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的原房主名叫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柏家原在城外居住，因官司输了土地，父亲柏杰生才进城佃了冉家的房子，开了一座酱园，取名“柏天顺”，取“天天顺利”之意。柏辉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1921年，父亲为免他被抽壮丁，送他入了贵州讲武堂第二期骑兵科。毕业后，他跟随周西成从班长做起，一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第25军第2师师长。

1930年，柏辉章弄到一笔外快，交给长兄柏继陶，供家中造房之用。柏继陶请人设计，耗费三万多块银元，建成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豪宅。砖木结构，坐北朝南，歇山式屋顶，门窗漆板栗色，窗上镶嵌彩色玻璃，四周有回廊，底层走廊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边加有木栅栏。大门两侧还有八间临街铺面，是柏家经营的酱菜及颜料纸张商店。这在当时的遵义，确是一座数一数二的私邸。

柏辉章恐怕从未想到，这座耗资巨万的宅院，会在五年之后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黔军内部派系林立，装备杂乱，被时人称为“有两杆枪”——步枪与鸦片烟枪，战斗力低下。1月6日，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冒雨前进，先袭占了距遵义15公里的深溪水据点，全歼守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审讯俘虏后，摸清了遵义城防：守敌为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闻风逃往重庆，城内尚有3个团据守，但对红军主力的神速行动并未察觉。

为了减少伤亡、迅速夺城，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向刘伯承建议：让部队化装成黔军溃军，利用俘虏去诈城。刘伯承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

当夜，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部行动。战士们换上俘虏的黔军服装，让被俘的黔军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由于时间紧迫，并非人人换装，但大雨滂沱，部队在泥水里泡了一天，浑身是泥，守军根本分辨不出真伪。到达遵义城南门下，曾保堂令俘虏用本地方言向城楼上喊话。守城黔军盘问虽细，俘虏答话自然，几个回合后，守军认定城下是深溪水败退下来的“自己人”，便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

城门一开，红军蜂拥而入，迅速控制城楼，割断电话线，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冲锋号。后续大部队如潮水般涌入。守敌从睡梦中惊醒，一部分被俘，一部分从北门逃走。1月7日凌晨，遵义城宣告解放。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中等城市。

柏辉章当时正随部队在外作战，并不在城内。他的豪宅人去楼空，顺理成章地被红军征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与一局进驻了这座楼房。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这便是遵义会议。

红军在遵义停留约十余天，2月下旬撤离。柏辉章 presumably 返回了遵义，重新住进了自己的宅邸。但他已无法抹去这座房子所承载的历史印记。红军离开后，柏家曾强迫工人将墙上的红军标语铲掉。泥水工人出于对红军的热爱，机智地用石灰水将所有标语覆盖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清理时，多数标语仍清晰可见，重新展现在墙上，成为珍贵的历史遗存。

柏辉章后来的结局，史料记载不一。有说他病逝于20世纪40年代，也有说他在抗战或解放战争时期去世。可以确定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已不在世，未能亲历自己这座豪宅被确认为国家级革命圣地的过程。

柏公馆成为遵义会议会址，其确认过程也颇为曲折。1954年1月，中共遵义市委接到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来函，从文件中查出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同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贵州省委：“遵义会议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1957年3月6日，杨尚昆再次回忆证实，主楼楼上东走道原房主的小客厅即为会议室。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杨尚昆亲临现场，邓小平指着里侧的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最终确认了会议室的位置。

1964年，毛泽东亲笔为纪念馆题写“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块匾额至今高悬于大门正中。

柏辉章耗费三万多块银元建造的私邸，最终没有成为柏家世代相传的产业。随着新中国土地改革和房产改造的推进，这座房子逐步从私人房产转变为国家所有的革命纪念地。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正式成立。一个国民党师长的豪宅，就这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起点。历史充满戏剧性，但细究起来，每一步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柏辉章的军旅生涯依附于贵州军阀混战的乱世，他的财富来源于此，他的房子也因缘际会地卷入了更大的历史洪流。而他本人，只是这洪流中一个模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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