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2月到1924年底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即“科玄论战”，体现了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之争、科学与人文关系等多重内容的反思，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场思想论战。

自论战伊始，“东方文化派”与“科学方法派”主要在纯理论层面辩论，双方看似围绕人生观与“玄学”或“科学”范畴内各种思想关系问题激烈交锋，实际上涉猎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最抽象、最玄虚的哲学和学理问题，到最具体、最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应有尽有”。与上述两派不同，“唯物史观派”介入论战是为推行国民革命，有明确的文化选择取向和实践指向，依据党报党刊尽力在议题设置中辩论中国文化的“路向”问题。

在论战中，虽然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形式主义的问题，却鲜明地提出“唯物史观派”的主张，即在反对“东方文化派”时可暂与“科学方法派”结成联合战线，但中国文化“路向”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到1924年8月，随着陈独秀等人与胡适的关系再度恶化，瞿秋白对实验主义的批评愈发严厉：与马克思主义注重的是科学的真理而非利益的真理不同，实验主义“决不是革命的哲学”，因为其只认可“有益的方是真理”，从而导致“社会意识以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唯物史观派”终于以解决中国文化“路向”问题为突破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出场，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

“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方法派”虽在反对“东方文化派”的立场上同声相应，但在中国文化“路向”问题上存在根本差别。胡适等人终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信徒，主张以实验主义的宣传教育实现思想革命，而陈独秀等人则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自觉把唯物史观用作理论批判的武器和推行革命的指导。

与胡适探索体制内的改良之道不同，寻求以体制外路径改造中国社会的“唯物史观派”介入论战的初衷是，推动商人、农民、工人、学生等“平民”联合起来，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中国而奋斗”。

“科玄论战”是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争”持续激荡的产物：从洋务运动时期“体用之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全面向西方学习，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破产论”的兴起，中国思想界从未停止关于如何对待自身文化、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省思与论争。“科玄论战”在讨论人生观应受“玄学”抑或“科学”支配的背后，触及中国文化的“路向”即文化选择问题。“科学方法派”的主张是“西化”，“东方文化派”则力求保持传统文化的主体面貌，而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为核心的“唯物史观派”则另辟蹊径，强调彻底结束中国的混乱状态、复兴中国文化、复活中华民族及至消弭资本主义造成的科学与人文的紧张关系，根本之途在“人类文明的再造”。而创造新文明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收与改造中西文化，“唯物史观派”遂在理论和实践上初步论证与尝试自身的文化选择。

尽管“唯物史观派”的观点与主张掺杂着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形式主义的理解，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坚守、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扬弃态度的坚持，使论战探讨内容不仅承担起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反传统的任务，还展现出面向现代化正确文化选择的方法论意义，烛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与建设之路。

(原题《“科玄论战”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选择》，摘自《近代史研究》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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