家庭要照顾，有人提议将他送回汀州，再干自己的老本行。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又是当地有名望的医生，估计国民党对他也不至于太为难，他仍可以继续自己的医生职业，以此养活家小，保持过去那种还算富裕的生活。另外还有一些人以“怕靠不住”为名，坚决不同意傅连暲长征。但张闻天却认为：傅连暲以前能够抛弃优裕的生活，走上革命道路，在今天这个困难关头，也不会再走回头路，也不可能带着整个医院走回头路。现在，关键是要听听傅连暲自己的想法。

“没有问题。”傅连暲很自然地回答。他这病也确实奇怪，在参加革命之前，他虽然年纪不大，却总感到有股日暮途穷之态。自从参加革命、特别是加入红军后，在这个战斗的大集体中，他仿佛焕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工作虽然紧张，却不像以前那么累，原来的一身病也似乎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在张闻天的坚持下，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傅连暲的长征问题。中央终于同意了傅连暲提出的跟随长征要求。

接到张闻天的电话后，傅连暲显得高兴异常，但又不得不考虑到整个家庭。他知道这次行动不是一般的行动，西进到哪里?要走多远?能不能再回到瑞金来?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就是当时的中央也无法确定。

傅连暲做了最坏的打算和远离的准备。

老母亲年事已高，不可能进行长征。傅连暲征求她的意见。

“我老了，不要再拖累你们，我回汀州老家。”深明大义的老人家，就像当初支持儿子参加革命，加入红军，举家搬迁瑞金一样，又一次作出抉择，没有一丝怨言。

妻子，小孩怎么办?傅连暲又征求大家的意见。

大家表示，支持傅连暲跟着红军主力长征，而家小全部留下，可以跟随打游击，实在不行，也可以分散投亲靠友。

傅连暲想得更多的，还是党中央和红军的需要。他买来8个大大的洋铁箱子，准备行动时尽可能多地装上药品和医疗用具。

当时，中央已决定项英留守赣南，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以及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担任办事处副主任。他们的任务是坚持赣南的游击战争，掩护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并相机打击敌人，准备在有利条件下配合主力红军反攻等。

紧张的行动展开后的一天，项英忽然找到傅连暲，要他留下来：“傅医生，中央红军一走，敌军大兵压境，情况相当艰苦。

再加上第五次反‘围剿'中留下的许多伤员，我们很需要你。”

项英说得言辞恳切。确实，当时留下的红军部队号称3万人，看起来不少，但有枪的不多，多数是持大刀、梭镖，甚至徒手。特别是其中有一万多是红军伤病员和老弱病残人员，这么大数量的伤病员，都需要人保护和照顾，项英和陈毅的担子极重。

傅连暲何尝不懂得这些，但他感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更需要他，红军大部队更需要他，他想跟随党中央和红军转移。这从他给老母亲和家人的安排，就可以看出其决心之大。因此，他委婉地表示不能从命。

项英见傅连暲去意已决，也不再勉强，只得遵从他自己的决定和选择。

10月10日那天，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打来电话，叫傅连暲到中央局，有个负责同志要看牙齿。这时的傅连暲简直成了一个包医百病的专家，不仅看内科，还要看外科、眼科、牙科，有时女同志生小孩也叫他接生。没办法，环境所迫，由不得他不成为杂家。

傅连暲接到电话后，带了一副牙钳和一些药品，就到了中央局。当时中央局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傅连暲等大家散会后，才得以给那位同志看牙。

他发现，中央局各部门的人员来来往往，都在紧张地整理东西。是不是就要行动了?傅连暲心中正在猜疑，邓发走过来对他说：“马上就要西进，你赶快做准备。”

虽然心里有所准备，但因为要严格保密，傅连暲一听说还是感到有些突然。中央局离医院还有好几里路程，他怕来不及回到医院，急忙打电话给陈炳辉。此时陈炳辉是医院的医务主任，已在一年前与傅连暲的女儿结婚。傅连暲在电话里告诉他说，自己马上要随部队出发，叫他把内外科各种急救药品和其他必需的药品、手术器具、注射器等等分装在买来的洋铁箱中，立即送到中央局。同时又叫他跟家里人讲一下，来不及回家告别了。

傅连暲在延安时期所用药箱。

过了两个小时左右，陈炳辉把8个药箱都送来了，除了药品和医疗用具外，还装进了几本重要的医学书。另外又带来了一条毯子、一条被子、几件衣服、洗漱用具和一个行军壶等。难为陈炳辉想得这么周到。

爸爸要远行，陈炳辉特意带上傅连暲的大儿子傅维光。就在这即将分别的时刻，傅连暲把满腔的爱埋藏在心底，他摸摸还充满稚气的儿子的脸，故意问他：“你来干什么呀?”

“送爸爸去打仗。”儿子眨巴着眼睛说。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爸爸只会打针，还没有学会打仗呢!”傅连暲逗儿子笑笑后，蹲下身，抱了抱他，亲了亲他的脸颊，道，“你是大人了，爸爸走后，你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还要知道爱弟弟。”

傅维光听后，懂事地点了点头。

傅连暲又把医院里的工作简要地向陈炳辉作了交代：“我走了，你要好好地领导医院，好好为后方同志看病。还有家里都托付给你了。”

“你放心走吧，我一定尽力做到，家里也不要太挂念。”

这天，梅坑村里的几条小路上挤满了人。队伍在中间走，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老百姓。他们有的给部队送茶水，有的抢着给部队挑担子，背背包，有些妇女和老太太走进队伍里，一边往战士们怀里塞鸡蛋等食物，一边交代着：“同志们，你们可千万要回来啊!”说着说着，有的人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他们舍不得红军走啊。

陈炳辉带着维光，一直跟着部队，送了傅连暲一里多路，才依依不舍地挥泪告别。傅连暲没有想到，这一走，真的就与陈炳辉永远告别了;又是多少年，忍受与家人的离别之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与维光他们团聚。

湖南境内几次险见马克思

傅连暲就这样告别了亲人，告别了苏区，依依不舍地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这是党和红军发展历程的一次重大转折，又何尝不是傅连暲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呢!如果他不是态度那么坚决，如果他没有参加长征，如果他留在赣南打游击，如果他回到汀州开医院……一切的一切，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这只是种种假设，事实是，他在人生道路上又一次作出了自己的正确抉择。

傅连暲所在的队伍，是由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部分同志编在一起的，代号是“红章”纵队。说实在话，当时傅连暲也只知道是撤离苏区，到外线行动，却没有想到，一走就走了大半个中国，到了大西北才安定下来。

一开始，傅连暲享受了一项特别的待遇，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顶轿子和两位抬轿子的红军战士。傅连暲说什么也不肯坐，表示要跟大家一起走。他忘不了，上次在给他戴“AB团”高帽时，当初坐轿从汀州到瑞金来被视作“地主官僚作风”，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你的身体吃不消。”中央的同志劝他说。

“带渣的铁都能炼成钢，身体在磨炼中只会更好。”傅连暲坚持说。红军战士都有作战任务，自己又没有伤病，怎么忍心让他们来抬自己呢。

“路还很长，你又不会骑马，如果不坐轿，恐怕你连一天也坚持不了的。如果你躺倒了，还怎么给红军伤病员做手术呢?”

傅连暲无言以对，他真有点生自己的气：除了治病以外，什么也不会。他无可奈何，只得坐上轿子。

对于傅连暲来说，坐轿子让人抬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像个红军的样子。傅连暲决心锻炼自己。一到驻地，他除了把看病作为第一要务外，有时间就是学习骑马。功夫不负有心人，摔了几次后，他硬是学会了骑马行军，虽然还不熟练，但终于可以把恼人的轿子甩掉了。

对傅连暲来说，许多事情都是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正等着他。

沿途，敌人采用碉堡战术，筑了几万个碉堡，配备了机枪、步枪，企图用密集的火力封锁红军前进的道路。国民党军队在地上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敌机又在空中轰炸扫射。但英勇的红军铁流是挡不住的。他们一面战斗一面行军，不久就西渡信丰河，突破赣州、南雄，胜利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又猛扑湘粤边境的汝城、城口，占领了宜章城，通过粤汉路，接连突破了敌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紧张的行军，不定的生活，都是傅连暲从没碰到过的。常常刚住下，就听见猛烈的枪炮声响起来，于是他又紧随部队，向前突进，以便甩开敌人;有时睡到半夜，警卫员就来推醒他：“傅院长，有行动!”行动就是命令，于是他便极力睁开睡眼惺忪的眼睛，跳下床转移。

有一次，他们正行进在蜿蜒的山沟里。突然，一架国民党的飞机从两座山峰中窜出来，“哒哒哒”一阵疯狂扫射。

“隐蔽!”指挥员发出简短命令。傅连暲第一次碰到这阵势，不知如何是好，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如何隐蔽起来。

这时，一个人匆匆赶过来，一把将他拉进了小树林。恰在这时，他所站的位置在敌弹的猛烈扫射下，掀起了一层尘土，好险!

敌机袭扰一阵后飞走了。傅连暲定下神一看，原来拉自己的是周恩来副主席。

“傅医生，这样紧张的环境还不习惯吧?”周恩来关切地问。

傅连暲心里还怦怦直跳，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会习惯的。”周恩来宽慰他说，“谁生来也不是就会打仗，要学习、锻炼。过去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如今应该是‘秀才当了兵，学会打冲锋’。”

在行军路上，周恩来谈笑风生，兴致很浓，给傅连暲讲了自己学习打仗的故事。

听着周恩来的话，想起自己曾在儿子面前说过要学习打仗的事，傅连暲又觉得增长了见识。但要学习打仗也不是那么容易，没有亲身体验是学不来的。有几次，一声炮响，他想趴下隐蔽，可战士说：“不要紧，早已经爆炸了，离我们远着呢。”可是，有一次他听到一声尖锐的啸声，好像挺远，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战士一下将他按倒，同时伏在他的身上。只听“轰隆”一声，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他的耳朵好一会儿听不清任何动静。战士告诉他，这种尖啸声就说明炮弹将在你附近爆炸，要特别注意。

傅连暲一直担心着毛泽东的身体，自从长征出了江西境内后，他就还没有见到过毛泽东。在这样紧张的战斗和行军中，毛主席身体可好，疟疾有没有复发?傅连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长征前期，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太好，除了偶尔骑骑马，经常是坐在担架上。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都经常坐担架，从而经常在一起商量红军行动的大事，为遵义会议改变领导班子做好了准备，这就是被写过《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的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称为的“担架上的阴谋”。

傅连暲很想到达宿营地后去看看毛泽东，但是一到宿营地，大家都住得很分散，毛泽东又忙着策划部队行动，不好去打扰他。有一夜，傅连暲随部队连续走了百里路，天蒙蒙亮时，大家都很疲劳，照例这是最沉寂的时候。可是傅连暲发现今天有点不一样，他越往前走，队伍里有说有笑，活跃得很，还不时听到战士小声地交谈：

“喂，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听到这莫明其妙的对话，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傅连暲很奇怪。警卫员忍不住问一个战士：“你们看到了什么?”

“毛主席，毛主席刚刚过去。”战士小声地说。

傅连暲一听毛泽东就在前面，立即紧了紧缰绳，向前面赶去。不一会儿，他就望见了毛泽东那高大的身影，正步行着，一匹马驮着行李和文件箱走在旁边。毛泽东一面走，一面向队伍里的几个战士问着什么。看来毛泽东的身体还不错，傅连暲才放了心。

一天下午，部队走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这条路只有二尺多宽，一边靠山，一边临河。往上看是高山峭壁，壁立千仞，直上云霄;往下看，是一条湍急的大河，宽宽的河面，漩涡一个接着一个。一条窄窄的山路宛如挂在半山间。

傅连暲骑着马，随着部队走上这条山路。只见河堤足有三四丈高，不看还好，眼睛往河里一看，就好像站在悬空的峭壁上，两条腿发虚，一时感到头昏眼花，连忙闭上眼睛。

部队人多走得急，又有担架、牲口、行李担，加上路窄，一时拥挤不堪。傅连暲骑在马上是下又下不来，走又走不了，真不知如何是好。以他当时的骑术，充其量也只能叫作会而已，在平坦的大路上骑骑还可以，碰到这种情况是进又进不了，退又退不得，不由得有点心慌。

情急之下，傅连暲拉紧缰绳，想让开一点，好让其他人先过。哪里知道，马蹄一下子踏上旁边松软的泥土，马一失蹄，立刻连人带马跌了下去。傅连暲只觉得眼前黑影一闪，随后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傅连暲醒来，只见旁边围了一大堆人，警卫员在一边惊喜地大声喊着：“好了，好了，醒过来了!”

“傅医生，你觉得怎么样?哪儿不好受?”一路上同傅连暲一起走的政治保卫局干部张然和，蹲在身旁，着急地问。

这时傅连暲才知道自己掉到河里去了，是好几个战士不顾危险，下去把他给救上来的。

他坐起来，活动一下，虽然头有点晕，但其他地方没有感到什么不适。“我没事。”他又看看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帽子也给水冲走了，头发上还一直往下滴水，他想自己一定是非常狼狈。

他看看旁边急速前进的队伍，又看看关心着自己的战友们，想到耽误了大家的行动，连忙撑着站起来，“我没什么，走吧。”

张然和还不放心，问他：“行吗，找副担架给你坐吧。”

“不用，没伤骨头没伤肉的，能走。”傅连暲挺挺胸脯说。这时他才想起刚才骑的马，“我的马怎么样了?”他问警卫员。

“被冲走了。”警卫员说。这匹马还是刘英在途中送给他的，带着他走过不知多少崎岖的山路，帮助他减轻了长途行军的劳累。听说被冲走了，傅连暲感到非常惋惜。

“你看这水流多急，幸亏你掉在河边上，水浅，才没给冲走。真把我吓坏了，我的心现在还怦怦跳呢!”警卫员又说。

“革命嘛，还能不碰到点危险。现在没事了，你还心跳什么?”傅连暲安慰他说。

“但是你的马没了，毯子和被子都被冲走了，这一路上怎么办?”

“这倒是个问题，但总会有办法的。”傅连暲边说边走。穿着湿衣服，经冷风一吹，傅连暲冻得直打战。警卫员扶着他加快了脚步。

走了两个多小时，傅连暲他们才到达宿营地。警卫员忙着点着柴火，帮傅连暲烤衣服。一坐下来，傅连暲感到头上一阵热辣辣地痛，用手一摸，黏糊糊的，几个指头沾上了血。警卫员见了，叫起来：“啊，你负伤了?”

“不要紧，来，你给我上点药，包扎一下就可以了。”傅连暲说。

头上的伤刚包扎好，张闻天来了。傅连暲连忙要站起来。

“快坐下，快坐下!”张闻天说，“听说你掉到河里了，摔坏了没有!”张闻天满身征尘，看来刚到宿营地，还顾不得休息就来了。

“就是头上破了点皮，别的地方都好，没有问题。”傅连暲感谢地说。

这时，毛泽东的警卫员也来了，手里抱着一床被子，对傅连暲说：“傅医生，你跌破了没有?主席知道你掉到河里了，主席有事，特地派我来看你。”

连毛主席也知道了，傅连暲看看张闻天，又看看毛主席派来的警卫员，心里热乎乎的。在如此紧张的战斗间隙，他们还把自己的事挂在心上。他内心自责自己太不小心才掉下河而惊动了这么多领导人，“告诉主席，我很好，没什么问题，请主席放心。”

警卫员把被子放在凳子上，说：“这是主席叫我送来的，他知道你的被子掉到河里了。”

“这怎么行呢?”傅连暲连忙阻止，“毛主席也就这一条被子，给了我他盖什么呀!”他知道，长征途中，毛泽东带的东西也不可能多。

“你一定要收下，这是主席的意思。”警卫员坚持说。

张闻天看到他们一个劲推让，也劝傅连暲：“毛主席给的，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不要客气了，再过两个钟头部队又要出发了。你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吧，我走了。”

休息后，傅连暲又精神百倍地迈上了长征路。因为马丢了，他只得随队伍步行。这样子也很好，可以多多锻炼自己，他想。

就这样步行了几天，慢慢都已经习惯了。一天晚上，来了一个挂驳壳枪的警卫员，走到傅连暲的门口，问：“傅医生是住在这里吗?”

“是啊，找我有什么事?”傅连暲以为是哪位同志有病，要请他去看病。

“傅医生，蔡畅同志要我把这头骡子送给你。”

真是久旱而逢及时雨，傅连暲连声道谢：“哎呀，太好了，谢谢蔡畅同志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一幕幕同志之情，傅连暲感激不尽，更增添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继续革命的决心。

面对将士们流出的血

自从踏上西行之路，傅连暲的生活就与原来完全不一样了。红军失去了根据地，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也不知终点在哪里，只能是不断地走，不断地打仗，一次次地以血的代价，突破敌人的一道接一道封锁线。

傅连暲紧随部队，一样的行军，还要替红军伤病员治病。长征前，他都是生活在比较安定的医院环境中，红军伤员也都是从前线转送过来，一般的伤病在前方都处理过了。对他来说，那种炮火连天，弹痕遍地，流血流汗的战场经历还离得比较远，只是从那些送来的伤员的伤情上，从他们亲口的讲述中，才知道战争的残酷。

现在，这些残酷和死亡就摆在了傅连暲面前。作为战争中的一名医生，他没有了固定的医院，没有了固定的手术地点，也没有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械。战斗就是命令，伤病员就是目标，随时随地都要准备抢救所有将士的生命。

战斗是极端残酷和惨烈的。蒋介石本想利用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现在，英勇的红军突破敌人的重围，向西转进。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不允许的，为了防止“网中之鱼”又飞了，蒋介石急忙调集重兵，对西进的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地上是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兵，利用山川河流的地形阻隔，前堵后追，左右夹击;天上是呜呜鸣叫的飞机，它们像嗜血的蚊子，整天在头顶上嗡嗡叫，对红军队伍实行狂轰滥炸。

长征途中，几乎天天都有大仗，小仗更是不断。红军接连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但更惨烈的战斗还在后面。堪称天然屏障的湘江，是横亘在红军前进路上的又一道拦路虎。为了“毋容匪寇再度生根”，蒋介石调集了15个师近40万大军，拼凑了5路所谓“追剿军”，企图前后夹击，把红军主力消灭在全县、兴县、灌阳那么一个袋形地域里。为了给他的“追剿军”助威，蒋介石更是派了不少飞机参战。敌机一路撒下传单，疯狂叫嚣：“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

傅连暲与苏联派驻延安的医生阿洛夫。

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敌人的重围，绝处逢生，关键在此一仗。湘江之战，是红军空前未遇的一场恶战。

战斗一打响，一批批伤员就下来了。现在没有了苏区的条件，无法将伤员层层往后方送，只能就地进行紧急救护。傅连暲照样上到前线，这时也无所谓前线不前线，已经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只有前锋与后卫之别，但都在为红军的生存而战斗。

伤员源源不断地被抬下来，傅连暲跟各师、团的医生、护理员一起，对伤员们采取紧急措施。激烈的枪炮声，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抢救工作。傅连暲熟练地止血、缝合，取出子弹和碎骨片，没有一点休息时间，累得筋疲力尽，但想到前方的将士们，他硬撑着做手术。

从伤员们的伤势，可以让人想到战斗的酷烈。被抬下来的战士，都是浑身伤痕累累，遍体新旧血迹，几乎分不清伤口到底在什么地方;有的手脚被炸断，有的被子弹透身而过，有的头骨被掀掉，有的肠子都流了出来。

原来，这些伤员都是已经多次负伤，轻伤根本就不会下火线，只是由卫生员包扎一下，仍然继续战斗，直到伤势重得不能动弹，或是昏迷过去，才被抬下火线。

看到这些英勇的战士，经常和伤病打交道的傅连暲，内心一次次被震撼着。时间就是生命，哪怕拖延一分钟，也关系到一位战士的宝贵生命。快，再快，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的生命抢救回来。傅连暲高度地紧张，手术刀不停地挥动。他恨不得有三头六臂，多抢救几个伤员。

尽管如此，傅连暲有时还是不得不看着一个个重伤的战士，在遭受痛苦的折磨后，永远离开了这个战斗过的世界。因为条件所限，一些较大的手术，如肢体离断等，做起来就非常困难。由于没有器械，像大的切断刀和手术剪都是土造的，至于更大的内脏手术，根本就没有办法做。

一天，一位连长被抬下来，抬他的战士拉着傅连暲的手，眼中满是祈求：“医生，你一定要救活我们的连长。”这位连长带伤率领全连战士，击退了敌人的几十次进攻，坚守阵地一天一夜，最后全连仅剩下十几个人。在敌人的又一次进攻中，连长为掩护战友，被敌人的炮弹炸伤了。

傅连暲马上检查，只见这位连长浑身是血，肚子被炸了一个大窟窿，肠子都流了出来，伤势严重，抬来时已经休克。

“马上动手术。”傅连暲当机立断，并叫来一个助手。

傅连暲换上手套，撕开了连长的衣服，用消毒药水稍微清理了伤口，准备手术。因为创口很大，伤势又重，必须注射抗感染的药物。

“药水没有了。”助手着急地说。

“再找一找。”傅连暲吼道。

“都找遍了，用完了。”

只能靠上天保佑了。傅连暲只得冒险为他动手术。

因为伤势严重，连长流血过多，手术中需要输血输液，但血浆也没有。

傅连暲不甘愿，“我要救他，我要救他。”他心中只有这个念头。但这位连长就在手术台上慢慢停止了呼吸。傅连暲悔恨不已，如果有条件，如果有药品，本来有些伤员是有可能得救的。

红军渡过了湘江，越往西走，敌人的飞机越疯狂。傅连暲他们头上和马身上都用树枝树叶伪装起来，远远望去，似乎一排排树木在往前移。

有一天，有一头白骡子没有伪装好，暴露了目标，一时敌机疯狂扫射、轰炸。傅连暲只感到身前身后掀起无数的烟柱，随着一路上遭遇的敌机多了，他学会了隐蔽的经验，对敌机的伎俩已经可以应付自如了。

“快，有人负伤了。”傅连暲不等敌机飞远，连忙跑过去，进行急救。好在只是被炸伤，伤势不重。傅连暲给他包扎一下，队伍又继续前进。后来行军的时候就很少带白色的牲口了。

为了躲敌机，部队常常昼宿夜行。每当到达宿营地时，基本上是黎明时分。这时，往往就是傅连暲“上班”之时。他背上药箱，到各个部队巡视，帮助同志们看病。

部队整天行军打仗，很多战士的腿脚走坏了。又因为经常挨饿，吃冷饭，喝生水，有些战士的肚子吃坏了。傅连暲就耐心地为战士们看病，督促战士们揉脚，用热水洗脚，“倒脚”(即睡觉时把脚垫高)。同时他向大家宣传尽量不喝生水，不吃不干净和少吃冷的食物。人们都说：“傅医生真是苦口婆心，比女人还细心。”

傅连暲往往要等看完了病，再回到住地吃饭、休息。但这样，傅连暲却经常要吃冷饭，有时稍微休息一下，就又要随部队出发了。

长征中的缺医少药，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傅连暲常常因地制宜地为伤员解除病痛。一位伤员牙痛难忍，傅连暲就利用路旁的积雪捏成小雪丸，放在局部冷冻麻醉，顺利地给病员拔除了病牙。随着红军越走越远，傅连暲离开苏区时带的8大箱子药品(除部分器械外)，也就越来越少。看着许多战士因为缺医少药而遭受痛苦，甚至失去生命，傅连暲的心极为沉重。他一路上都想能搞些什么药来补充。在宜章时，他就做过努力，但因为时间短，城市小，没有什么收获。

穆静在《傅连暲传略》中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有一天，部队到了湘西的一个小镇。在这个交通闭塞、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竟然有一个修得挺不错的教堂。傅连暲了解到，那里有个姓金的修女还经常帮助人家看病，她有不少药。

如果能从她那里要点药，该有多好啊!傅连暲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上级，他想试一试。这天晚上，经上级同意，他径直向教堂奔去。在夕阳的余晖中，带十字架的教堂，更显得苍凉和神秘。傅连暲想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基督徒，就对此行充满了自信。

他敲开了门，那位年轻的修女正在屋里喝茶。傅连暲语气和蔼地说：“我想看看病，可以吗?”

“我是不给异教徒看病的。”年轻的修女见来者是红军，冷冷地说。

“如果我不看病呢?”傅连暲不动声色。

“那么，你来干什么?”她看了傅连暲一眼，脸上写满了不解和冷漠。

“本人是医生，而且，曾经是汀州福音医院的院长。”傅连暲不卑不亢，话里有话。

位于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她这时才细细打量一下傅连暲，看到他文弱的模样，有点相信他的话，但不知傅连暲来此何干，目光中充满疑问。

“本人可以说是专程来拜访你的。”傅连暲说。

“哦，虽然我们可以算曾经是同路人，但你参加了红军，一定背叛了主的旨意。”她心中还是受到一些不正确传闻的影响。

“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博爱众生。我在红军中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也是主的旨意。听说金小姐也经常为人看病，这不是一样的吗?”傅连暲反问道。

“不，我是出于人道主义。”她的态度和缓了不少。

“人道主义，对，金小姐，人道主义应该使我们成为朋友。”傅连暲认为自己没有背叛人道主义，而是把人道主义和革命结合起来，把教义和医生的职责结合起来，是真正地体现了“主”的旨意。

“看来你是一个怪人。”虽然这样说，但金小姐对傅连暲有了一些兴趣，开始交谈起来。

尽管两种世界观主掌着两人的观点，各有不同的见解，但毕竟在人道主义、拯救人类等等方面，他们还能找到一些共同话题。了解了傅连暲的一些经历后，金小姐对他的一些观点也表示赞同。在“慈善”的字眼面前，她对傅连暲作为一个医生，因为缺少药品而不能挽救生命而略表同情，愿意为此尽一点力。但她又说：“你知道，国民党政府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国家，邮政、水路，一切都时通时断，我这里药品也存量很少。”

“当然，”傅连暲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但是，作为医生同行，总不能看着病人白白死去而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吧。”

“看在上帝份上。”她闭上眼睛，在胸前划着十字。

“也看在病人的份上。”傅连暲补上一句。

“不过，坦白地说，”她又显现冷漠的神情，“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宗教呢?我听说，你们沿途拆过庙宇，毁过教堂。”

“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傅连暲进行解释说。

最后，傅连暲终于如愿以偿，弄到一些药，其中有几种是急需的，如奎宁丸、黄连素等。

当他向张闻天汇报时，周恩来刚好也在。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且周恩来还主张，为了能够团结一些宗教人士和同情红军的人，傅连暲不应该隐讳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不是历史上的污点，而是历史上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傅连暲记住了这些话，以后在延安，他就大胆地讲出来了。

生与死的嬗变

漫漫长征路，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让死神远离红军战士，傅连暲尽力做好自己的医护工作。

1934年12月中旬，红军攻克贵州黎平。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临时会议，鉴于一路上的严重损失，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总卫生部也精干了组织机构，将当时“大搬家”搬来的笨重的医疗器械和用品丢弃。那架沉重不堪、一路上因它而付出了几个同志生命的X光机，被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尽管这些都是傅连暲心爱的东西，曾经为救护红军将士作出很大贡献，但为了减少损失，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此后，红军的行动步伐大大加快了，摆脱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掌握了主动权。但是，也增加了运动量，靠两条腿走路，四渡赤水，奔袭云南，调动国民党军队，这样，使得部队非常疲劳，生病的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傅连暲和卫生部门的同志们一起，不辞辛劳，每每在长途行军之后，他们还要给伤员换药，找饭吃，找房住，特别是找水源，烧开水，调查疫情，并督促各部队挖厕所，用热水洗脚等。

那时，在红军中经常害的是痢疾、疥疮、疟疾和腿部溃疡四大病症。傅连暲在药品缺乏的情况下，非常注意采取各项预防措施。不许喝生水，不许吃不干净的食物，特别是宣传注意红军连队卫生，强调要用热水烫脚，保持衣物、鞋袜干燥等，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有死就有生，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人类得以繁衍、发展下去的自然规律。在根据地时期，傅连暲在送走牺牲的红军战友的同时，也迎来了一个个新生命。虽然他是一个内科医生，但在苏区，环境迫使人成为通才，所以为领导人的妻子、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接生，傅连暲也感到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长征路上，又让傅连暲体验到另一种母爱和辉煌。

长征中的女同志最为辛苦，特别是怀有身孕的女同志，其中大多数是领导同志的妻子。傅连暲为她们接过生的名单可以开出一长串：那位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所著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提到：“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之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9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这是继汀州福音医院后，傅连暲给贺子珍接生的又一个孩子。

在四川的阿坝，红六军团政委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要生小孩，也是傅连暲为她接生的。

在甘肃岷州三十里铺，傅连暲为红二方面军保卫局局长吴德峰的妻子接生了一个女孩。

在会宁，他还为电台台长罗岳霞的妻子接生了一个小男孩……

这些，有的傅连暲都已经忘记了，有的记忆也已模糊了，但是，有一位他不知名的妇女，他却难以忘怀。

那是1935年的夏天，傅连暲随红军部队胜利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到达四川北部的“下打鼓”地区。这一带尽是高山，山上空气稀薄，草木不生，一片荒芜。

傅连暲爬山之前接连淌过几条河，本就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被水一浸，更是肿得老高，走起路来显得麻木而沉重。人越往山上爬，越感到喘不过气来。

走着，走着，傅连暲就有点掉队了，并且是越掉越远。等到傅连暲好不容易上到一座山顶，只能远远地看到部队的影子。

这时，傅连暲看到一个女同志，双手捧着肚子，痛得直哼哼。傅连暲一看她腆着个大肚子，慢慢往前挪，凭经验知道她这是快要生产了。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比较避风的地方。傅连暲朝四周搜寻，想找一间房子，但只见四周都是光秃的荒山，没有一点遮盖。这怎么办呢?

“坚持一下，看看前面有没有房子。”傅连暲只得扶着她往山下走，可是一直走了十几里路，除了山还是山，连房子的影子都看不到。

这时，她已经痛得走不了啦，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傅连暲的身上。傅连暲也感到全身没有一点力气，简直像要虚脱一样，但还是咬紧牙关强忍着。他们又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傅连暲只感到胸口憋闷得慌，脸上黄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全身似乎都麻木了，只是双腿还在机械地往前移动。傅连暲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管怎么样，决不能把一个同志丢下。两条生命就在自己手里，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尽力救下她们。

傅连暲看到产妇痛苦的样子，本想安慰她几句，要她再忍一忍，或许前面就会有村子。但他累得不能开口，也不敢开口，他害怕开了口消耗掉仅存的体力，那就更走不动了。他只得用手指指前面，用手势告诉她，再往前走走看。傅连暲也不清楚，她到底明白不明白。

就这样，傅连暲又扶着她走了几里路，下了山，才见到一个牛栏。有总比没有强，这已经要谢天谢地了。他把她扶进牛栏，放到一堆干草上。

傅连暲很顺利地为她接了生。看着呱呱坠地的新生命，傅连暲又犯愁了。产妇体力消耗过甚，又没有奶水，应该想办法让她吃上点什么东西。可是牛栏里除了一些杂草之外，什么也没有。

傅连暲摸了摸身上的干粮袋，还剩下一些青稞粉，这是他想办法节约下来的生命粮。他毫不犹豫地倒出一碗，用一只脸盆煮好，端给她吃了下去，让她恢复一些体力。

在这茫茫荒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身旁是虚弱的产妇，又加了一个幼小的婴儿，傅连暲是一点儿办法也找不到。但他从没有想过丢下母子二人，自己去找部队，这是他的良心和战友情所不允许的。他想等产妇恢复几天再想办法赶上部队。于是，傅连暲就在牛栏里守护着她，为她煮青稞，为她烧水，这样熬过了三日三夜。到第四天，一支后续部队刚好经过这儿，他们才得救了。

长征中，多少红军后代，不得不在出生后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包括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小孩，这是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唯一的办法。在路上，他们好不容易碰到一户人家，傅连暲对虚弱的产妇说：“你带着小孩没办法行军，还是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这位女同志默默地点了点头，她知道这是必须作出的痛苦抉择。

就在从她手中接过孩子的时候，傅连暲看到她双眼盈满了泪水。她又一次紧紧地把小孩抱在胸前，亲吻着，磨蹭着：孩子，这一别，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不要怪妈妈狠心，这是为了革命，为了众多的孩子。

儿女都是母亲的心头肉，刚刚出生就要分别，让他(她)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这是一种什么心情，傅连暲是深有体会的，他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你把他送走吧。”女同志说着，最后望了一眼自己的骨肉。傅连暲含泪抱走了小孩，把婴儿留给了当地的一户藏民收养，他还留下了一点钱。

这位女同志对傅连暲千恩万谢，一再说要报答他的救命之恩，但傅连暲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做医生见死不救，那算什么医生!”这是他一直恪守的信条。

雪山昏迷

经过无数次血战，闯过了众多天险，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这座终年不化的大雪山后，终于在四川的懋功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只有空留哀叹：中央与各省数十万劲旅，不能截拒朱毛之西奔，全川之六路大军，不能堵徐匪之南窜。两大洪流，竟于懋功之达维合拢。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计划的破产，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和声势，预示着新的前景的到来。为了北上抗日，党中央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的部队混合整编为左、右两路。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包括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军，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包括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总卫生部大部分编入左路军。两路军马在巴西会合。

傅连暲也随总卫生部被编入左路军，并担任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保健医生，从而暂时离开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有一次，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因为劳累过度，在毛儿盖突发高烧，体温达39.5度，第二天烧得更厉害，全天昏迷不醒。夫人邓颖超一直在他的身边精心照护，卫生员也尽职尽责，但周恩来高烧总是居高不退，一时大家束手无策。

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对此心里也非常着急，于是又想到了傅连暲。他问总卫生部的同志：“傅连暲能不能回来?”“太远了，一下子回不来。”总卫生部同志焦急道，“但一支队那里还有一位姓戴的医生，可以叫他赶来。”毛泽东指示总卫生部立即发电报，叫戴济民马上赶到毛儿盖来。

戴济民很快赶到，王斌、李治两位医生也来了。他们经确诊后，进行了精心治疗，周恩来的病才得到控制，并转危为安。

左路军走得极不“安稳”。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看作是自己的资本，向党争权，闹独立。按预定计划，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应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右路军正在等时，9月3日，忽地接到已到阿坝的张国焘发来的电报，说因为白河河水上涨，部队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南推进的主张。在受到中央批评后，张国焘密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由于张国焘闹分裂，给党和红军带来损失，使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深受其害，又反复过了两次雪山草地。

左路军来到川北与西藏的交界处，没想到又遇到“拦路虎”，千年冰封的大雪山，横亘在勇士们的面前。

《红色中华》表扬傅连暲，称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要北上，就要征服眼前的困难，翻过雪山。党岭山海拔5000米上下，终年积雪，气候恶劣，变化无常，经常刮起七八级甚至十级以上大风。山上除有少数民族走过的羊肠小道外，别无他路可寻。

“想过雪山，没有那么容易。”当地群众瞪着一双双充满怀疑的目光。雪山，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神仙山，那可不是指住着神仙，有仙则灵，而是说“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可见其艰难。有人好心地劝红军不要冒险翻越，“如果要上山，不累死饿死，也要被冻死”。

经过探询，部队得知必须在过山前做气象调查，选定一个最好的时机，而且要找当地的向导引路，否则是凶多吉少，有被雪山埋葬的危险。这些工作，先头部队都已做好了。而上山前的准备工作却要各个部队自己做。

傅连暲等医务人员，在各个部队卫生人员的配合下，穿梭在各支部队，加紧向全体指战员进行过雪山时自行采取防护措施的宣传教育。

“上山的当天，应吃饱穿暖。”跟随中央红军翻越过几座大雪山的傅连暲不知是第几遍讲这些话了，真有点口干舌燥，但考虑到左路军大部分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而他们大多没有翻大雪山的经验，于是又耐心地说下去。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现在天气又不冷，再说一爬山还会出汗。”有的战士不理解，在那里小声嘀咕。“你不要看现在不冷，高山上有四季，山顶是白雪皑皑，气温非常低。汗一出，风一吹，就非常容易感冒。”傅连暲并没有为此生气，仍然耐心地解释，“还有不要忘记多带开水。”“这又是为什么?不是说满地是雪吗，口渴了抓一把雪往嘴里一塞不就得了。”南方的战士见到雪的机会不多，还想尝尝鲜。

“满地的雪是不能随便吃的。”傅连暲似乎知道人们心中的疑问，“而且雪会反光，会刺激眼睛，会造成雪盲，也就是说眼睛会一下子看不见。”一听说眼睛会看不见，队伍一下子静下来，这可不能开玩笑，大家都竖起了耳朵听。

“所以，最好戴有色防护眼镜或有色面纱。”

说得倒轻巧，但是哪里去找这些东西呢?队伍中又在窃窃私语。

“没有也不要紧，但要注意不要一直朝雪地上看，要多看别人的身上。即使发生色盲也不要紧，周围的人互相扶一下，到达避风处休息一下就会恢复。”听傅连暲这么一说，战士们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过雪山时，要做到三条腿，一个印。”傅连暲又说。什么是三条腿，一个印?战士们一个个疑窦丛生。“就是我们的两条腿，加上一根棍子。后面的人跟着前面人的脚印，以免踏陷路旁的雪坑。”

原来是这个意思。傅连暲这一讲，同志们都笑了，但是记忆也深刻了。傅连暲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万一失足跌入雪坑时，千万不要惊慌，也不要拼命挣扎，以免越陷越深，此时可以呼唤同志们牵拉起来。”战士们听得入了神。

“最后，我建议大家，带点革命的红色辣椒。它为革命立过功，也会给我们过雪山带来好运气。”毛泽东曾经开玩笑说过，不吃辣椒不革命，这在中央苏区是人人皆知，所以傅连暲一句话说得大家笑了起来，气氛变得更为活跃。

于是开始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大家尽量搜集干粮，准备两双草鞋和铁脚码子，筹集御寒取暖的衣被、毛皮、辣椒、生姜、青稞酒等，每个班、排还配有刨冰攀崖用的铁锹、绳索等。

一切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选定了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开始了征服大雪山的“战斗”。傅连暲所在的总指挥部随七十六团一起行动。这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因为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通过，否则是别想活命。

上山前，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还信心百倍。作为一个红军战士，他们大多数是农村的穷苦人家出身，没有见过大山;在中央苏区时也都是在崇山峻岭中执行任务，打击敌人，所以不知爬过多少座山。对于一座雪山，他们还是不放在眼里，“雪山，我们来了，红军战士不怕你。”

但过了半山腰以后，大家的呼吸就慢慢地变得急促起来。夜间，寒风怒号，气温骤然降至零下二三十度。指战员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结满了冰霜。

“啊，看到雪啦!”只听前面的人叫了起来，大家欢呼雀跃。但越往上爬，雪越深，真是一片雪国，白茫茫的。空气稀薄，气温越来越低，路变得越窄越陡越滑。走路也越来越感到吃力，个个累得气喘吁吁，面色青紫，这是高山缺氧所造成的。

傅连暲只感到上气不接下气，腿像拖着砖头，迈不动步子，走一步都很困难。警卫员和战士们轮流搀扶着他，往山上慢慢挪。

但他看到，战士们也走得非常吃力，身体壮的还好一点，那些身体差的，尽管拄着拐棍，还是东倒西歪。有的实在走不动了，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不能坐，坐下就起不来了。”傅连暲一边高喊着，一边叫扶着自己的警卫员把他拉起来，坚持走。

傅连暲自己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也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但他知道这万万不行，还是坚持着往上爬。这时，傅连暲宣传的“三条腿”起到了作用，特别是一些身体弱、又有伤病在身的战士，他们借助木棍，避免了摔跤，扭伤腿、脚的事也较少发生了。这办法实用，解决了不小的问题。

雪山上的天气，说变就变。忽然间，狂风骤起，浓云密布，震耳欲聋的雷声，鸡蛋大小的冰雹，借着风势，铺天盖地般地砸了下来。

傅连暲眼睛都睁不开，他低着头，紧紧地拉住战士们的手，弯着腰坚持着。好不容易，暴风冰雹才停止，傅连暲一看，身旁的一位战士不见了，大家朝四周喊叫着寻找，但回答他们的只有雪地的回声。大家只得擦干眼泪，继续前进。

身上越来越冷，傅连暲拿出准备好的辣椒，放到嘴里咬了几口，顿时全身火辣辣的，很快冒出了汗，感到舒服多了。

“辣椒真是好东西，三个顶一床棉被。”傅连暲又像在山下时一样，宣传着红辣椒的御寒作用。但有的战士怕辣，不想吃。“吃下去，同志们，过了山就是胜利。”傅连暲虽然有些生气，还是鼓励着大家。许多同志在他的鼓动下把辣椒吃了下去，为了革命的胜利呗。

傅连暲的“辣椒情”一直没有散去。20多年后，他还充满感情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灭绝人性的封锁，药物补充困难，辣椒曾常常用来为革命战士和解放区的人民治病。那时食盐也曾因封锁一时缺少，辣椒又被用来代替食盐，成为很好的调味品。长征过雪山草地时，天寒地冻，奇冷异常，战士们更是采用了吃一点辣椒来御寒的办法。我记得曾经反对过吃辣椒的人，在雪山草地途中，也破例地借助了辣椒。可见，辣椒在当年的作用可谓大矣。而我们很多人与辣椒也有着一种“患难之交”的感情。

牦牛也是在过雪山时的“有功之臣”。数量虽少，但出了大力气。它适应高原的恶劣自然条件，驮运物资，爬山履雪，比马匹还好用。到达山顶后，大家把驮着辎重的牦牛四肢收起，扒在雪坡上下滑，一气就滑到了山下。大伙都风趣地把它称作“革命牛”“救命牛”。

尽管傅连暲坚持着，在各方保护下到达了山顶，但他的能量也耗得差不多了。就在快要下山时，他累得两眼直冒金星，突然感到眼前一黑，扑倒在雪地上，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他醒过来时，已经到了山脚下。这时他才知道，在他昏迷之后，是战士们把他背下了大雪山。直到多年后，傅连暲还常常回忆起这件事，他总是说：“在雪山上，是党和同志们救了我，我将永志不忘!”

张国焘眼里的好人

雪山终于被征服了，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却还没有结束，并且愈演愈烈。

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朱德、刘伯承以及广大红一、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坚决反对。于是张国焘使出了拉拢与打击的两面手段。

傅连暲是红军中不可多得的医生。张国焘擅自指挥左路军南下，到达丹巴时患了眼病，要傅连暲给他看病。傅连暲趁机问张国焘：“左路军为什么要南下?”张国焘不悦地说：“你是医生，不懂军事行动，看病就好了，用不着你过问军队行动。”张国焘认为傅连暲是个人才，开始想拉他，要他当卫生部长。傅连暲没有答应，说：“张主席不是说我不懂军事行动，看病就好嘛，我是一个医生，从来没有当过官，也不会当官。”

当时，张国焘的面目也还没有充分暴露，他还是红军的总政委，傅连暲对他还是尊敬的，他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当卫生部长的事于是就不了了之。

张国焘出乎意料的“关心”，倒使傅连暲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过毛儿盖后不久，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得了感冒，扁桃体发炎。因为当时红军的医药奇缺，找不到甘油配药，傅连暲想来想去，只得利用自制的杏仁水代替，治好了陈昌浩的病。

没想到，傅连暲的这番好意，却差一点使他蒙受杀身之祸。有一天，张国焘把傅连暲找去，他的脸色特别难看，阴沉得很，一见到傅连暲就劈头发问：“听说你想害陈昌浩同志?”

傅连暲吃了一大惊，忙说：“这可是哪里的话……”

“那你说说，给陈昌浩同志治病是怎么回事?”张国焘连往日虚假的笑容也没有了，虎着脸大声道。

“因为找不到甘油，我用自制的杏仁水代替。”傅连暲没有一丝隐瞒。

“他是我们的总政委，你怎么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张国焘眼里闪动着逼人的光。

这时，傅连暲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但他作为一名老医生，对自己是有这个把握的：“我想这是个小小的技术问题，不会有大的影响。”

“你不要这么自信，听说这种药会毒害人的。”张国焘语气更加严厉。

这时，傅连暲才知道有人把他开的处方给了张国焘，在他面前告了自己一状，从而引起张国焘的怀疑。他解释说：“这种药绝对不会毒害人，以前试过，我也有把握。”

“光凭经验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要的是根据。”张国焘蛮横地说。傅连暲想起长征前夕，他的女婿陈炳辉给他收拾在行李中的几本书，这时可顶大用了。他回去后连忙翻出了一本书名叫《贺氏疗学》的药书，翻到了有关的记载。

“你看，这上面记得很清楚。再说，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致的，医生开药也有可能过量，但是药剂员可提出来，经医生看后再修改处方。”傅连暲指着上面的文字告诉张国焘。这样一来，张国焘才无话可说。可以说，陈炳辉塞进包袱里的药书在关键时刻，又使傅连暲避过了一场杀身之祸。但傅连暲却没有想到问题竟有这么严重，只往好处想，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还当是张国焘对部属的关心。

傅连暲谢绝当卫生部长，并没有使张国焘死心，他又采取其他办法对卫生部的同志进行压制。

一天深夜，红军卫生部的同志们都已经入睡，突然闯进6名持短枪的人。他们一上楼就卡住了睡在外边的刘兴元的脖子，使他动弹不得。接着又翻箱倒柜，动手搜找枪支、文件，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最后抢去一些文件和物品。

对这些，傅连暲他们并没有被吓倒，在为红军伤员们做好治疗的同时，与张国焘的行为进行了沉默的抗争。贺诚同卫生部的同志们商量了对付张国焘的办法：少说话，不发表什么主张，不随便议论。只要不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不会杀头。不求他们，也不轻易得罪他们。有饭吃，活下来就是胜利。

可能因为傅连暲只是一位医生，最多也只当过院长，这时又是朱德的保健医生，所以张国焘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基本上没有难为他。傅连暲不仅行动自由，有时甚至让人感到张国焘对他还是很看重，关系不错的。

傅连暲就利用自身这个条件，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为红军战士减轻痛苦，保持战斗力而奔忙。当时的红军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1981年在一篇回忆傅连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草地上，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伪中央，我们一起都被裹挟到四方面军去。当时我受到严密监视，无法工作。傅连暲就拖着瘦弱的身子，设法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治病，照料他们的身体健康。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在阿坝生孩子，他为之接生，还把自己的面粉送给她补养身体。朱德夫人康克清患伤寒病后，也是他治疗直至痊愈。”

“红色华佗”傅连暲铜像。

左路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傅连暲认为，主要是因为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烧煮食水，水的温度往往达不到所需的100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消灭所造成。于是他要求，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箱，利用鼓风来增加火力，使食水能够烧开到100度。采取这个办法后，部队减少了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疾病，救活了不少人。

对此，张国焘在他为自己标榜、辩解的《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傅连暲所作出的贡献：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受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地发生过。

在福建汀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暲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治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方法，救活了不少人。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

但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数百名红军将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级的干部。其中有一位来自福建福安的蔡威，他是一位优秀的无线电侦察专家，自鄂豫皖起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察工作，建树极多，是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张国焘称他“聪敏而有毅力”，他的死使红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

蔡威是在长征的艰苦条件下，染上伤寒病的。由于没有医药，加上身体本来就不太好，最终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傅连暲也为自己没能救活这位无线电方面的奇才而感到内疚和自责，但他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

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唱反调，拒绝北上，带部队南下，使得傅连暲他们在雪山草地之间数次来回，备尝艰辛。

在阿坝休整了几天，傅连暲就跟随部队开始过草地。如果说雪山是一位白茫茫的巨人，那草地就更像一位绿莹莹的少女，充满着更大的诱惑力。大家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地，一片绿油油的，不少人都不由得欢呼起来。但是，一进入草地以后，就让人们领教了它美丽外表下的凶险。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狂风暴雨，一会儿大雪纷飞，一会儿冰雹泄地，狂风暴雪过后，又是太阳高照。特别是那飘浮不定的水草，掩盖着底下足以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烂泥潭，稍不注意，人、马陷入进去，就极少生还。

在这样的条件下，傅连暲一面行军，一面帮人看病，医好了一些同志。康克清被飞机炸伤，王树声和邵式平患痢疾，都因为得到他及时的治疗，得以痊愈，顺利地走出了草地，完成了长征。傅连暲拖着病弱的身体，坚持自己走，还不断地鼓励着战士们，与自然界进行抗争。有时，在一个宿营地住下来，往往睡得非常香甜时，忽然狂风暴雨倾盆而下，还夹着冰雪，一时宿营地变成了水塘。傅连暲和战士们被惊醒过来，被单做成的帐篷被刮得乱七八糟，背包、衣服被全部打湿，人被淋得像水鸭子一样，冻得全身直打哆嗦，大家就站着度过了一夜。

过草地还有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东西吃。这时傅连暲他们只得找野草野菜吃。朱德领头组成了尝野草的委员会，并亲自尝，演绎了“神农尝百草”的新故事：一到宿营地，广大指战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野草，然后煮来亲口尝一尝，鉴定一下哪种野菜可以吃。有一次，一位同志尝过后，没过一会儿就晕倒了，原来野菜有毒，赶快叫部队停止吃这种野菜。部队还开了野菜展览会，展示了60多种可吃的野菜。部队的吃饭难题解决了，指战员们都称这些野菜是“革命菜”。朱德还带头到河里钓鱼、捉鱼，最后，连他那匹驮东西的骡子都给杀了，分给大家吃。在那艰辛的岁月里，傅连暲以朱德为榜样，以身作则，关心战士。也正是朱德的言传身教，使傅连暲更加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能克服主客观的困难，坚持下来，并努力多做工作。

鉴于在朱德身边做保健医生事情不是太多，而部队却十分需要医护人员，正在各处“招兵买马”，傅连暲便别出心裁想自己来办个医疗培训班，为党和红军多做一些事，来帮助部队培养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人们听到傅连暲的这个设想，都感到有些惊讶：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自顾不暇，怎么能办起个像样的医训班呢?傅连暲却说：“很简单吗!我跟着朱老总，事情不多，总要找一些事情干。于是，就想起了办个医训班。”这个朴素而自谦的想法，表明傅连暲作为一个革命者是越来越成熟了。

在上级支持下，医疗培训班很快就因陋就简成立了。傅连暲既是领导，又是教员。他白天带领他们行军，晚上还要给他们上课，讲解药物知识，教他们如何治疗和护理。长征结束时，这个医训班也宣告结业，学员们很快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红军中的医务人员。

一首描写长征的歌儿，形象地描绘了医训班当时的情景：

生活在草地里，

课堂在暴风雨里，

战斗在山岗里。

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只能与虫子比……

同心城喜结连理

在横跨15个省的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不少巾帼英雄们，和男人们一样，用她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

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有一位来自陕西宁强的红军女战士，叫陈真仁。1934年冬，不到15岁的她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翌年由四川广元出发，踏上了长征路。最初她是在红军的一家被服厂做工，后来因为红军的后勤供应越来越困难，许多同志都被调去征集粮食，她也被转到后勤部粮食局。粮食总局有两个运输连，一连连长就是后来成为罗荣桓元帅夫人的林月琴，陈真仁在二连当文书。每天她都要带着民工去筹集能吃的东西，俨然成了带队的小领导。虽然她个子不高，但还挺结实，圆嘟嘟的。她做事情有股不服输的劲头，不怕苦，不怕累，所以受到大伙的喜爱。

因为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强行拉红四方面军南下，使得陈真仁等人也受尽了苦。最后，在多次碰壁之后，张国焘才不得不北上。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时，不少指战员都患上了红眼病。陈真仁也没有逃过这个劫。这对于天性爱美的女同志来说，比得其他病还难受，不仅眼睛疼，而且看东西看不清楚，特别是眼睛红红的，难看死了，真是讨厌的病!

部队在甘孜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一天，后勤部粮食总局局长何长工向众人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傅连暲同志要来给你们看病，大家要把驻地卫生打扫干净。”

何长工这么郑重其事地宣布，把个陈真仁听得直乐：来看病还值得这么大张旗鼓地做卫生，真是少见。她忍不住与旁边的女同志一阵交头接耳，使得其他人也直乐。

“你们乐什么呀?”何长工也感到莫明其妙，忍不住发问。

陈真仁不以为然地回答：“一个副连长有什么了不起，值得这么兴师动众搞卫生?不要说是副连长，我们这儿连长有的是。”

一听这话，何长工不禁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明白了，原来大家没听清楚，把傅连暲听成是“副连长”了，他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真是孤陋寡闻，他不是副连长，是叫傅连暲。他在中央苏区时就是红色医院的院长，专门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病的，现在是朱总司令的保健医生，医术高明得很呢!你们不想消灭红眼病?”

经何长工这么一讲，人家完全明白过来，忍不住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女同志更是笑弯了腰。

陈真仁错把傅连暲当成副连长，后来被人们当作笑谈。不过，第一次听到傅连暲的名字，而且还发生这样的误会，倒使陈真仁从此特别记住了这一名字。

第二天，傅连暲果然提着药箱到运输连来了。他给大伙看了病，检查了身体，最后还给大家讲解了防治红眼病以及各种常见疾病的方法。他那瘦高的身材，和气的面容，特别是渊博的医学知识，都在陈真仁心里留下深刻印象。

正在开办医务训练班的傅连暲，看到这里有不少女同志，于是就动了挑选女学员的念头。何长工欣然表示同意。于是，傅连暲亲自挑选了4位女同志，其中有连长林月琴、刘淑英、李淑琴，还有一位就是“冒失鬼”陈真仁，作为他的医务训练班的学员。

事有凑巧。在此之前，陈真仁正准备到剧团去学戏，她提出这个愿望后，已经得到剧团的同意，但还没有成行。刚好傅连暲来，又挑选到她。何长工也劝导她：“小鬼，学医多好呀，就到卫生所去吧。”既然是组织的安排和需要，陈真仁便愉快地走上了学医的道路，从此她与演戏擦肩而过，而与医务，也与傅连暲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这样，傅连暲的医疗培训班，从二连抽调了4位女战士，加上原有的4女6男，一共有了14位同志。

陈真仁和林月琴等同志向傅连暲报到后的当天下午，红二、四方面军就离开甘孜北上了。北上，北上……仍然是望不到边的草地，草地……

这段与自然抗争的经历，是每个长征走过来的人不能忘怀的。几十年后，陈真仁回忆起这段历程，依然很动情，她说：过草地时，碰到好大的风沙，连鸽子蛋大的石头都被刮走了。前面的路迷迷蒙蒙，仿佛浸在雾中。她只能瞅着前面战友的后背前进。这时如果掉队，就有可能陷到草地里，遭到生命危险……

行军是紧张的，可每到宿营地，傅连暲来不及休息，就给医训班上卫生常识课，用实物教学，拿出一种药品，从药名、功能，一直讲到用法和用量，一次讲一种药，或讲一种病。陈真仁听课认真，有不懂的地方就大胆提问，学习进步很快。傅连暲岁数比起这几位新来的女战士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了，他也就作为师长，对这些小学员们多了一分关心和爱护，经常找她们聊天，做思想工作。在战斗和生活中接触，他们彼此间就多了层了解。

不要看她们年纪小，但都有不短的革命经历。特别是能够经得起长征中的考验，走过雪山草地，这更是不容易，使得傅连暲对她们也是刮目相看。

“小陈，看你年纪这么小，今年多大了?”傅连暲和陈真仁拉家常。在行军路上，随便聊聊，既不耽误脚下走，又可以轻松解解乏，也是大家得出的经验。

“你不要看我长得矮小一点，但我已经17岁了。”在老同志面前，她实话实说。

“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而且还跟大家进行长征，真是了不起呀。”傅连暲由衷地赞扬说，“家里还有什么人呀?”他又问。

“我父母亲、哥哥、姐姐等，有10多口人呢。”

“还真是个大家庭啊。”傅连暲说。“他家还是个有名的革命大家庭呢。”旁边了解陈真仁情况的女同志告诉傅连暲。

“哦，讲来听听。”傅连暲来了兴趣。

“以前我也不太清楚，只感到哥哥他们都在搞些比较神秘的工作，现在才知道，他们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做革命工作……”

通过陈真仁的讲述，傅连暲知道，陈真仁的大哥早在1924年在上海艺术大学师范教育系读书时就加入共产党，曾是中共宁强县支部的发起人;她二哥在汉中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任党小组长后以此为基础，建立陕南特委，被选为特委书记兼第五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

陈真仁就是随二哥到汉中读书时，受二哥的影响，经常帮助做些送信工作，成了哥哥和党组织之间的小小交通员。她还参加了学校的学生运动，被女师附小开除，但她没有任何畏惧。

就是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陈真仁全家都倾向革命。1935年2月，红军解放宁强，除了陈真仁母亲和几个已出嫁的姐姐外，她的3个哥哥、3个嫂嫂、3个侄女，加上父亲和她本人，三代11口人全部加入了红军。

“真是名副其实的红军之家，扩红模范呀!”傅连暲听到这里，不由得从心底发出这样的赞叹，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们现在都好吗?”

这一问，就把陈真仁问出了两行清泪。看到她脸上凄苦的神情，傅连暲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提得太冒失了，触动了她的痛处。他隐隐感到这里有个悲惨的故事。

原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陈真仁和父亲、嫂嫂和侄女男女老少8个人，都在被服厂工作。从剑阁向江油出发时，陈真仁领着两个侄女走在队伍前头，大嫂和二嫂得了伤寒病，被担架抬着，走在后面。傍晚时分，到了江油桥头，她和两个侄女在桥头停下等嫂嫂过桥，可等到天黑只等到了走在队伍最后的收容队，嫂嫂却仍不见踪影。收容队催促她们：“赶快走，敌人就要追上来了，我们马上要炸桥。”就这样，大嫂、二嫂和部队失去了联系。不久，父亲和三嫂、三侄女又相继失散……

此后，陈真仁带着两个侄女，开始了更加艰难的行军。15岁的她身材矮小、孱弱，还要照料两个比她小的侄女，她们常常掉队，脚上全是血泡，身体很快就被拖垮了。不久，陈真仁染上伤寒病，发高烧，讲胡话，一连躺倒10多天。看到姑姑得了重病，才11岁的大侄女失去了主心骨，她看妹妹弱小，还得了脱肛病，怕不能长途行军，便含泪将妹妹送给当地一户人家抚养……

“现在，只有一个侄女跟我在一起……”陈真仁说到这里，已是泪水涟涟，泣不成声了。

干革命就会有牺牲，特别是在长征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有多少革命者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傅连暲为自己无意中触及了陈真仁的伤心事而深感内疚，连忙安慰她：“小陈，不要担心，他们会没事的。在我们这个革命队伍中，有许多这样的革命家庭，同志们都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你不要太挂念他们。”

这倒是真的。陈真仁想到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所经历的事情，深感战友之情的珍贵。要是没有战友们的帮助，自己也就过不了雪山。长征途中，许多同志把自己的干粮送给她吃，使她熬过来了。想到这里，她心中略微宽慰了许多，擦一把热泪，抬头望着傅连暲：“傅医生，你家呢?”

“我的妻子、女儿、女婿都参加了革命，红军长征后，他们都被留在了苏区，现在他们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一点消息。”傅连暲说罢，眼望前方，陷入了沉思。

革命者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为革命而牺牲却是一样的。他们当然也会流露出思念之情，但这是正常的人之常情，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坚信革命会胜利的信念。

在训练班，这些女学员的表现相当不错。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卫生所除傅连暲外，只有两个医生。卫生所的全部家当中，唯一比较可观的是5匹马(不久死了一匹)，那也是张国焘“特别关照”傅连暲的结果，除傅连暲和警卫员各一匹外，另两匹就分别用来驮药品和其他食用品。只不过，那4只药箱已基本空了，只得靠沿途向藏民要点藏药和采集一些中草药为指战员们治病。

伤寒病一直跟着红军，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病得很重，牙齿都黑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过草地。傅连暲安排陈真仁照顾他。宿营时，陈真仁总是先安排伤病员和大家的住处，嘱咐炊事员做好病号饭。在陈真仁的悉心照料和护理下，王树声终于恢复了健康，回到了指挥员的岗位。

红军进军到四川阿坝时，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将要临产。傅连暲和卫生所的女学员及时赶到她停歇的林子里。在漆黑的夜里，任弼时手持蜡烛照明，陈真仁和姐妹们在外边围成一个圈挡风寒。孩子的出生极不顺利，陈真仁和姐妹们一刻也没有撤围，傅连暲就更累了。第二天凌晨，这个小孩(即后来的任远征)生下来时，陈真仁她们的双脚全麻了，快不听使唤了，而且每个人都饿得不得了了。

吃的东西越来越少。陈真仁和大伙勒紧裤腰带，一餐分为三餐吃。天气寒冷，她们4人扯着仅有的一条被单合用，赖以遮挡风寒的侵袭。可是有一天，她们发现那条被单突然不见了。这可是她们赖以遮挡风寒的唯一东西呀，怎么能丢呢!她们着急地四处找寻，才发现那被单的残片还在马的嘴里，原来是被马偷吃了，咳，马也饿坏了!

没有东西盖了，只能是“地当床，天作被”了!大伙对马生气之余，又觉得高兴：缺粮草的马吃了被单可以生存下去，给同志们驮医疗器具和药品，为长征做点贡献。想到这里，大伙又哼起了那首歌：

生活在草地里，

课堂在暴风雨里，

战斗在山岗里。

经不起风吹雨打的，

只能与虫子比……

有一次，敌人在后面追，陈真仁和3个女学员随部队在前面跑。跑着跑着，忽然发现草地中间有一头牦牛。她们推断可能是哪一部分友邻部队在忙乱中丢下的。于是她们也顾不得后面的敌人，毅然去拉牦牛。谁料那牦牛死活也不挪一步。她们只好兵分两组，一组在前面牵，一组在后面推。就这样连拉带推，一步三停地把牦牛弄到了宿营地。后来因为部队行军需要，把牦牛杀了，分给战士们作干粮。她们得到牛肝的奖励，以褒扬她们的英勇精神。

傅连暲感到这些女同志也真是不简单。通过交谈，傅连暲对陈真仁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他们之间的共同遭遇，使他们更加理解，也更加体谅，从此谈论的话题也更多了。在相互的接触中，傅连暲的经历和对革命的坚定性都使陈真仁敬佩不已。傅连暲长征途中特别辛苦，除了跟大家一样急行军，一到宿营地，疲劳了一天的大家可以睡上一觉了，可他还要给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刘伯承等同志检查身体，每天还给卫生所里的一般伤病员治疗，此外还要教授学员们卫生常识。傅连暲对工作负责、对同志友爱的品德，使陈真仁深为感动。慢慢地，傅连暲的身影占据了她的心房，挥之不去。

像陈真仁一样，傅连暲在长征途中也一直思念着亲人们，为他们的命运担心。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城里有一家药铺，傅连暲曾通过这家药铺给妻子刘赐福写过一封信，可是一直没有收到片言只字的回信。后来，傅连暲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自己的消息，还听说刘赐福已被敌人杀害，孩子们下落不明。他的心中如刀绞般疼痛。

陈真仁听说这些情况后，一再宽慰并照顾傅连暲。他们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逐渐产生了超出同志感情的那种好感。陈真仁敬重傅连暲，觉得像他这样的名医，没有一点架子，特别是能放弃优越的生活，在中央苏区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还一如既往地对党忠诚，毅然参加长征，很不简单。傅连暲也喜欢陈真仁学习认真、工作勤快的劲头。他慢慢地不再叫她小妹妹了，还把张国焘送给他的面食让给她吃。

这些迹象，不久就被卫生所的同志们看出来了。朱德很关心傅连暲，听说这个情况后，就开门见山地问他：“听说你和陈真仁同志关系挺不错，有没有这回事吗?”

“我们挺谈得来。”傅连暲有点不好意思说。他喜欢她的聪明，可她那时才17岁，而他大她整整25岁，又结过婚。

“那好，你们就早点结婚，以便有个相互照顾。”

“那还早呢，现在正处在长征途中，战事又多，哪里顾得上。”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11月，红军总部来到宁夏的同心城。傅连暲随朱德也来到这里。

大伙聚在一起，又开起了陈真仁的玩笑，当然也有一些闲话。听着听着，陈真仁就哭了。

一天，傅连暲得知陈真仁受了委屈，心潮难以平静，当晚就给朱德写了一封信，提出要跟她结婚，派警卫员送去。没想到，朱德第二天就回了一封信，批准他们结婚，并说同心城这地方好，地名也好，而且目前形势已经稍微安定下来，有了结婚的条件。

于是，这桩在陈真仁看来多少有些“荒唐”的婚姻，就开办了。举行婚礼那天，朱德特地买了两只羊送给他们，红军其他领导人也都来贺喜。在祝贺的人群中，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人，他就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他是经由宋庆龄推荐，和斯诺一起到陕北根据地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这次因事路过同心城，久仰傅连暲的大名，也前来祝贺。

“在同心城举行这个婚礼，祝你们永结同心，革命夫妻，白头偕老。”同志们的祝愿一个接一个，在长征胜利时刻举行的这个婚礼，充满了喜庆的气氛。

晚上，婚礼刚结束，部队就连夜紧急出发了，因为胡宗南的部队从南面追上来了。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直到红军在山城堡打了一个大胜仗，红军才基本结束了流浪生涯，傅连暲和陈真仁这对新郎新娘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

傅连暲和家人。

千里姻缘一线牵，长征——这地球上的红飘带，把一个南方山沟里的医生，和一个西北边陲小县城的女孩串在了一起，从此永不分离。

会师胜利的喜悦，让世界知道红军和长征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带领下，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到达甘肃。毛泽东闻讯，万分高兴，特派彭德怀到甘肃河莲湾，迎接朱德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到陕北保安。想到很快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傅连暲心里禁不住一阵阵激动。

保安是个小县城，但是对于经过雪山草地的磨难，走出了茫茫无人区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可就是一个大地方了。

傅连暲走在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上时，感到心里无比快意。比起万里长征中的高山峻岭，那真是比走柏油马路还觉得平坦。街上搭起了很大的牌坊，两旁的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傅连暲像进了大城市，这边看看，那边瞧瞧，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看，两只眼睛简直不够用了。

在欢迎的人群中，傅连暲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不是毛主席的卫生员钟福昌吗?

“小钟，小钟!”傅连暲喜出望外地叫了起来。但因为街上太热闹，钟福昌没有听到。傅连暲还要再喊，钟福昌已经走出一段路了。

傅连暲顾不得许多了，赶紧从人群中挤过去，一把抓住了钟福昌的一只胳膊。

钟福昌回头见是傅连暲，惊喜交加，一下子把傅连暲抱住，大喊起来：“哎呀，是你，傅院长，你来了!”

经过长征，同志们都有九死一生的体会，能够再次见上面，都有隔世重逢之感。就是一般的同志之间，也会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更不要说傅连暲还是钟福昌的老师，又是他把钟福昌介绍给毛泽东的。所以，他们意外相见之后，立即相对而泣，一时间谁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好半晌，傅连暲才得以平定心境，细细地打量起钟福昌来。只见他个子长高了，脸瘦了、黑了，但穿着一件新棉衣，身上背着盒子枪，还是挺神气的。他关心地问：“你怎么样?病过没有?”

“我很好。”钟福昌挺了挺胸脯说。他擦去眼中的热泪，看着老师，高兴地说：“傅院长，长征中我们常想，你身体那么坏，能走过来吗?真为你担心。”

“走过来了，终于走过来了!”傅连暲想起长征途中大家的关心，语气显得十分动情，“没有同志们的关心，恐怕就走不过来了。”

“毛主席写过一首诗，里面说‘三军过后尽开颜’，大家都是这番心情呀!”

钟福昌话还没说完，傅连暲立即接过话来：“毛主席怎么样?长征中都还好吧?”毛泽东，可是傅连暲一路上最为惦念的人呐。

“很好，很好!”钟福昌乐呵呵地回答。

“走，带我去看主席。”傅连暲迫不及待地说。

钟福昌拉着傅连暲的手，快速地穿过街道，走到一座山脚下，那里并排着几个窑洞。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窑洞，道：“主席就住在这里，你自己进去吧。”

傅连暲快步走进窑洞，这是个石窑洞，只有一扇窗户，里面光线不太好。毛泽东身穿一件旧棉衣，正坐在一张黑漆漆的旧桌子旁，埋头写东西。

“主席，是我，傅连暲。”傅连暲难抑久别的激动，语声都有些颤抖。

毛泽东抬起头，见是傅连暲，连忙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握住傅连暲的手，连声道：“哎呀，傅医生，你还活着，活着，好啊!”

经过这次长征，如果战友之间没有见面，谁也不敢说一定还活着，更何况傅连暲一直身体就不太好。

傅连暲激动得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久久没有松开，连连回答：“主席，我还活着，活着。”自从与毛泽东分开到红四方面军后，傅连暲经过了漫长的一年多时间才好不容易又和他见了面。

“坐，坐下慢慢说。”毛泽东拉着傅连暲的手，亲切地说。

傅连暲坐在一板凳上，上下打量着毛泽东，见他脸色虽黑，但精神很好，心里头好不高兴，“主席一路上可好?”

“很好。”毛泽东爽朗地说。

“疟疾复发过没有?”傅连暲仍然不放心。

“真奇怪，一紧张起来，什么病都没有了。”毛泽东仍然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一切困难不在话下的劲头。他一面回答，一面在桌上提起一把铜茶壶，往一个土碗里倒了杯开水，递给傅连暲，“来，喝口保安水保平安。”

在傅连暲喝水的当儿，毛泽东问：“你身体怎么样?”说话时，他的眼睛里含着深切的关怀，“我们都很担心你呐。”

“谢谢主席的关心，还把你自己的被子送给了我。”想起长征途中战友们的关心，傅连暲总是心存感激，“是战友们把我背下了雪山，没有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我可能就走不过来了。”

毛泽东听了，眼睛也显得有些潮湿。

“收到你的信，我也就放心了。”毛泽东说的信，是傅连暲刚过完长征，到达甘肃河莲湾时，当听说毛泽东在保安时，为了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消息，以免毛泽东担心，写了封信托蔡畅先带过去。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一些路上的情况。谈话一直继续到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挽留傅连暲吃饭，特地叫警卫员给煮了面条，这在当时的陕北来说，是相当高级的待遇了。谈话时，毛泽东对根据地时傅连暲险被打成“AB团”，未能相救表示歉意。傅连暲没想到毛泽东还记得这件事，心头又是一热，连说当时你也很困难。

饭后，毛泽东看到傅连暲还穿着长征时的单衣，立刻叫黄祖炎领来棉衣、棉被送给他。

毛泽东听说傅连暲长征途中喜结良缘，甚为高兴。不久后的一天，他和贺子珍特地请傅连暲、陈真仁夫妇吃饭，还请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和朱德、康克清夫妇。说是请客，其实不过加了几个菜，但对当时的延安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在这三位领袖的夫人中，傅连暲与贺子珍最熟。长征“分家”到红四方面军后，作为朱德的保健医生，与康克清自然也不陌生。而与邓颖超的同志情战友谊，却还有另一层意义。

那是1934年，邓颖超在瑞金因患肺结核病，住在傅连暲家休养，与傅连暲的妻子刘赐福朝夕相处，情同姐妹。傅连暲以前也患过肺结核病，后经自己调理休养而获愈，此番对邓颖超自然少不了精心诊治。刘赐福则常常杀鸡给邓颖超补养身体，空闲时还陪她散步。这段经历，使邓颖超与傅连暲一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还叫傅连暲母亲“干妈”。全国解放后，邓颖超得知刘赐福大难不死，便多次邀请她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

陈真仁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又离得这么近一起吃饭，心里多少有点紧张。善于调和气氛的邓颖超，指着毛泽东和朱德，对陈真仁说：“朱毛，朱毛，就是指他们两个，而不是猪身上的毛。”

大家听后哈哈大笑，陈真仁也就无拘无束了。

席间，毛泽东忽然问傅连暲：“张国焘怎么样?”

傅连暲如实回答：“张国焘对我还是不错的。”

毛泽东风趣地说：“你是第一个说张国焘好话的人。”说罢哈哈大笑。

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高兴，这也是傅连暲夫妇长征以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一辈子都难以忘怀。

西安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在自己下榻的窑洞里关切地问傅连暲：“你两年多没有和家里通信了吧，知不知家里的情况?”

“在长征途中，我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敌人在通缉我，实际情况怎样，我还不知道。”傅连暲陷入痛苦的沉思。

毛泽东想了想，说：“你写封信回家吧。”

“能通信?”傅连暲惊奇地问。自从长征后，他就与外面断绝了一切的联系，对通信早就不敢奢望。

“周副主席最近要到西安去，可以托他带到西安去寄。”毛泽东想出这个可行的办法，“家里人肯定很艰苦，很困难，等联系上了可以寄点钱去，不要多，先寄一点试试。”说到这里，毛泽东的眼圈也有点红了，他不仅是在为傅连暲家人担忧，也为留在根据地的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担忧——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儿子毛毛。当然，毛泽东最为担忧的，还是整个根据地的命运。

傅连暲按照毛泽东的办法，写了一封信，托周恩来带到西安寄出。

傅连暲和家人。

苦盼了一个来月，在从保安转到延安后，傅连暲终于等到了回信，但整封信都是不幸的消息：老母亲死了，陈炳辉和维莲被作为“反革命”，牺牲在执行“左”倾路线的自己人手中，家中的房子被敌人拆掉了，3个孩子跟着妈妈躲在汀州，靠她当小学教员的一点薪水过活，生活相当困难。

“什么，陈炳辉也死了!”傅连暲家中的变故，使毛泽东惊愕不已，语气中充满了惋惜，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左”倾断送了。沉默长久，他叹一口气沉痛地说道：“我们有些人就是空有革命豪言，却尽干蠢事!”

傅连暲心里头更是难受，多好的年轻人，没有死在对敌的战场上，却走上了革命者自己的刑场，吞饮了自己人的子弹!

“你母亲是怎么死的?”毛泽东又问。

“国民党炮击汀州，母亲年纪大了，听说是被吓得成疾而死。”傅连暲对老母亲极为尊敬，连毛泽东等人也对这位老人很敬重。

毛泽东在窑洞里沉思着走来走去。一会儿，他停了下来，对傅连暲说：“你家中生活很困难了，想办法每月寄点钱去。”

“不好增加组织的负担。”傅连暲连忙推辞。

“这没有什么。”毛泽东说，“这里往外汇钱不方便，这样吧，3个月寄一次，一年寄4次，你看怎么样?”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面对毛泽东代表组织上的关怀，傅连暲只能心存感激。

毛泽东亲自提笔给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每3个月给傅连暲老家寄钱。从此，远在长汀的刘赐福都能定期收到西安来的汇款。她知道这是党组织的特别关照，孩子们从妈妈口里也知道了这是共产党给的钱，对党的恩情矢志不忘。这笔特别汇款从1937年开始寄，十几年都没有间断，直到全国解放后，家中有政府补助了，才没有再寄。

《红色中华》表扬傅连暲，称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

傅连暲到延安不久，就奉中央命令，开始筹谋发展延安的医疗卫生事业，组建了中央苏维埃医院，并亲任院长。(该院后改称陕甘宁边区医院，傅仍任院长)在延安，他接受了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人艾伦·斯诺的采访，斯诺夫人后来在《续西行漫记》中，对他作了高度评价。1937年5月，一位法国记者也来到延安，当得知傅连暲曾是个基督教徒时，十分惊讶，怎么也不懂一个信奉上帝的人居然会参加红军，参加长征。

面对高鼻子白皮肤蓝眼睛的法国记者，傅连暲第一次完完全全地坦言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自己如何接收南昌起义伤员，为他们治病，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讲起，一直讲到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担任陕北中央苏维埃医院院长的经历。

“我知道傅医生在红军中受过一些委屈，经过很多险境，能否请你详细说明一下，你有很多机会脱离红军而仍留在红军内不去的原因。”没想到，法国记者消息灵通，对问题穷追不舍。

傅连暲沉思了一会儿，坦然地回答：“从前我行医每月可获大洋200元，此外还有教会医院所领的薪金，我和我的家庭得以饱食无虑。后来因为对革命的信仰，我把自己的医院和家产全部献给了革命，其后又把我的老母妻室和4个儿女留在江西而我自己随着红军参加长征。我很甘愿，虽然有好多人怕我受不了这样的艰苦，确实的，我两次几乎丧命。一次是在湘南落马坠入深河中，一次是过雪山草地时因空气稀薄而昏迷不省人事。40天40夜和其他人员共尝草地上的困苦，我曾泻肚，痛苦不堪。医药人员和给养时常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但是我的信仰毫不动摇。”

傅连暲的谈话记录，在法国《救国时报》刊登后，连同其他外国友人对他的采访，让异域的各界人士对红军和长征又增进了了解。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到延安后，听了傅连暲的故事，动容地说：“基督徒参加长征，真是奇迹!”后来听说傅连暲入了党，又说，“基督徒加入共产党，真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