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是深刻而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重要阶段。战争的破坏被留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经济却在二战期间蓬勃发展，大萧条消退。冷战期间因与苏联阵营的对峙，军事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为美国所继承，美国经济内嵌“永久战争”模式，即国家通过持续不断的军事开支和对外干预来保持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这种逻辑在冷战时期展现出惊人的系统适配性——美国通过军备竞赛刺激经济、技术突破巩固霸权、社会动员消解矛盾的三角逻辑，创造了复合型战略红利。

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主义阶段还产生重大社会后果，阶级妥协的达成影响左翼政党的关注议题与政治动员策略，进而使其逐步失去回应经济不平等的能力。战争资本主义通过对外剥削带来的社会繁荣极大掩盖社会矛盾。当工人与资本家共享同一套娱乐产品体系(如商业电视节目、主题游乐园)，当白领雇员与资产阶级后代遵循相同的时尚消费逻辑，“虚假平等”得以实现。在此情况下，公开、激进的劳动斗争不断衰退，工会密度不断下降。左翼政党逐渐将目光转向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并相应改变其关注的议题。传统的经济平等诉求逐渐被人权平等、环境政治、身份政治乃至身体政治等新议题取代。左翼关注点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削弱了劳工阶级的议价能力，进一步为军工复合体扩张扫清障碍，并为此后历史发展埋下伏笔。

随着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取代，美国战争资本主义通过制度路径依赖与资本增殖逻辑异化，向更具破坏性的形态演进。美国需要为新自由主义的利益需求使用武力：获取资源、控制资源、主导市场，并确保促进美国经济运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稳定。如美国对中东的诸多干预并非完全为“石油”本身，而是为维系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统治，预先击败任何想要挑战这一秩序的力量，牢牢控制重要资源、市场准入与国际经贸通道，同时在国内争取民众对战争资本主义模式的支持，最终巩固资本积累、军国主义和非正式帝国的“铁三角”。但军费开支与美国工人阶级充分就业和提高工资之间的联系早已断裂，军费开支对资本主义的推动作用更多体现为提高大公司利润率，促进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军事部门也在新自由主义逻辑的驱动下，被层层转包以追求利润，形成急速膨胀的“国防承包商”和“旋转门”结构，战争资本主义全面进入“全球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阶段。

然而，这种扩张有其极限。诚如杰克·斯奈德所言，帝国往往因为精英集团的迷思而过度扩张，导致资源分散和内部矛盾加剧。这种扩张实质与战略透支无异，边际收益随扩张幅度增加而不断缩小，最终变成负收益，只是特定集团为其私利通过“联盟互助”的方式推动国家继续无理性扩张。而“全球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下的美国军事—金融复合体不愿意接受战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衰弱，不断尝试为这一体系续命的方式在实践中加剧贫富差距。少数人所获得的巨额财富并没有惠及普罗大众。

托马斯·皮凯蒂指出，世界各国国内的分配不平等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新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而大幅攀升。原先能在战争资本主义中获得一定利益的群体发现自身已日益被遗忘和抛弃。在这一过程中，最不被“看见”的劳工阶级承担最大恶果，而传统上为他们发言的左翼政党却已无法进行有效代表和回应。在各类条件促成下，军事凯恩斯主义转轨为“全球新自由主义军国主义”，左翼政治的迷茫衰落又造成阶级的“消失”和回应方案的“空场”，战争资本主义的效果再也难以有效通过再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给下层民众“分一杯羹”，右翼民粹主义的粉墨登场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原题《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衰弱与右翼民粹的兴起》，摘自《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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