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具有塑造政治认同、创新社会治理、引领价值导向和强化思想教育等多重功能，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培养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应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方式，构建红色文化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引领发展和铸魂育人等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系统构建理论体系、创新传播机制、融入党内法规及加强法制建设等实践途径协同推进。

一、红色文化的政治认同功能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心理归属和情感依附，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政治认同的对象多种多样，主要有国家、民族、阶级、政党、政治制度、政治理想等。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意识形态特征，在塑造和强化政治认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提供执政合法性的历史依据

红色文化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见证了党从弱小到强大、从边缘到核心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奋斗历程，为确立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了合法的根本的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全党同志要牢记：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红色文化通过真实的历史叙事，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增强人们对党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的形成需要共同的历史记忆为支撑。红色文化承载的历史记忆，例如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成为凝聚政治认同的精神力量。

红色文化不仅源于党的奋斗历程，更以其扎实的执政实践，为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深层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局部执政中探索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等民主制度，颁布土地法、劳动法等法令，塑造了“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政权形象。这些早期实践成功将党的政治理想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能力和惠民政策，使人民群众在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党的信任与拥护，奠定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践基石。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红色文化继续为执政合法性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与价值认同。红色文化记录了党带领人民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的探索与成就，展现了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执政能力。红色文化所蕴含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人民至上等精神特质，在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中得到传承和升华。这些精神从执政绩效与价值理念的双重维度，确证了党在长期执政中始终不忘初心、赢得民心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必然性。

(二)强化制度自信的文化支撑

制度自信源于制度效能与文化认同的良性互动。制度稳定性不仅依赖于政治强制，更需要文化认同。红色文化通过展示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帮助人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体现了党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治理智慧，为当代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红色文化不仅包含精神层面，还体现在制度文化中。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治理经验，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政权形式(如“三三制”)，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制度体系等，都是红色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创新，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红色文化在制度建设方面进一步系统化、成熟化，发展成为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红色文化所蕴含的制度创新和实践成效，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证明，也通过展示在不同历史阶段克服困难、推动社会发展的显著效能，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与信心。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也为制度的有效运行和持续完善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三)培育公共精神的价值载体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包括参与意识、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等。红色文化中蕴含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价值理念，为培育公共精神提供了丰富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红色文化在滋养共产党人精神世界中的独特价值与重大意义，对于凝聚全党全社会精神力量、塑造价值认同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讲述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传播“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可以有效激发人们的公共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研究表明，经常接触红色文化的社会群体，其公共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感往往表现更为突出。因此，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弘扬其内在的奉献精神与集体意识，对培育契合时代要求的公共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红色文化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奉献精神，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基础和情感纽带。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强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凝聚了社会力量，塑造了以集体利益为先、勇于牺牲奉献的公共意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雷锋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精神、焦裕禄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品质，将革命年代的奉献传统转化为和平建设中的日常实践，使公共精神具体化为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进入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红色文化持续与时代同频共振，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进一步丰富了公共精神的表现形式，激励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承担公共责任。红色文化通过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与时俱进的表达方式，使公共精神的培育不再是单纯的理论说教，而成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深层次的文化动力。

二、红色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红色文化以其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实践智慧，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启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红色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日益凸显。

(一)推动治理制度创新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其蕴含的治理智慧对完善当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新的制度设计往往受到历史传统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许多宝贵治理经验，如支部建在连上、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原则，都体现了鲜明的红色文化特色，为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参照和方法论指引。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在局部执政区域进行的制度探索，如土地改革中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耕者有其田”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政权形式等，都体现了制度设计对公平正义与民主联合的追求。这些制度建设实践不仅有效回应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需求，其背后所蕴含的治理逻辑与价值导向为后来的制度构建积累了宝贵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红色文化中的制度基因进一步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催生了更具系统性的治理制度创新。例如，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当代基层治理普遍建立起“村党总支—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组织架构，确保党的组织覆盖与治理效能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效能。又如，各地弘扬“依靠群众”的传统，发展出“红色调解队”“积分制”管理等新型治理模式，将红色基因转化为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红色文化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原则，也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最多跑一次”等现代治理机制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促使制度设计更加精准地回应群众诉求。

因此，红色文化作为一脉相承的精神源泉，其治理智慧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接力探索中不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与实践样本。

(二)促进治理资源整合

社会治理需要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这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红色文化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认同，为社会治理资源整合提供文化基础。实践证明，在红色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些地区，治理资源整合往往更为有效。例如，井冈山市利用红色旅游资源发展生态经济，既保护了革命遗址，又带动了就业和产业升级，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2023年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年全国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达14.86亿人次，同比增长 ​23.7%​​(较2021年增长24%)，红色旅游直接就业人数 ​210.3万人，较2021年增长5.2%，并带动餐饮、交通、文创等关联就业 ​580万人。红色文化在促进区域发展和资源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在促进治理资源整合方面还展现出深厚的历史延续性与实践适应性。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有效动员了人力物力资源，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土地革命时期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等，确立了“耕者有其田”原则，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进一步推动资源整合。例如，“两弹一星”工程集中了全国科技人才与物资，实现重大科技突破，彰显了在国家层面统筹资源的强大效能。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资源整合功能在基层治理中持续深化。例如，将党组织嵌入社会治理网络，整合党员、群众、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形成了“入户听诉、接诉即办”的协同机制，有效提升了资源调配的精准度与响应速度。红色文化通过构建共同价值认同，为跨部门、跨领域的资源整合提供了文化纽带，使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效凝聚治理合力，推动治理效能的持续优化。

(三)引领治理目标实现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善治，即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红色文化倡导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等价值理念，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目标导向。红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例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都指引着社会治理朝着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目标引领需要价值共识。红色文化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追求，为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凝聚了思想共识。例如，在脱贫攻坚战中，红色文化激发的内生动力起到了关键作用。全国有三百多万名乡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奋战在脱贫一线，许多人是受到红色精神的感召而主动请缨。截至2020年底，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扶贫减贫史上的奇迹，充分彰显了红色文化在引领社会治理目标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始终是社会治理目标演进的根本指引，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清晰的延续性与发展性。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核心目标，通过土地改革等政策，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转化为耕者有其田等制度安排，为治理目标的确立提供了价值基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强调的集体主义与无私奉献精神，引导社会治理聚焦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在探索执政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和原则，体现了对高效治理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崇高追求。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中实事求是、开拓进取的精神特质，推动治理目标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其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持续为治理目标的科学制定与有效落实提供方法论指导。进入新时代，红色文化进一步与治理现代化要求深度融合，其蕴含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等核心理念，具体化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国家治理战略目标，将价值共识转化为治理实践的磅礴力量，确保其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三、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功能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对人物、事件善恶是非的共同判断标准，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道德判断和生活方式。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价值内涵，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引领作用。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一)抵御错误思潮干扰

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的博弈较量。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严峻挑战。红色文化以其真实的历史叙事和鲜明的价值立场，为人们辨析和抵制错误思潮干扰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列宁指出：“忘记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文化认同是抵御外来价值观侵蚀的一个重要屏障。红色文化通过真实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用事实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歪曲抹黑。红色文化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形态，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发挥着“防火墙”的作用。实践表明，在青少年群体中，经常接受红色教育的对象，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比普通群体要高，对错误思潮的免疫力明显要强。

红色文化以其真实的历史叙事和鲜明的价值立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抵制各类错误思潮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屏障。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复杂的社会思潮与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红色文化通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理念，揭露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等错误思潮危害，凝聚了人民的共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在弘扬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有力反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坚定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蔓延，红色文化通过真实叙述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用事实驳斥其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的肆意歪曲。例如，通过保护建立革命遗址，建立革命纪念馆、出版党史著作、制作红色影视作品等，还原历史真相，增强人们的辨别能力。在新时代，红色文化通过数字化展陈、融媒体传播等多种形式，增强其对青少年等群体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帮助其在多元思潮交织的复杂环境中站稳立场、明辨方向，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二)培育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201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红色文化蕴含的爱国、奉献、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为其培育提供了丰富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价值培育需要文化熏陶。红色文化正是通过讲述革命故事、传播英雄事迹，构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红军长征途中“半条被子”的故事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为民初心，焦裕禄在兰考治理风沙时“焦桐”的故事展现了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这些生动具体的红色故事易于为人所理解和接受。研究表明，通过红色文化培育的价值观更加牢固持久，如参与过红色实践教育的学生，其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比未参与者更高。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历史根基与实践载体，红色文化的内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为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提供了深厚土壤。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通过塑造“忠诚使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等革命精神，为“爱国”“敬业”等范畴提供了精神源头。例如，井冈山时期“三项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定凝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价值共识;《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则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早期制度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将革命价值追求转化为建设新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庆油田会战中形成的“铁人精神”生动诠释了“敬业”“奉献”的深刻内涵;雷锋精神将“友善”“诚信”等价值具象化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日常准则。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持续焕发新的活力，其价值理念通过红色旅游、数字展陈等创新形式融入公众生活，增强了培育过程的时代感与感染力。可见，红色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实践样本和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价值链条。

(三)引领文化发展方向

红色文化以其先进性、人民性和时代性，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持续引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文化引领必须与时俱进，文化发展不能没有主导价值。红色文化在坚守本真性同时，始终注重创新表现形式。例如，近年来涌现的红色影视剧《觉醒年代》、红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等优秀作品，既传承了红色基因，又契合现代审美，赢得了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普遍喜爱，充分彰显了红色文化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的引领作用。

红色文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贯穿于党领导人民理论探索与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通过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为破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提供了理论指南与实践路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在弘扬革命精神的基础上，积极反映时代新貌，催生出一批展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精神风貌的优秀文艺作品和文化成果，为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了鲜活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文化多元交流交融态势，红色文化始终坚守其先进性、人民性内核，主动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表现形式，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红色文化进一步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传播手段，持续增强其吸引力、感染力与凝聚力，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持续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确立价值坐标、夯实精神根基、注入不竭动力。

四、红色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是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思想教育功能，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红色文化作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素材，记录了无数共产党人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的感人事迹。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正是这种坚定信仰的生动写照，对当代人特别是青少年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信仰培育需要情感共鸣，而集体情感体验对于信仰的形成至关重要。红色文化教育通过精心创设情境、有效激发情感，极大地增强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例如，井冈山干部学院的“重走挑粮小道”体验教学，让学员在实践中感受革命先辈的艰苦奋斗;延安干部学院的“窑洞对”情景再现，使学员得以深入理解历史对话的深刻内涵;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决策模拟”，让学员在重演表决过程中体会关键抉择之不易。这些基于红色文化开发的体验式教学项目，正是通过情景模拟激发集体情感，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红色文化在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方面，其教育方法与载体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在革命战争年代，理想信念教育与严酷的斗争环境直接融合，通过以身作则、口号标语和战地动员等直接而深刻的方式，塑造了革命者视死如归的坚定信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方式转向系统化的榜样宣传与理论教育，雷锋、焦裕禄等先进模范的感人事迹广泛传播，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化为日常工作中的奉献精神，激励人们投身国家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红色文化理想信念教育更加注重系统性的课程建设与体验式教学创新，课程体系主动融入红色文化教育内容。新时代，红色文化理想信念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通过红色资源大数据平台、云展览、沉浸式剧目乃至元宇宙等创新形式，极大地拓展了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增强了其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种与时俱进的教育方式，使得红色文化所承载的理想信念得以跨越时空，持续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红色文化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光辉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爱国情怀的培育离不开历史的滋养，而历史意识则是爱国情感的必要基础。红色文化通过真实再现历史场景，唤醒了人们的民族记忆与国家认同。例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每年吸引数百万参观者，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持续高涨，他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这充分体现了红色文化在情感培育中的重要作用。

红色文化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始终以其真实的历史叙事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文化将爱国主义具体化为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实际行动，激发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气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红色文化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激励人民群众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而无私奉献;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与载体，通过建设各类革命纪念馆、红色旅游景区，并运用数字化、虚拟现实(VR)等技术手段，使爱国主义教育更加生动鲜活、深入人心。红色文化以其跨越时空的感染力，将抽象的爱国情感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具体形象，引导人们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新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从而不断强化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与自豪感。在新时代背景下，弘扬红色文化能够帮助广大青少年筑牢精神根基，自觉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实践。

(三)创新教育方式方法

红色文化教育实效的提升，关键在于推动教育方式从单向灌输向多元互动的转型，积极发展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教育。教育应引起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红色文化教育借助新技术赋能，不断增强吸引力与实效性。例如，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推出“数字一大”项目，运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建党场景;井冈山打造“红军剧场”，通过实景演出再现革命历史。技术融合不仅丰富了呈现形式，而且显著提升了教育效果。同时，红色文化教育注重课程设计与实践模式创新，如通过“行走的思政课”将课堂搬到革命遗址，开展“吃一次红军餐、走一段长征路”等主题活动，邀请老兵在革命旧址讲述战斗经历，使红色精神可感可触;还可以创建“红色思政”公众号、开发红色文化微课程、组织红色文化微视频展评等活动，拓宽教育覆盖面。通过这些创新实践，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向更加生动活泼、入脑入心的方向发展。

红色文化教育方式的演进始终与时代需求和教育规律同频共振。革命战争年代，受环境所限，多采用口号、标语、战地动员等直接高效的方式，侧重革命理念的迅速传播与斗争精神的即时鼓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随着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红色文化教育逐步系统化，通过课堂讲授、英模事迹报告会等形式融入国民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方法更注重契合受教育者的认知规律，体验式、互动式、沉浸式方法成为主流。数字赋能进一步拓展教育边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全息影像等技术被广泛运用，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红色文化教育通过持续的历史传承、技术融合与实践创新，正不断强化其作为铸魂育人重要载体的时代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我们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

五、红色文化功能的实践途径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创造的先进文化，蕴含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政治价值、教育意义和精神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功能，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是当前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课题。推动红色文化的体系化阐释与学理构建、将其融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加强红色文化相关法制建设，这是实现红色文化价值功能的重要途径。

(一)构建红色文化理论体系，夯实思想传承根基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系统化、学理化的理论支撑，构建坚实的理论体系是实现其价值功能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红色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红色文化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为红色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学科建设上，应积极推动红色文化研究融入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核心概念、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促进跨学科交融。

在实践层面，需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传播创新等问题研究，探索其与教育、文化产业融合的具体路径。深化红色文化研究，应强化顶层设计与体系规划，整合多方力量构建协同机制;推动研究方法和范式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多学科工具;坚持问题导向，紧扣传承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建立“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机制。同时，要加强成果转化与社会传播，将理论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教学资源等，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强红色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切实发挥理论在价值引领和文化建设中的支撑作用。

(二)创新传播机制，增强宣传实效​

红色文化的宣传教育需要坚实的理论指引与系统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传播体系。红色文化教育应贯穿国民教育各阶段，遵循认知规律，将红色故事有机融入教学，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平台，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红色文化的理论核心在于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即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维护红色文化的思想灵魂与根本立场;创新则要求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丰富和发展红色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在实践中，创新传播方式与深化实践教育是激活红色文化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要积极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打造沉浸式红色课堂和线上云展厅，并采用“理论讲授+艺术展示”的形式，将情景剧、快板、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课堂，增强其吸引力。要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推出红色旅游主题线路，让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在游览中感悟使命担当。构建红色文化宣传长效机制是重要保障。需加强跨部门协同合作，统筹宣传、教育、文化、旅游等力量。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业宣讲员和志愿者队伍。同时，通过建立红色资源数据库、完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式，确保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可持续、见实效，真正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三)红色文化融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

将红色文化融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这是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这为红色文化融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思想认识上，一方面，红色文化能为党内法规的实施提供深层认同基础，《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明确要求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另一方面，红色文化为党内监督贡献历史智慧，如延安时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传统等经验对今天加强党内监督仍有启示意义。

在实践层面，需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有机转化为制度规范与运行机制。例如，可将伟大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等所蕴含的理想信念要求，具体化为党员教育管理法规中的学习内容;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体现的纪律传统与新时代廉洁自律准则相结合;将群众路线思想融入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制度设计。目前，各地已探索出了许多有效做法，如将红色人物廉洁事迹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结合，运用革命旧址开展纪律教育，通过现场教学、案例剖析等方式，增强党规党纪的敬畏感与自觉性。为确保长效融入，还需加强组织领导、培养复合型人才，并建立评估机制，及时总结和推广红色法治资源，持续将党的历史经验转化为制度治理效能。

(四)红色文化法制建设与实施保障

将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纳入法治轨道，是其功能实现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红色资源保护立法，加强红色遗址、革命文物和纪念设施保护利用，打造精品展陈，强化教育功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这就为红色文化法制建设工作确立了根本遵循。红色文化立法需坚持保护优先，确立系统严格的保护制度，同时规范资源合理利用行为。要深入研究红色文化理论，明确红色资源的法律内涵，并建立健全调查认定、分级分类保护等指导性制度，为实践提供清晰指引。

在实践层面，国家与地方协同推进红色文化法制建设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在国家层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等法律奠定基础;在地方层面，已有多个省份作了积极探索，出台了专门条例，形成了名录管理、保护责任人、融入精神文明考核等创新机制。推动立法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实施保障机制，包括健全执法监管合力、加强司法保障惩治违法行为，并通过普法宣传提升公众法治意识，从而确保红色基因传承获得坚实保障。

总之，红色文化功能的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理论、宣传、制度与治理协同发力。系统化的理论阐释奠定思想根基，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增强感召力，融入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则提供实践遵循与制度保障。在推进中，需把握传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保护与利用等多重关系，坚守本色并融入时代。同时，必须强化组织、人才、经费、技术等保障支撑，加强党的领导，运用数字技术，完善评估机制。通过系统构建，使红色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

(本文原载《纪念馆研究》2026年第2期，系2025年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红色文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5LLZXA049]的阶段性成果。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