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

丁堡骏 竺新颖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是以其方法论革命为基础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与术语革命，形成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未来趋势的整体情况。面向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性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广阔空间。”[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重要论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指引。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关系、伦理道德关系、自然科学进步、艺术和宗教，以及家庭和国家形式等各方面关系进行批判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进行批判改造而取得的哲学革命成果。马克思把它定性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2]526唯物史观既不同于黑格尔唯心主义“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思辨哲学，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直观的唯物主义，它是真正的“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看作是由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生产方式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变革过程。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社会变迁、政治变革、宗教艺术的发展，其终极原因都要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中来加以说明。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是马克思实现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的最深刻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也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的方法论革命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资产阶级古典哲学进行科学革命所获得的方法论成果为基础的。对于这个方法论成果，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3]59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总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有人将马克思的方法误解为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跋中承认自己的方法是辩证法，但这个辩证法，是批判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科学合理成分并对其进行革命性变革以后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从它的唯物主义方面去认识，也就是从它将一切经济范畴和一切经济关系的术语都看作是生产方式中物质存在的观念映像的方面去认识，它同时也就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换言之，作为《资本论》方法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同一种方法论的不同称谓。本文以下表述将以唯物史观来称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

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不同的发展阶段构成的。马克思最初将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述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592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马克思的这个表述将人类社会历史归纳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这个表述不足以成为“五形态论”的根据。这部分人根据马克思手稿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等表述，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三种社会形态。我们的看法是：“三形态论”是马克思的思想不错，但是，这还不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总的社会形态的论述。全面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形态更替的理论，应该将马克思早年在《序言》中的表述与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工作之后，将这个认识深化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读书笔记的基础上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将人类社会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明确为原始公社所有制社会。人类社会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别在于生产方式不同。唯物史观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作为追求人类社会进步的科学家，追求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把研究重心转向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这是一切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在经济根源上论证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和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力量即现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将唯物史观的真理观归结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2]528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和学术术语绝不是人为地编织和构建出来的，它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过程和经济关系的反映。脱离社会生产的实践，人为地构造理论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潭。由此，政治经济学以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重大意义。

从唯物史观的科学发现出发，以其为指导思想深入研究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一贯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然而，由于人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不是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连贯起来阅读，因而造成了不应有的误读。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文简称《提纲》)中，马克思就已经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指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例如，《提纲》第一条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时，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2]499许多人仅仅从所谓哲学概念去解释，认为“对象性”是人在生产过程中将自己的劳动物化。然而，从这里马克思讲的费尔巴哈要探寻作为“思想客体”来源的“感性客体”，我们可以看出，后一个客体即感性客体是前一个客体即思想客体的认识对象或者反映对象。因此，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没有以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换言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谁在个别言辞上是否善辩，而在于是否有以社会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提纲》第八条写道：“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501马克思这里强调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因此，对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看起来不能得到解释的现象，都必须到这个实践和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寻求解决办法。换言之，一切社会生活的复杂问题都需要在这种生产方式和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中得到解决。《提纲》第九条写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2]502马克思这一条实际上是批评了直观唯物主义没有深入研究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以及由此造成的危害——直观唯物主义“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2]502面对马克思的这一批评，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我们的一部分哲学家由于没有将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和对实践的理解”理解成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导致他们虽然读出了马克思《提纲》指向实践唯物主义，但是却辨认不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践的理解。而在《资本论》这个马克思所开辟的实践唯物主义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某种变了形的直观唯物主义，真理与他们擦肩而过。

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革命与术语革命

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对生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反映，那么，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和未来走势的整体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衰落和解体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经历了发生、发展、鼎盛和衰落的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自1830年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进入了衰落和灭亡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就已经开始逐步向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20世纪末，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严重挫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建设成就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以上背景，反映恢宏的历史变迁画卷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运动进阶：资产阶级经济学萌芽状态的经济学说即重商主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资产阶级经济学在认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过程中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的成就与缺陷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逐步走向成熟的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积极的，是取得了重要的认识成就的。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对立，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步走向庸俗化，变成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诞生于这一时期，它是对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认识的社会科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解体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伴随这个历史过程，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对这种成长中的新的生产方式的理论认识有其可取之处。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商业迅速发展的阶段，即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处于重商主义阶段。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农民(或农奴)对封建领主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实物地租或者劳役地租的形式被剥夺，他们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领主的消费和农民自身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商业资本迅速壮大。与此同时，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国债制度也在发展，生产者被迫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无产者，而货币财富(生产资料)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这一阶段，“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4]821重商主义认为，财富就是货币，就是金银，增加财富的唯一途径是发展对外贸易，以保证金银的流入。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研究，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反映了商业资本在封建制度夹缝中成长的要求。“重商主义的学说体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幼年时代，就像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为资本主义的幼年时代一样”。[5]14“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6]274这个学派“是从流通过程中的表面现象出发的，即从商业资本的运动独立化的地方出发的，因此它只把握了现象的表面”。[5]14重商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这个学派显然不是维护封建主义性质的经济学说，而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它反映的是商业资本的利益要求，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状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资产阶级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过渡，主要体现在英、法两国经济学说的演进之中。以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提出纯产品学说，并创作《经济表》，从本质上剖析了资本主义大农业条件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界限，阐释了农业剩余产品的再生产与流通规律。这一理论成果具备重要科学价值，也为马克思创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流通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农学派是以维护和建构理想封建社会为外衣来阐述自身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和他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7]399重农学派的理论中留存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话语痕迹，诸如“自然秩序”“自然赐予”等概念，都带有封建思想烙印。综上，重农学派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鲜明地彰显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时代特征。

到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马克思写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4]422亚当·斯密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首次发展为一个学说体系。马克思说，在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8]182它反映了工场手工业时期产业资本的发展要求。分工日益深化，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资本逐渐取代商业资本，资产阶级提出了打破封建束缚、实现经济自由的迫切要求。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经济理论代表，斯密比较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斯密对生产领域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具有科学价值的劳动价值论、工资论、利润论及地租论，从而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9]11此时出现的术语便有“分工、劳动、生产劳动、资本积累”等。但是，斯密一方面受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低的时代局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不够全面甚至存在错误;另一方面受其所在的阶级局限，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斯密不是把交换看作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上出现的现象，而是把它看作人类的本能。由此，在斯密那里使用物品就等于商品，商品天然就有价格，商品的价格被称为自然价格。货币是方便交换的工具。这样的古典经济学自然看不出劳动力的买卖是一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现象。这种情况在李嘉图那里就发展到了李嘉图体系的矛盾，以及围绕李嘉图体系所展开的思想斗争。

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形成了对剩余价值的初步认识。李嘉图在对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的理论分析中悟到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9]11随着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产业资本统治生产领域，商业资本也从属于产业资本。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将资产阶级经济学推向其在自身限度内所能达到的顶峰。李嘉图指出，地租是对劳动生产物的第一个扣除，利润则是扣除劳动产品后的余额。

在李嘉图那里，古典经济学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科学界限。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共同缺陷在于：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历史的生产方式，而是把它视为自然的、永恒的社会经济制度。古典经济学发展到李嘉图那里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理论难题，或者说两大矛盾，它们分别是：第一，劳动和资本交换产生剩余价值如何不违背价值规律;第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现象如何不违背劳动创造价值的规律。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看作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规律。因此，他们不能历史地看待商品生产，不能历史地看待商品生产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他们当然也无法理解劳动力商品的历史起源，无法理解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发挥的不同作用。最终，在反对派的攻击和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的退缩中，李嘉图学派解体了。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法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10]362此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便逐步走上了庸俗经济学的道路：“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4]99

2.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

一方面，马克思吸收借鉴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精华;另一方面，他摒弃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糟粕，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解剖和科学认知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批判，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不能发现，并且一直都在回避和竭尽全力进行掩盖的秘密;通过对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分析，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本质关系，为工人阶级作为改变世界的阶级力量提供了科学论证，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恩格斯在描述马克思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时曾指出，马克思的革命性见解，与所有前人存在根本区别。在前人认为已经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那里正是问题所在。“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7]21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用化学史上燃素说向氧气学说的转变来比喻这一科学革命：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却不认识它，因为他们被既有的燃素说理论体系束缚住了;而拉瓦锡根据这一新事实重新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提出了新的氧气学说。同样，李嘉图虽承认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但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11]20李嘉图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因而他无法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其劳动价值论必然是不完善的。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4]98,99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阻碍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共同的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使其无法阐明商品交换的历史起源，因而，他们关于价值的一切范畴和术语都带有超历史的性质。

马克思首先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抽象为商品生产，通过对商品生产的研究，形成了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一般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以商品这一经济的细胞形式为起点，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进行了革命性改造。他从分析商品入手，由商品二因素进而阐释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基于这样的科学研究进路，形成了商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以及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等一系列新的术语、范畴和判断。马克思从历史视角系统阐述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的发展，完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4]62——在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揭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形式”，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等，所有这些看上去平凡的术语，却是马克思贡献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具创新性的成果。马克思的学说在科学上的创新性和术语表述上的独特性，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可比拟的优势。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阐明了商品经济社会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在这些创新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劳动力商品学说，解决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第一个难题;提出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学说，解决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第二个难题。其贡献在于：第一，马克思首次区分了“劳动力”与“劳动”，指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部分为剩余价值。这一发现揭开了资本增殖的秘密，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基于此，马克思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阐明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提出了科学工资理论。第二，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劳动价值论的矛盾在李嘉图理论框架内无法得到合理解释。马克思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存在差异，因而各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进而剩余价值率本应存在差异。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条件下，为追求更高的剩余价值率，资本家会重新配置资本;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从而形成平均利润率。在平均利润率形成后，商品不再按其价值出售，而是按“生产价格”，即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出售。生产价格与价值在个别部门可能发生偏离，但从全社会来看，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必然导致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并且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这一矛盾，因而必然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生产出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从而为人类解放指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方向。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4]22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么在对其“肯定的理解”的同时对其作出“否定的理解”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时，就揭示了商品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的具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他在分析拜物教的性质时，既指出了商品形式是拜物教的起源，同时也指出了拜物教现象的历史暂时性和其最终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商品拜物教的核心在于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货币形式使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属性。马克思在这里就已经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紧接着他进一步强调，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都是历史的;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一系列经济范畴，如价值、货币、资本等都是历史的、与特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形式，离开商品生产这个历史阶段，“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4]93同时，马克思通过具体分析在孤岛生活的鲁滨逊式的个体生产、“昏暗的中世纪”劳役与实物地租所体现的直接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农民家庭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自给自足生产等，指出这些形式的生产没有拜物教，并设想了“自由人联合体”内部生产同样不存在拜物教。由此马克思总结道：“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4]97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清清楚楚地指出，以商品生产为其基本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消亡。在未来社会里，生产将是由自由联合起来的人在“有意识控制下”的按照计划而进行的生产。

马克思不仅作为理论家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作为革命家，他还亲自领导了欧洲工人运动。在对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指明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有制、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以及个人消费品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等全新术语描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等机会主义之间划清了界限。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中，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并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前者因按劳分配而仍带有“资产阶级权利”的痕迹，后者则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2]436“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2]445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阶段，[13]196“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2]434尽管它在各方面都带有脱胎于旧社会的痕迹，但因其全新的生产方式，它的理论形态必须是全新的，不能简单套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术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派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12]428的看法，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2]428对于拉萨尔鼓吹的“铁的工资规律”，马克思则指出其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剥削的本质，强调必须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这些范畴反映了新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实现了继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封建主义经济学之后的又一次科学革命。

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设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并用它讲清楚当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道理。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硬核”。马克思运用他所发现的唯物史观，通过分析商品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等一系列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透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全过程，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伟大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正是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系列理论贡献，才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硬核”，运用其蕴含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才能讲好“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故事。针对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经济学流行泛滥的情况，针对我们国内理论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各种议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4]当前我们最紧迫的任务，是在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教育阵地上，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学术话语传播和传承下去，让青年一代从一开始就树立起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信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学术话语。

第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两种不同的发展范式。首先，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论》研究范式，我们必须通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来加以继承和发展。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用化学史上拉瓦锡对燃素说的科学革命来论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同样，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层出不穷的新现象，诸如金融化、数字垄断、平台经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等，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用旧范畴去简单描述新现象，而必须以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进行深刻的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这意味着要穿透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描绘的“玫瑰色”表象，揭示当代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形态，进而证明即便资本主义在形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依然是一种历史的、暂时的生产方式。其次，就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来说，同样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都具有科学的真理性，关于不同生产方式的不同经济理论也不能互相混淆。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并没有试图概括各种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社会生产形式的研究只能是提供一把钥匙，并没有提供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它对未来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的研究也只能是一种思想指导，还不能提供具体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不能用以代替其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理论，原因有二：其一，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6]153恩格斯的这一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也有充分体现：剩余价值论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规律的科学理论，其解释力仅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而不能机械地移植到对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析中。社会主义社会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上，这决定了社会主义需要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中，通过术语革命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为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要求对经济形态的发展序列、演进规律及其内在联系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那种认为存在超越历史的一般经济规律的观点，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二，马克思否认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哲学。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坚决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历史概述的原始积累内容看作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反对“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15]145马克思强调，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道路选择要具体分析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5]145,146

第三，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反对两种教条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路径的重要理论体系，在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然而，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不乏教条主义倾向，这既包括对《资本论》理论的机械套用，也包括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第一种教条主义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取机械照搬的做法。一些人以《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经济范畴为“一般性”，企图把《资本论》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它说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规律。这是不顾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当作永恒的普遍真理，不仔细考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区别性，在方法论上混淆了“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例如，有学者试图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中析出一个“相对剩余价值规律”，并且要把这个相对剩余价值规律解释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规律。[16]再如，有学者认为：“只要存在商品经济，剩余劳动也必然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也应该是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和价值增殖过程就不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应该是在存在商品经济的其他社会形态中也存在的经济范畴。”[17]这种看法忽视了马克思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机械移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没有认识到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现象的经济规律，将其泛化成普遍适用于商品经济社会的经济规律。因此，该学者错误地认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剩余劳动就必然表现为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在不同社会形态下表现形式不同，封建社会中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是剩余劳动产品，但绝不是剩余价值;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下的剩余劳动也不创造剩余价值。第二种教条主义表现为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些人，既不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文本，也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更不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具体条件，不是认真思考解决方案和总结创新理论，而是对他们自己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理论情有独钟，试图将其改头换面，冒充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国内部分高校的经济学教学盲目移植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将新古典综合框架奉为圭臬。有学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范式，试图用“中国版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微观经济学”和“中国计量经济学”课程体系消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概念和模型，忽视其理论前提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差异。总之，我们既反对把《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范畴、理论不加分析地套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来，也反对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须知，当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经济学。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用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服务。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阐述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必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18]63我们“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才有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因此，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贯彻，必然带有由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特殊性。[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具有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性质和特殊性。讲清楚这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伟大斗争才能生动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展现出来。那么，究竟应该怎样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特征呢?这里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历史科学，那么，以总结历史经验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诞生的政治前提”的标题下，将中国革命是跨越“卡夫丁峡谷”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写进去。要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也要明确地写我们是如何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建设道路，我们应该积极吸收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及其管理经验，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因此必然会带有它所从中脱胎出来的过去社会的历史痕迹，与此同时，它又具有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从总的原则来看，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未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中最终是要消亡的。[21]但是，在现阶段我们还是要积极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及相应的发展生产力的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伟大创造。对于这个伟大的创造我们也要考虑它的适用条件变化问题。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真理。即便是在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也要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作为补充，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勇敢地进行科学革命和术语革命。在这里要正确处理理论创新、观点创新和体系结构创新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发展的总结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说体系创新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创新和观点创新作为先决条件的。马克思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的时候曾经列举了政治经济学发展上的两条道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22]24马克思明确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走的就是前一条道路。但是，政治经济学形成体系必须是走后一条道路。就是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政治经济学形成体系的科学表述方法。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新体系的形成，必须以它所认识和反映的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为前提。我们认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所反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远没有达到能够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的程度。因此，我们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发展仍然处于忠实地描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初步阶段，由此判断任何急于求成创造学说体系的想法，都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冒进想法。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必然会不断成熟和加强。由此决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会不断创新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和经济术语会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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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1卷[M].李侠公，译.上海：三联书店，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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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丁堡骏.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当代价值[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2):1-16+178.

[21]丁堡骏，姚志才.论价值规律的历史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1):85-92.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注释：

①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时，在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时曾经兴奋地给恩格斯写信，告诉恩格斯自己的研究收获，并且还绘制了一张自己的“经济表”以取代魁奈的经济表。

②关于马克思价值转形问题的讨论，参见笔者有关论文中的详细分析，比如丁堡骏：《转形问题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作者简介：丁堡骏，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竺新颖，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载《当代经济研究》2026年第4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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