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周新民(1897—1979年)，安徽庐江人，法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早年留学日本，参与五四运动与安徽左派党务，抗战时在大别山从事地下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年5月，宪法草案(初稿)座谈会第二组合影。前排右三为周新民。

痛斥蒋介石

1927年2月，为配合北伐军进军安徽，中共党组织派周新民返回安庆，恢复国民党(左派)安庆市党部，同时为召开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3月20日，正当周新民等人紧张地筹备这次大会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赣州杀害共产党人陈赞贤之后来到安庆，其随从人员中有特务处处长杨虎和反动分子姚爵吾等人。22日下午，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派光升、朱蕴山等人去总司令行营邀蒋介石参加晚宴。可是，途中光升却遭到了右派纠集的一群流氓围攻，衣服被撕破，头部受伤。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闻讯后急忙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得知此事后却偏袒右派。晚宴上，蒋介石在所谓的训话中根本不谈三大政策，却要求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与右派进行合作，另行成立省党部。蒋介石讲话后，光升十分气愤，没有按原定计划发言。周新民忍耐不住站了起来，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周新民说，合作一事不能接受，他们都是政客、流氓，我们不能和他们合作。我们决不能与军阀妥协。我们要健全国民党的组织，必须纯洁队伍，决不能把西山会议派和帮会头子都吸收到党内来。周新民说出了多数在场人的心里话，博得了人们的热烈掌声。蒋介石面色骤变，未终席即拂袖而去。

蒋介石压制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势力的企图挫败后，就指使其爪牙大打出手。反动派开出了黑名单，准备逮捕周新民、童汉璋和薛卓汉等人。郭沫若得知消息，立即设法通知朱蕴山、周新民等人。为保存革命力量，周新民、舒传贤等人决定暂时撤离安庆。

两次进入大别山区

1938年，董必武亲自派遣周新民返回安徽，担任安徽省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安徽省“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兼总干事，主持大别山地区的抗日民众动员工作。他深入城乡基层，奔走于各界人士之间，不分党派、阶层、职业，只要愿意抗日，就真诚团结、全力争取。短短一年时间，他主导建立了40个县分会、41个直属工作团、30个委托工作团，在县区乡镇组建青、农、工、商、妇、文等各类抗敌协会，团结40余万有组织的群众，培养6000余名青年干部。这些力量如同点点星火，在大别山形成燎原之势，为抗日根据地筑牢群众根基，也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江淮大地深深扎根。

1939年，因桂系当局猜忌，周新民被调往重庆。1939年7月，周新民经长途跋涉来到重庆，立即去董必武处详细汇报了安徽省“动委会”两年来的活动情况，同时提出希望去延安工作。董必武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供利用，在国统区为党工作恐怕难以找到几个比他更合适的人选。因此指示他“仍宜保持灰色”，即不暴露中共党员的真实身份，以便长期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

1939年10月，董必武指示周新民利用第五战区经济委员会考绩委员会专门委员兼立煌办事处处长的公开身份，设法再进大别山，组织尚未撤退的党员和进步青年早日脱离险境。1941年秋，周新民历经艰险再次进入大别山区，找到立煌一带党的地下工作负责人史迁等，传达了党的指示，积极动员数千名革命青年干部，安全撤离至皖东、淮北新四军地区。抗战期间，周新民先后两次来到安徽大别山区，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团结了安徽的进步势力，为建立安徽省各级动委会组织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干部，为新四军输送了新鲜血液，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

广泛联络爱国民主人士

1942年，周新民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以救国会成员资格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同年，董必武指示他前往昆明广交朋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民盟还没有地方组织，需要大力发展。就这样，周新民肩负双重任务踏上了新的征程。抗战时期，昆明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汇集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北平中法大学，以及云南大学、昆明师院等高等学校，全国的著名学者、教授多集聚于此，真可谓群英荟萃，各地大批爱国青年学生也多流落到这里，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是周新民所要团结和交往的朋友。周新民与中共南方局派来的华岗、中共云南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郑伯克积极配合开展统战工作。1942年底，经楚图南、潘大逵等人协助，周新民被云南大学聘为法学教授，成为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重要桥梁。周新民牢记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以民主人士身份为掩护，广泛联络民盟盟员、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宣传中共团结抗日、民主建国的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周新民在董必武指示下，紧急联络各界人士，奔走呼吁，揭露国民党的反共罪行，凝聚起反对内战、坚持抗战的舆论力量。

1943年5月，周新民等人为民盟建立了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后发展为云南支部)，由周新民任组织委员。昆明支部突破了民盟当时只吸收“政团”成员的限制，吸收了一些著名学者、教授和自由职业者入盟。经周新民介绍的有吴晗、李公朴、费孝通、楚图南和尚钺等。1944年9月，周新民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云南支部建议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以利于组织发展。此建议经会议讨论得以通过。会上，周新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周新民与沈钧儒、林亨元等人在南京成立平正律师事务所，以此为掩护，建立地下联络站，接待各地民盟盟员，传递情报文件，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据点。

调查“李、闻”惨案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为了真正查清“李、闻惨案”真相，民盟总部委托周新民和梁漱溟去昆明单独调查。1946年8月3日，周新民和梁漱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张寿贤的“照料”下，从南京启程赶往昆明。由于国民党当局为调查设置了层层障碍，以致许多地方人士不敢同他们接近，不少朋友不敢同他们会面，一些教授为了安全甚至躲进了外国领事馆。周新民等人的行动受到特务严密监视，一旦出门，便有特务盯梢尾随。由于没有交通工具，特务的干扰使得他们寸步难行。凡是到酒店与他们见面的人，一概受到监视和盘查。李公朴的女婿王健、《大公报》记者高学逵等人去看望他们，都受到了特务的盘问。

因受国民党当局的刁难以及特务的干扰破坏，调查工作一度进展得不顺利。于是，周新民和梁漱溟做了分工，一边由周新民设法深入调查，一边由梁漱溟专门应付国民党当局的刁难。这意味着周新民将单枪匹马对付那群如狼似虎的特务。梁漱溟十分担心周新民的处境，但周新民坦然地说，“我在昆明工作过三年，路线和人事都比较熟悉，特务虽然跟着我，我还是可以找机会去活动的。”

他们分工后，周新民第一次单独行动，就被四个特务紧紧盯上了。他若无其事地走进云南大学医院，以慰问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和闻夫人为名，询问了闻一多遇害的情况。四个特务守住医院大门不敢松懈。周新民对此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见过闻家母子，迅速从医院的后门走出，召集云南大学的进步学生秘密开会，把调查“李、闻惨案”的线索、步骤一一做了安排，并鼓励他们尽快完成任务。会后，周新民平安返回酒店。此后，周新民每次出门，总是先设法甩掉“尾巴”，再开展调查。

在这期间，周新民对广大青年学生、民盟盟员做了调查，访问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人员，还对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的部分思想较进步的人员做了调查。不少知情人士也主动地提供了重要的情况和调查线索。

半个月的深入调查，让周新民吃惊的是，结果已超过了预期。他把调查材料整理了两份，和梁漱溟各带一份，以防不测。8月22日，他们飞回南京。

回来后，周新民和梁漱溟依据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夜以继日赶写了2万多字的血泪控诉书《李闻案调查报告书》。9月30日，该报告书由民盟总部印行并在上海举行了规模较大的记者招待会，将惨案真相公布于天下，以铁证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滔天罪行，控诉独裁统治的罪恶，唤醒更多人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高涨。

1949年，周新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参与新中国成立的筹备工作。9月，周新民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见证了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时刻，多年奋斗的夙愿终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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