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多维超越

陆 夏 程恩富

内容提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抓手。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推动的人类社会脱离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产物。虽然西方现代化成为落后国家竞相追逐和模仿的对象，但其存在三个维度的弊端，即发展模式上的非系统性、发展路径上的单一性以及发展结果上的非均衡性，因而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将使其难以持续，为新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在经历了近代现代化的艰难探索之后，从现代化的被动卷入走向主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五个主要特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全面超越，突破了将现代化归为“工业化”“西化”“欧美化”的藩篱，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根本目的并为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借鉴。

一、引言

2025年10月20一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奋斗目标，一以贯之锚定目标团结奋进，是我们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抓手，因而应当更加深刻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构建标准作出解析。党的二十大报告曾经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维度分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这一表述为我国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传统上人们对现代化的认知都是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为标准，对中国式现代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相比于西方现代化的优势有哪些等问题虽有许多归纳，但还有待进一步加以阐释。基于此，本文在对传统西方现代化进行释义的基础上，对西方现代化的模式及其实现路径存在的弊端予以分析和批判，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人类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路径，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多维超越。

二、西方现代化理论概论与批判

“现代化”一词在词义上最早产生于18世纪中期的欧洲，其背景包括了17一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主要表达了成为现代的或符合新的现代需要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含义，③反映了当时欧洲经济社会领域中呈现出的新气象之后，人们关于“现代化”的讨论逐渐赋予了它多个方面的内涵，如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市场化、民主化等等，并且其应用逐步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表现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即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一种转变，并且这种转变逐步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种主导形态。但是，关于究竟什么是“现代化”，学术界有多种定义，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伴随西欧现代社会的确立，人们往往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是因为从渊源上，“西方是现代化的诞生地。现代化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过去200多年来，现代化成为西方经验的总结”，④由此人们对“现代化”就形成了一种片面的认识，即现代化的模板就是欧洲化、美国化或被总称为西方化。“现代化”也就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固化为一种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这种西方现代化一般而言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而完成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而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明形态，就是现代化形态的代表。当然，在西方现代化的总过程中，也包括了多个阶段，如再工业化之后出现了后现代化的转向，主要表现为服务业以及其他新兴产业的发展;伴随产业空心化之后，又出现了回归工业发展的再现代化倾向等。此外，由于落后国家纷纷向这些西方国家学习，“现代化”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就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过程。

因此，大部分传统或经典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皆呈现出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现代化模板，从现代化的结构功能、发展过程与阶段、个人与社会心理和行为变化等多个视角，分析总结其现代化变革的经验，从而引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竞相模仿并重复其发展路径，最终达到其所推崇的现代化框架与目标。例如，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将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现代化的终点和典范，通过AGIL(即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潜在模式维系)范式将现代化过程看作是通过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相对独立和专门化的系统来执行相应的功能，从而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类似地，华尔特·罗斯托在其1960年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提出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经济增长过程包括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走向成熟和大众高消费五个阶段的单一线性发展路径，并且最终阶段正是以美国社会为蓝本的现代化，体现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思想。C.E.布莱克在其《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虽然创造性地运用比较历史方法阐释了当时175个国家或地区现实或可能的现代化路径，界定了现代化的五个维度(知识、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但仍然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设定了现代化的量化指标。

在之后的反西方殖民主义运动中，一系列反思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理论应运而生，诸如探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畸形问题的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反思拉美、非洲等国家或区域落后根源的普雷维什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把人们的目光从学习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板拉回到如何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及落后国家探索实现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路径上来，并且逐步认识到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路径存在的弊端，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也从多个视角对现代化的内涵、西方现代化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发展路径等做了深入的分析。例如，早在1986年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中对“现代化”的词义进行了追本溯源，批判了西方现代化的西方中心主义、单线进化论等问题，并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⑤再如，钱乘旦在其2012年主编出版的《世界现代化历程》一书中认为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且忽视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各国国情的特殊性，提出了中国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而西方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等观点;⑥此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之后，国内学术界也掀起了研究批判西方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潮，如刘志刚比较了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指出资本主宰的西方式现代化不仅造成了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贫富分化、社会撕裂，而且使全球陷入了一系列现代化困境;⑦康风云等认为西方现代性是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政治工具，而中国式现代化新叙事从实现人与资本关系新定位、确立全面发展新布局、开辟合作共赢新道路等三个层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与创新;⑧此外，刘守英等通过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历史透视与横向对比给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⑨这些研究使得我们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启发了我们对西方现代化实践弊端的再次反思。

三、西方现代化实践的三维弊端

放眼世界，尽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成就，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现代化的“副产品”——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治安混乱、贫富分化严重，这些问题在许多世界性现代化标杆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在环境问题上，英国伦敦曾是世界著名的“雾都”，美国的洛杉矶和纽约则在全球交通拥堵排行榜上位居第一和第二。⑩与此同时，贫富两极分化几乎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就是这样一种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的现代化模式，却被西方国家鼓吹为人类现代化的模板，甚至用所谓“现代化理论”总结其成功经验，试图将其在全世界进行推广，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西方现代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推动的人类社会脱离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是人类社会现代化总征程上的一小段。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在这一小段路程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以及资本家对利润的狂热追求，使得西方现代化呈现出三个维度上的弊端，即发展模式上的非系统性、发展路径上的单一性以及发展结果上的非均衡性，预示了西方现代化的不可持续性，其内在矛盾终将导致其走向衰落，并为新的现代化模式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

(一)发展模式上的非系统性

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之一表现在非系统性的现代化发展上，主要呈现为经济上的现代化，是比较片面的一种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决定的，主要缘由有三。

第一，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基础上，通过雇佣劳动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现代化，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化。现代化最初是在率先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⑪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逻辑”支配了一切，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获取价值和剩余价值，并且资本家会不断将榨取的剩余价值投入社会再生产系统中，获得进一步的价值增殖和整个经济系统的不断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虽然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超过以往所有社会形态的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它对利润的追求或者对财富的狂热导致了货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使得这种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陷于经济现代化的窠臼之中，在国家层面呈现出经济增长唯GDP论，在企业层面呈现出唯产值或利润论，在家庭或个人层面呈现出唯效用论等。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资本规模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有可以支配他人或组织的权力。这种西方现代化模式成为在不断追求资本扩张下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将多维度的现代化列入其考虑之列的。

第二，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其生产方式是劳动异化的主要根源，阻碍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西方现代化历程中，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压榨和攫取雇佣工人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使其只能得到满足其生命活动延续及繁衍后代等最低限度的劳动产品，工人与自己产品的关系成了一个异己的关系。工人无法掌控其劳动产品，无法自主掌控自身的劳动，更丧失了其之所以为“人”的属性。工人生产的越多，得到的相对越少，且创造出的财富越多，就越贫穷。“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⑫这种异化无不体现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是对人的现代化的一种抑制。马克思曾指出只有扬弃了私有制，才能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⑬

第三，西方现代化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对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成为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中始终存在着资源的有限性与追求利润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让每个企业各自为政，盲目地追求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对资源的肆意掠夺;家庭或个人则出现“过度消费”和“消费主义”的倾向。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⑭因此，西方现代化模式严重破坏生态，而不会实现生态文明，它的现代化中必然缺少生态现代化的维度，因而也必然是片面的。

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模式主要表现为一种单维的现代化，其发展也往往被描述为“串联式”的发展，即先工业化、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质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逐步将各种社会资源裹挟进资本的熔炉中，从而获取新的利润来源的过程。在以获取最大化利润为核心目的的现代化过程中，这种西方现代化模式不会考虑社会多维度同步系统的发展。

(二)发展路径上的剥夺性

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道路。资本的本性是贪婪的，在这一本性的支配下，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充斥了对各种形式的资源与财富的掠夺。在掠夺的方式上，殖民、奴役、劫掠、战争、侵略成为其重要手段。根据历史上资本主义掠夺的阶段，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期对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残酷掠夺。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⑮为了获取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桶金，最为人们熟知的事例之一即起源于英国15世纪被称作“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由于英国羊毛及其呢绒制品出口大增，羊毛产业大幅发展，英国爆发了残酷的圈地运动，数百万亩土地被圈占，无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大部分人贫困潦倒，成为了流浪者、乞丐。最终为了维持生存，一部分人被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直接雇佣成为农业工人，另外一部分人进入了城市，成为了工厂中的雇工，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在此之后，在整个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建立过程中也陆续发生了类似的圈地运动，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对最底层农民利益的掠夺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环节。

第二，通过战争、奴隶贸易等方式对殖民地国家的劫掠。15世纪末以来，伴随着大航海事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法国、英国等为尽可能掠夺财富，先后在海外建立大批殖民地，并因为争夺在世界上的殖民霸权而相互倾轧，发动战争。这些国家每到一个地方，就对当地居民展开杀戮，抢劫当地金银珠宝，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最早进入资本主义的国家，先后都走上了这一殖民扩张的道路，通过武力征服亚非拉等发展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从而加速了它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程。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西方殖民者从中南美洲抢走了约250万公斤黄金、1亿公斤白银。⑯除此之外，它们还开展了人类历史上最肮脏的贸易——黑人贸易，使得无数非洲人民成为奴隶，像牲畜一样被交易，他们的人身所有权和劳动成果都被剥夺，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大量财富。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⑰

第三，在世界市场上通过不平等贸易、商品倾销等方式吸血其他国家财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逐步构建其霸权地位之后，通过商品倾销、发动贸易战、出口工业品、形成剪刀差等方式，将过剩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以此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规避自身风险，也从中获取大量收益。拉美国家、非洲许多国家在发展历程中，都曾受过此类不平等贸易的盘剥，造成了本国经济的剧烈波动和社会动荡以及社会财富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而开展的现代化，其通过世界市场的不平等贸易等给其他国家也带去了巨大的灾难。

第四，打着“援助”旗号输出过剩资本和落后产能等方式继续掠夺他国财富。为了继续争夺资源和利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自相残杀的两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改换策略，采取了新殖民主义的策略继续劫掠世界。伴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崛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世界上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逐步增强，旧殖民体系逐步瓦解，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然而，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更为隐秘的新殖民主义手段来压榨其他国家。一方面，它们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将本国过剩资本和被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高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大量出口“洋垃圾”，以牺牲他国环境为代价来维持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把控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维持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来占有全球化进程中的大部分利益。它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挑起国际争端、导致局部战争，以坐收渔翁之利，大发战争财。

由此可见，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掠夺的历史，是一种带有剥夺性质的现代化。其现代化过程极大依赖于从掠夺中获取资金支持来实现现代化。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到工业革命之后通过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进行殖民劫掠，直至二战后用更隐秘的剥削手段来剥夺他国财富，无一不体现了这种现代化的剥夺性特征。

(三)发展结果上的非均衡性

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上的非系统性、发展路径上的剥夺性，在其发展结果上最终表现为一种非均衡性，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收入与财富分配上的非均衡性、区域发展上的非均衡性以及生态环境上的非均衡性。

第一，收入与财富分配上的非均衡性，即只造就了“少数人享有的现代化”。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⑱也就是说，在资本的膨胀和生产的无限扩张中，相对过剩人口不断增加、工人阶级也越来越贫困，这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所决定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这一结果。尽管西方现代化通过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等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和高质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却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享有，甚至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顶层收入群体占比显著上升，美国前10%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70年的33.6%升至2023年的46.8%，前1%人群的收入占比从1970年的约11%升至2023年的20.7%。⑲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普遍呈现的趋势。收入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导致财富积累的分化，财富不平等呈现极端化特征，如美国前1%人群的财富占比从1978的21.8%上升到2023年的34.8%。⑳与之相对照，底层群众的生存状况则不断恶化。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使得持有巨额资本的少数人不断剥削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大众，成为这种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化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㉑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只属于或服务于占有生产资料处于财富积累金字塔最顶端的群体，是少数人才享有的现代化，不是全体人民享有的现代化。此外，伴随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加剧，在这些国家内部针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壁垒逐步抬升、在就业层面以及居住区域上的歧视与物理隔离不断加剧、在医疗与养老等福利制度上的不公平日益拉大，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固化和社会流动停滞，底层民众很难突破阶层跃升的壁垒。

第二，区域发展上的非均衡性。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区域发展上的非均衡也是其现代化模式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的城乡差距时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㉒这种典型的区域发展非均衡性表现为城乡发展差距的拉大，人口等生产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农村则迅速凋零和衰退。例如，在以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等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差距巨大，城市中往往集中了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交通基础设施、医疗资源等，而乡村则往往缺乏对应的资源，最终走向凋敝。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上的非均衡性。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必然对地球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在结果上即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上的非均衡性。对此马克思早就预见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㉓这意味着资本对自然与人的无限掠夺成为必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就不可避免。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迅速工业化虽然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水、空气、噪音等各类污染，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例如，1948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的有毒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的浓雾污染事件等，曾导致数千人染病甚至死亡。时至今日，这些发达国家仍然存在各类环境问题，如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能源消耗存在大量浪费。此外，发达国家还借助其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的发展优势，将大量电子垃圾、高耗能产业转移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导致这类国家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恶化。

综上所述，西方现代化在结果上所呈现出的非均衡性是其非系统性、带有剥夺性的发展路径下的必然产物，造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各种不平衡、不公平现象。此外，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为代价来加速其自身现代化的脚步，屡次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借口侵略其他国家，建立殖民政权，抢劫他国财富，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支撑西方国家的发展，其现代化历史实质上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血泪史。如果延续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将持续困苦，世界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这是一种不应该被效仿的现代化，是需要被超越的现代化，应当摒弃对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探索现代化发展新模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及其对西方现代化的多维超越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一书中指出，“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㉔基于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也会不同。西方国家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但不是现代化的独有者，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及其道路存在诸多弊端，给本国普通大众和其他国家带来了许多灾难。现代化道路不是单行道，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打破了“现代化一西方化”的迷思，为所有既想加快发展又渴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借鉴。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构建

16-17世纪之后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㉕我国在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中也成为众多“从属者”之一，被动地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之中，这是不以我国的自身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激烈外部冲击，到清政府内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力图推动思想启蒙的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爆发，无不体现了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下被动开启现代化之路的艰难历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如同西方现代化的成果，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1872年轮船招商局等近代工业企业的诞生，1881年唐胥铁路、1909年京张铁路等近代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1862年京师同文馆、1928年中央研究院等近代教育与科技发展的萌芽，但这些基本上都是被迫开始的，屡屡受限甚至中断，因而其所呈现出的现代化是局部的、不可持续的以及缺乏自主性的。在没有民族独立的历史背景下，在西强东弱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格局下，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直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得以实现并为自主发展现代化创造了历史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最初主张建设“工业现代化”，到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再到将“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国防”调整为“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现代化国防”，深刻体现了我国已经彻底实现了从过去“被动卷入”西方现代化到“主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转变。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但是其开创性意义是巨大的，对于此后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各项工作搭建了基本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1979年首次提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让我国的现代化之路更加具有计划性和目标感，现代化有了可以依循的“路径”，更充分地体现了我国构建现代化道路的主动性、独立性。在此之后，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中国式的现代化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和深入，不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拓展到政治、精神文明乃至政党建设等多个领域，进一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探索和内涵深化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㉖这一重要论述表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西方现代化在内涵、形式与路径上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们要采取赶超的战略来实现现代化。在此后的十年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现代化的战略理念和政策举措，如新发展理念、“两山”理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让我国的现代化之路越来越清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将原“三步走”战略中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构想缩短15年，确定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㉗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条本质要求，包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清晰指明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实践路径和全球责任。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党和国家新时代的中心任务，提出了“七个聚焦”，以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由此可见，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构建已经从被动转为主动，而且从一开始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及其五大鲜明特征，无不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方面，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再是“串联式”而是“并联式”的同步发展，其发展模式表现为一种多维的现代化模式，颠覆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线性和剥夺性的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现代化新模式。

(三)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多维超越

1.打破西方现代化非系统性发展模式，实现“五位一体”协同共赢

现代化的本质是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富足和完善，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㉘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㉙虽然这一目标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旧式分工与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人如果能够摆脱旧式分工、资本异化与生存压迫，在体力、智力、道德、审美、社会关系等方面获得普遍、充分、自由的发展，也正是现代化发展的价值归宿。要实现这一目标，现代化必将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个方面。也就是说，一是要通过人类改造自然水平的不断提升，创造出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成果，物质财富逐步达到十分丰盈的程度，使人类较少受到物质匮乏的困扰;二是要在政治上不断进步，达到光明、开明的状态，在国家治理体制上、法律制度上、政治意识上、政治行为上保证人民的合法权益和民主水平的提升以及完善;三是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主观世界的认知水平，提高文化素质并构建精神层面的良好状态，实现人类智慧和思想道德领域的全面进步;四是在社会层面，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使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五是在生态上不断克服对自然只索取和征服的落后观念与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持续繁荣的状态。这五个方面的综合发展是最终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此，从五个维度对西方现代化实现了全面超越，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目标理念的体现。

在经济层面，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改变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实现现代化系统发展的基础。在这一制度基础上，我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审时度势制定适合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实现“量”的突破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工业现代化之路上从制造业大国迈向智造强国，从全世界具备最完备工业体系和唯一全产业链的国家，不断向高端制造突破，在高铁、大飞机、核电、盾构机、5G通信等领域跻身全球前列。

在政治层面，我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政治稳定、高效治理、法治进步和人民参与的有机统一。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尤其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具体表现在：在权威上从传统宗教和家族权威转向法理型国家、在结构上建立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和政党等现代政治组织，在参与群体上通过选举、社团等渠道不断扩大。㉚由此检视，首先，我国不断加强法治中国建设，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在2021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断推进全民守法实践，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性;其次，在政治制度化上不断推进，推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化。强大的政党是现代化社会整合的关键，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一重要命题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2018、2023)、《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2019)、《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2021)、《中国共产党章程》(2022)等，搭建起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第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民主、基层群众自治、网络问政等制度吸纳民众参与。中国的政治参与从根本上不同于西方以选举为中心的“形式民主”，不再单纯追求“一人一票”，而是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全过程的人民民主确保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广泛听取民意，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在文化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充分展现了“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既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又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文化自信，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现代化，可谓成绩斐然。一方面，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如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实现了60项世界遗产及1557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系统保护与传承传播，㉛部分项目完成了数字化及文创产品转化;另一方面，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实现规模与效益的双增长，文旅融合呈现一派繁荣态势，如西安成功打造“大唐不夜城”、河南卫视推出《唐宫盛宴》节目等，带动文化消费热潮。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是由全民共享和参与的文化发展，是倡导开放包容的文化范式。

在社会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与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㉜人的社会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社会领域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向好的态势，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了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治理成效显著，在全国54.9万个村(社区)实现网格化管理全覆盖，㉝并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稳定、公民素质全面提升，增强了社会活力与秩序动态平衡，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识。

在生态层面，中国式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集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了绿色发展与系统治理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模式。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遵循，突破了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二元对立，将二者辩证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中既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又确保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突出的案例如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新安江模式、福建南平的“生态银行”碳汇项目、广东的碳普惠积分兑换等，通过以“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为原则的生态补偿、碳交易等机制平衡区域利益，形成了“生态保护-价值转化-区域协同”的良性循环，开创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综上所述，这五个层面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我国各领域的进步与发展，超越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非系统性弊端，打破了它们“以资本为中心”操控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错误做法，从根本上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剥夺性积累”，实现共享型发展

大卫·哈维曾深刻指出：“马克思将原始积累视为资本主义的前史，但剥夺性积累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中的永恒特征。”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从根本上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剥夺性积累”，将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于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共谋发展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共享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方面，在对外交往中，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以互利合作、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化形成过程中伴随了血腥的殖民掠夺，通过殖民战争、奴隶贸易等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中国式现代化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并主张以和平发展取代武力掠夺、以公平贸易取代全球价值链剥削，以全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推动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发展。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也有赖于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并进，既互通有无、互利互信，更需要在应对美西方国家各种经济封锁、政治军事挑衅中相互扶持与帮助，共谋现代化发展大计。例如，我国从2013年起着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建国家互联互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包容互信、合作共赢的良好关系，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近五年来，我国又依次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全球治理改革中走出了一条新路，为破解“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贡献了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我国还主动承担国际责任，拒绝转移污染，避免对他国造成生态迫害。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不仅给本国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还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将高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则通过政策约束、技术合作和绿色投资等方式，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其他国家一起开展全球生态保护、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从而与西方历史上的污染转移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主要举措如立法禁止污染输出，通过《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要求中资企业的海外项目必须通过环评，禁止建设高污染、高耗能项目;通过新能源技术赋能，在对外投资中提供可再生能源设备、推广清洁生产标准等，大幅降低了合作国家的污染水平;共同签订绿色投资原则，要求所有项目必须进行气候风险评估，对发展中国家贷款附加合理的环保条款等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去剥夺性”的发展路径，超越了西方国家的零和博弈，为全球各国尤其是与全球南方国家一起合作共赢，重塑全球发展伦理。

3.通过制度创新，打破西方现代化非均衡发展恶果，实现多维度均衡发展

作为多维度并联式的系统工程，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进程中努力向“均衡发展”迈进，与西方现代化常见的贫富分化、区域失衡、生态透支等弊端相比，不断在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中寻求均衡。

首先，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党的十八大“两个毫不动摇”的确立，我国始终把以公有制为主体作为根本，因为“公有制经济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㉟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以国有经济控制关系经济命脉的战略性行业、以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确保农民的基本收益，既注重发挥资本在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规范和约束资本的逐利本性，抑制资本无序扩张和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重视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投入巨额财政用于消除贫困、义务教育和乡村振兴等，推进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具体政策举措上，中国式现代化高度重视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㊱确保了社会财富的增长惠及全体人民，为全球提供了“现代化≠两极分化”的新范式。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是积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超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乡医保并轨实现全覆盖;另一方面则通过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激活要素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二是通过战略统筹，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如通过巨额财政收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以及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2022年实现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9万公里，占全国的近60%。㊲三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开展分配制度改革，在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财富分配结构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如在初次分配中不断提升劳动报酬比重、在再分配中强化税收与转移支付，不断提高个税起征点并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教育、医疗等);在第三次分配中，鼓励慈善与社会激励，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和试点设立“共同富裕基金”等，使得社会捐赠总额持续增长。

其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协同共进。一是将统筹“两个文明”写入五年规划，确保政策连贯性，并采取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等举措。二是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在托底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三是积极构建群众参与机制，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成功激发基层活力。通过这些制度创新和政策举措形成了两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中国特色现代文明形新形态，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引领取得显著成效，在社会各领域涌现大量时代楷模、见义勇为者;文化获得感不断提升，博物馆、图书馆热潮涌现，《觉醒年代》《长津湖》等主旋律作品叫好又叫座，带动青少年“四史”学习热潮;社会风气向好，天价彩礼、厚葬薄养等陋习明显减少，网络空间“清朗行动”获得全民认可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化模式决定了其是“少数人享有的现代化”，而中国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下的现代化，更是要在超过了现有发达国家总和的14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来实现现代化，可谓“前无古人”。那么，我国何以能够在超大规模的人口基数上实现现代化呢?我们的优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好长期规划和统一协调，保证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与西方国家多党制短期化、碎片化的执政方式有着本质区别;二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市场主体各自为政、分散决策的弊端，能够在超大人口规模下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三是中华文明富有包容性与凝聚力的文化根基，如我国自秦以来所形成的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集体主义精神等，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强大民族凝聚力的来源。此外，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通过绿色GDP实践、产业绿色转型、生态价值转化等，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也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

五、结论与启示

“现代”一词是相对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中世纪时代而言的。在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现代化”通常被认为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各种组织方式、伦理特性、家庭结构、国家权力、法律制度等多维度的转变，而转变之后所具有的特征被总结为多种评价标准或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这些标准不可避免地落伍了，不能从根本上描绘出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因而在学术界不断涌现各种新现代化理论，如后现代化理论、二次现代化理论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类新评价指标或指标体系。可见，对现代化的认识与总结，不能停留在某一特定的时代，而应当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待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与现代化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㊳

在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上，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出了现代化所需要的一些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其背后隐藏着许多问题和缺陷，包括非系统性的发展模式、具有剥夺性的发展路径以及非均衡性的现代化结果，不仅给本国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伤害。许多落后国家在盲目追逐和模仿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之后，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和社会稳定，反而陷入了经济倒退、民众生活困苦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困境。这些弊端从本质上来看是由其自身制度所决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背景下的现代化实际上不过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不完善、未实现真正意义上人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次飞跃，都应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进一步解放，而非简单的物质积累和技术进步。因此，真正的现代化需超越资本逻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这才是现代化本质的深刻体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密结合国情，依托自力更生和勤劳创新精神，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西方现代化的新路径，实现了“五位一体”协同共赢、共享发展、均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深刻揭示了其不仅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在三个维度上的缺陷，而且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多维超越;它不仅丰富了人类文明形态，还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必将进一步丰富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元路径。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3页。

②习近平：《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求是》2026年第1期。

③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④周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5期。

⑤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9-32页。

⑥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⑦刘志刚：《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第76-84页。

⑧康风云、麦中坚：《中国式现代化新叙事：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江汉论坛》2023年第6期，第34-40页。

⑨刘守英、范欣、刘瑞明：《中国式现代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

⑩交通信息分析公司英瑞克斯(Inrix)，对全球1300个城市的交通信息收集分析后，发布2017年全球交通抑堵排行榜。洛杉矶在全球最拥堵城市排行榜上排名第一，纽约第三，伦敦第七。

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1页。

⑯《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编写组：《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0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0页。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2页。

⑲Income Inequality, USA, 1820-2023, WID, https://wid. world/country/usa/.

⑳Income Inequality, USA, 1820-2023, WID, https://wid. world/country/usa/.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页

㉒《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9-740页。

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㉔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4-25页。

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㉚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31-37页。

㉛《最新!中国60项世界遗产全名单》，人民日报客户端，2025年7月12日，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49647324-500006372669;文旅部：《推动非遗学科专业建设，21个本科院校已设立非遗专业》，央视网，2024 年 10 月 10 H，https://news. cctv. com/2024/10/10/ARTIwjucHc9kKyN14dwTqxtF241010. shtml.

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㉝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中“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章节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村委会49.2万个、居委会11.6万个(合计60.8万个);经行政区划调整后，2023年民政部统计又降为54.9万个(部分合并或改为城市社区)。

㉞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49.

㉟《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73页。

㊱《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9页。

㊲国家发改委：《中西部地区铁路营业总里程已达9万公里占全国比重近60%》，新浪网，2022年9月20， https://finance. sina. com. cn/jxw/2022 -09 -20/doc-imqmmtha8053459. shtml.

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23页。

(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