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

邓稼先写给于敏胡思得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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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14日，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邓稼先握着笔，忍着病痛写下这封信。这是他写给同事的一封信——不是家书，不是病中随笔，而是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建议书的修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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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美国、苏联、欧洲国家正极力鼓吹全面禁止核试验，邓稼先和于敏敏锐地意识到：美苏核武器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前进收益不大，而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一旦停下，“十年工夫功亏一篑”。必须抢在全面禁核试之前，集中力量攻克几个重要目标。于是，一份给中央的建议书开始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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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邓稼先，已诊断为直肠癌晚期，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于敏主持九所科研工作，无法常去医院。邓稼先就忍着病痛，在病房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后，由胡思得整理，交给于敏、胡仁宇修改，修改稿再送回医院，邓稼先再审阅、再修改。

胡思得回忆道：每一稿老邓都做了很多修改，而且修改完后会给我写封信，告诉我注意哪几个问题等等。3月14日的这封信，就是其中一封。他不厌其烦地交代：报告内容还要做哪些调整，最后如何润色，如何签署，应提送哪里……事无巨细，一丝不苟。信快写完了，他才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挺不舒服的。”

这是他在所有信件中，罕见地提及自己的病痛。也许他本不想说，只是那天实在难受，笔尖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真实。他没有多余的倾诉，就这一句话，读来却千钧重。

1986年4月2日，建议书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的名义呈报中央。这份建议书，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多争取了十年的宝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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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封写于40年前的信，那句“打完后，挺不舒服的”，朴素得像一句家常，却让每一个读到的人，心里被轻轻扎了一下。那是一个将生命最后一点力气，都用来托举中国核武器事业的人，留下的最平静、最克制的倾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