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领袖风范的周恩来，从革命之初就一直从事领导工作。他虚怀若谷、知人善任，许多优秀的将领就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就是其中的一位。从土地革命时期，刘亚楼就在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手下干革命，周恩来对这个满腹才华、精明干练的勇将亦是钟爱有加。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精心安排下，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从此，做事果断、有勇有谋的刘亚楼为新中国空军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自己全部的辛勤和汗水，并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在这些耀眼功绩的背后，也浸透着周恩来的无限关怀。

刘亚楼将军病逝后，周恩来曾痛心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刘亚楼与周恩来的将相之交，尽在此言中。

师政委直陈己见，总政委虚心纳谏

1932年春夏之交，毛泽东率红军东征漳州胜利返回中央根据地后，蒋介石急调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就在红军上下全力以赴投身战役准备时，中共临时中央一纸电令，撤去了毛泽东所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改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接任。在红一方面军召开的“北上作战，保卫苏区，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誓师大会”上，主持大会的总司令朱德向大家介绍了新任总政委周恩来，然后请周恩来作动员报告。

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红11师政委刘亚楼虽然和大家一样鼓掌欢迎，但内心总是有一层疙瘩。战前易帅，为兵家之忌，何况刘亚楼从内心拥戴毛泽东，现在毛泽东竟被“左”倾教条主义者给换了下来，他怎么也想不通。

周恩来的讲话简明精要，有的放矢。他以“知己知彼”的方式介绍了敌情，分析了红一方面军历次反“围剿”的经验后，提出了利用已有经验、发挥红军优势、紧密依靠苏区军民粉碎敌人“围剿”的总体思路。他打着手势，豪情满怀地说：同志们，只要我们坚持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运用毛泽东同志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等作战方法，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

听完周恩来所做的动员报告，刘亚楼觉得他在军事方面很在行，心里头原先由“易帅”引发的不安和不祥之感随之消失了。在他和师长刘海云的指挥下，红11师指战员士气高昂，积极投入战前准备。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刘亚楼想得那样简单。1933年2月初，临时中央命令红军“猛攻城防”“先攻南丰”。南丰城东临城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城内外均构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敌第8师6个团在城内防守。刘亚楼率红11师浴血攻城，敌军依据险要工事，死守待援。红军连续攻打6天，虽攻下一些外围据点，但进展不大，自身伤亡却较重。这时，又传来了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中路军兵分三路向黎川和广昌推进、驰援南丰的消息，而红军却在此拼消耗，刘亚楼心急如焚，径直找到军团长林彪，红着眼说：军团长，南丰强攻不下，看来得另想办法。

林彪也红着眼，不过他却还想攻南丰，他拿出临时中央的命令，说：中央要我们猛攻南丰，虽有损失，亦有所惜。攻取南丰的计划，是经中央局全体通过，非执行不可的。

刘亚楼

刘亚楼一时说服不了林彪，只好怏怏而回。第二天，他正在前沿阵地视察部队，忽然看见军首长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也来到了阵地上。刘亚楼心头一震：这不是向最高首长陈述自己观点的好机会吗?

第一次和周恩来面对面说话，刘亚楼就如实地汇报了部队目前并不乐观的状况，大胆地谈了自己撤围南丰、另想办法歼敌的想法。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边听边思考着，一直没有打断刘亚楼的汇报。待刘亚楼讲完，他才连声说：值得重视，值得重视!

无疑，来自第一线指挥员刘亚楼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加上朱德、刘伯承也有同感，很快就改变了既定的作战部署，作出了撤围南丰、寻机歼敌的决策。

不久，一架战机终于被捕捉到了。2月27日和3月21日，红军先后在黄陂和草台冈地区，取得了两次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歼灭敌3个精锐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由于周恩来和朱德坚持和沿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蒋介石猖狂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又草草收场了。战后，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不得不承认：“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1933年，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这是朱德正在向红一方面军战士讲话。

刘亚楼过人的军政素质和过硬的军事作风，为周恩来所瞩目，而周恩来的形象在刘亚楼心中更是日益高大起来。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6月初，中革军委下令对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整编(江西藤田整编))，取消军的指挥领导机关，成立大师大团制。原1军团所辖第7、第9、第11师与第22军合编为第1、第2师。每师3个团，刘亚楼被任命为2师5团政委。

宣布命令后，周恩来和聂荣臻问刘亚楼对由师政委改任团政委有何意见。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我个人没意见。5团基本上还是11师那支队伍，人数并没减少，该做的工作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再说，徐彦刚同志当过军长、军团参谋长，现在来2师当师长;胡阿林同志早就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委员，现在来2师当政委，他们在师里工作，会把部队带得更好。”

周恩来对刘亚楼的回答赞许有加，说：“我们共产党人，只图革命发展，不计个人名分。何况这次整编，是中革军委为适应部队作战采取的一次重大措施，整编后，部队充实了，指挥集中了，有利于作战。”

刘亚楼首任政委的红5团，由于能征善战，各项工作都做得好，在8月1日藤田大检阅时被树为标兵——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5团”。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在授旗仪式上说：模范红5团是全军的模范。但你们不能骄傲，要一直当模范，当到把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到中国革命战争最后胜利了，你们还要当模范。这就是我对你们红5团的赠言。

刘亚楼

不久，刘亚楼改任红2师政治部主任，稍后又升任师政委。

长征途中，刘亚楼先是担任红2师政委，继而任红1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基本上都是先锋大将的重任，刘亚楼率麾下将士历经无数次大仗、硬仗、恶仗，为大部队蹚开了一条血路，深得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赞许。

黑土地纵横驰骋，打天津火线请谏

1938年下半年，抗大教育长刘亚楼等一批红军将领，受命前往素有“苏联红军大脑”之称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次年9月，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骑马摔伤的右臂，并特地看望了中国学员。他听了刘亚楼的汇报后，又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夸赞之余，鼓励他继续狠下功夫，把战术理论学到手，在今后发挥作用。

1940年初，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刘亚楼等人合影。(前排左起：任弼时、陈琮英、周恩来，后排左起：蔡畅、陈郁、杨之华、刘亚楼、孙维世、邓颖超)

1945年8月，刘亚楼跟随苏联百万红军回到东北，随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参谋长，协助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并参与组织和指挥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林罗刘”威名天下扬。对刘亚楼的大将之才及其回国后的出色表现，远在西柏坡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的周恩来是相当倚重和满意的，西柏坡发给“林罗刘”的电令，就有不少是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的。

在平津战役中，中央军委原定战略是“先打两头后打中间”，即西(北)面打新保安、绥远、大同，东(南)面打塘沽、大沽、芦台，然后再对北平、天津之敌包围歼灭，“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按此部署，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是关系全局的两着棋，“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了，就全局皆活了”。刘亚楼亲往塘沽实地勘察，听取前线指战员的意见后，认为不宜打塘沽，以夺取天津为好。

在战役即将打响的时候，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何况这还是出自军委的计划，确非寻常之事。塘沽、天津两地之敌，军委都要求在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也是不允许含糊的，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军委的电令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几乎没有给前方指挥员留任何商量的余地。但刘亚楼以对党、对军队、对上级高度负责的精神，回到司令部后向林彪直陈己见，得到林彪首肯后，连夜起草一份紧急电报，以林彪和他的名义发给中央军委，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刘亚楼在天津指挥前线作战。

毛泽东看了这份对中央所定计划作了重大调整的建议性电报后，一点即通，马上改变原先的部署，他当时就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塘沽的作战条件会那么恶劣，部队的试攻吃了亏，真是“知之非难，行之惟难”呐!周恩来也很有感触地说：前线指挥员很聪明，对塘沽先试攻一下，没打莽撞仗，不然损失就更大了。林彪、刘亚楼提出先打天津，我看是着妙棋，一步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

1948年12月29日23时，也就是刘亚楼电报发出12小时后，军委致电林彪、刘亚楼“放弃攻击塘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翌年初，刘亚楼指挥34万大军以29个小时攻下华北重镇天津，创下了解放军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城市攻坚战，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天津战役对傅作义集团的最后解决具有决定性作用，对中国的战局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大加赞赏。平津战役结束不久，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刘亚楼和麾下将士们在津门浴血奋战的经验命名为“天津方式”——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拒不投降的反动军队，从而又促成了另外两种有名的方式，使傅作义、董其武不得不以“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并为此成立了由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组成的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3月初，刘亚楼亲自抽调精锐部队133师由津入京，并改为160师担负中央警卫，旋于20日又派四野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汽车团(有300多辆各型汽车)，分头从北平和天津驶往西柏坡迎驾。为了确保安全和万无一失，3月21日一大早，罗荣桓和刘亚楼又在下榻的北平饭店紧急召集有关人员，布置中央领导机关从涿县到北平的沿途警卫任务。

1949年，刘亚楼(右一)与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在南苑机场合影。

3月24日一大早，刘亚楼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党中央、毛泽东进北平。在阔别多年之后，刘亚楼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熟悉的中央首长，激动万分，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好。毛泽东哈哈大笑地握着自己爱将的手，对周恩来等人说：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路护送中央五大书记进北平后，又马不停蹄地直奔西苑机场，为下午的阅兵仪式做准备。在阅兵总指挥刘亚楼的精心组织下，西苑机场阅兵隆重热烈，盛况空前。面对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眼角不禁有些湿润，这是他们以沧桑巨变中胜利者的身份踏上北平的土地，今后这里将是新中国的心脏，将是他们永久的家。

中南海点将英雄所见略同，刘亚楼组建空军不负众望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不时受到国民党空军的袭扰。毛泽东睡得不香，他强烈感受到了来自天空的威胁，作出了建立空军先于建立新中国的决定。为此，毛泽东提笔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建立空军，无疑也是新中国未来总理神往而苦恼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位理想的空军统帅。空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新军种，揭“天幕”的人，非要有勇有谋不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周恩来的脑海里对群星耀眼的高级将领筛选了一遍又一遍后，浮现出个头不高却干练潇洒的“洋八路”刘亚楼来，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非他莫属!周恩来心中初定人选后，来到丰泽园，和毛泽东共同商讨该怎样揭开那充满诱惑而又无比沉重的天幕。

刘亚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也认定刘亚楼是组建新中国空军的最合适人选。因为组建空军需要苏联“老大哥”帮忙，刘亚楼留过苏，会俄语，掌握了一些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既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解放军一整套优良传统，回国后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当然还不止这些。刘亚楼满怀对革命的忠诚，文化程度较多数将领高，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具有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才能，坚定、远大的政治眼光，周密认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他不但能征善战，而且善于大刀阔斧地开创工作，锐意创新，军政双全。能很好地带兵、建设部队。所以，由他来接这副重担是再合适不过了。

由四野参谋长改任第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受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目光炯炯，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并说回去后你必须马上做的，是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的建议和领导机关组成的方案。

7月底，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刘亚楼离开兵团于8月1日出发赴莫斯科谈判的决定，然后亲切地说：代表团要增加你的妻子翟云英同志。

1949年8月，刘亚楼赴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事宜。右二为刘亚楼，随行人员有：王弼(右三)、吕黎平(右一)、翟云英(右四)、张学思(左二)，以及翻译沙洛夫(左一)。

原来，得知刘亚楼要赴苏的消息，妻子翟云英一心希望能和他一同去。一来她太想看看久别的俄罗斯故乡;二来想在苏联根治战争年代落下的病;三来也想打听一下她舅舅一家的下落。可刘亚楼却以“公私不分”为由拒绝了。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周恩来知道了，于是他亲自给翟云英批了“路条”。对于周恩来的关心，刘亚楼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10月18日，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他。刘亚楼详细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中央认为，与苏联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命即将下达，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已经发出，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中央给予优先保证，马上拨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看看还有什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一向干脆利落的刘亚楼站起来坚定地回答：大的问题主席和总理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唱好唱活这台戏!

可以说，刘亚楼是抱着一柄尚方宝剑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气魄的他，如今更是气宇轩昂，对推动红色雄鹰迅速腾飞信心百倍。

按协议，初建的6所航校，每校应配40名翻译，但当时每校仅有十二三名翻译。为保证6所航校开学和开飞后，800多名苏联专家能够顺利地开展教学工作，刘亚楼和空军几位主要领导联名上报中央军委，请求予以急调一批俄文翻译。此事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得到妥善解决。

1950年1月，刘亚楼跟随周恩来访苏商请苏联派出空军部队、协助加强上海等地防空以及帮助组建中国伞兵等问题。

面对国民党空军对上海、福州、广州等沿海要地的轰炸、袭扰，毛泽东当面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国土防空和解放台湾都非常需要早一点有自己的空军。周恩来对刘亚楼寄予厚望：要很快地把航空学校办好，越快越好，快一个月也好，在此基础上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部队。

新中国年轻空军的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建立不到一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猝然爆发。战火很快就从空中到地面不断向鸭绿江方向蔓延，侵略者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有恃无恐地拍响了新中国的国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洞察了“战争贩子”的企图，虽然新中国自身背着一大堆复杂的难题，但中央领导人本着国际主义立场，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连续两次召开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保卫国防问题。

这两次国防会议，同时高度重视空军问题，授权刘亚楼对改装、训练和接收苏联飞机，迅速组建中国空军问题，提出具体方案。

麦克阿瑟对新闻界夸下海口：我们的空军会使鸭绿江血流成河。开门与拥有原子武器的世界空军强国交战，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空军，便成了举国关注的焦点，空军司令刘亚楼也成了焦点人物。

10月18日，刘亚楼参加毛泽东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再次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刚访苏回京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商请苏联出动空军的会谈情况：就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战备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的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表示可以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飞机等军事装备，但其空军只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会议气氛变得凝重起来。虽然出兵有种种不利条件和困难，但毛泽东义无反顾地作出了令麦克阿瑟、斯大林，令整个世界大为骇然的决策：不要再等着苏联来同我们一道抗美援朝，我们务必先走!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会场一阵沉默后，彭德怀起身，看着刘亚楼，说：空军司令官，我等着你的空军呐!

几十双目光齐刷刷地集中过来。刘亚楼胸脯一挺，语气铿锵：请彭总放心，不论苏联空军出动时间早晚，我们空军都要克服千难万险，尽快拉上战场!

毛泽东在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时，对空军能不能参加打仗甚为关心。周恩来也这般叮嘱刘亚楼：组建作战部队的步伐必须加快，各航校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组建航空兵部队!

空军上阵，该有个怎样的作战思想呢?刘亚楼认为，在朝鲜战场，志愿军地面部队是强大的，打仗主要靠陆军，最后歼灭敌人、解决战斗还是靠陆军，因此，空军部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密切配合陆军作战。在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中，空军部队的活动以保障地面部队的战斗活动，满足地面部队的需要为前提。鉴于此，他提出“为陆军服务，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这一指导思想。

空军参战应采取何种作战方针，这又是个慎之又慎的问题。敌我双方空军兵力对比悬殊，如果贸然将弱小的中国空军投入战斗，后果将难以预料。要达到战胜强大之敌、并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的目的，就要有切合实际的作战计划。在战术上向来重视敌人的刘亚楼，经过充分考虑，并和党委研究，明确提出了“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作战方针，并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对空军的建设，从指挥机构的组建、飞行人员的培训、购买飞机、修建机场、解决燃料等，都作出详尽的指示，并亲自筹划谈判订货、检查落实。他还同聂荣臻、刘亚楼、刘震(志愿军空军司令)、王琏(朝鲜空军司令)和克拉索夫斯基上将(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驻华空军作战组组长)等人，一起讨论了空军进驻朝鲜的时间和进驻前机场的增建问题。

志愿军空军机群。

12月3日，志愿军部队向美第八集团军猛烈攻势结束的第二天，刘亚楼把空军入朝的作战方针报告正式提交中央军委。周恩来对报告甚为满意，毛泽东也于翌日亲笔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刘亚楼既勇敢大胆又谨慎求实的作战方针奠定了决战胜利的基础。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军方对中国空军的作战计划作出高度评价，由衷地称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是“一个优秀的军事计划制定者”。

1951年1月21日，首先入朝参战的空4师28大队击伤F-84美机一架。正准备随周恩来、聂荣臻赴沈阳参加志愿军第一届后勤工作会议的刘亚楼，立即发出贺电，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这是志愿军空军以后继续取得更大胜利的开端”。紧接着，28大队在23日和29日又打了两次胜仗，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而自己未受任何损失。

刘亚楼放飞的“雏鹰”初搏云天，就取得出色战果，揭开了空战之“谜”，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深为欣慰。毛泽东对空军参战，归纳起来说了三句话：“空军要在战斗中成长壮大。”“初次打仗，采取稳当办法为好。”“鸣则已，不必惊人。”对前面两个指示，刘亚楼和他组建的志愿军空军如实遵循执行了，只是最后一句被改成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周恩来喜气洋洋地对刘亚楼说：你们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亚楼开心地笑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才真正算是个空军司令员。

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

抗美援朝中，年轻的中国空军越战越勇，涌现出了一批空战英雄。空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刘大维采访打下了远东空军“头号王牌”戴维斯的飞行员张积慧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刘亚楼起初主张在空军系统宣传，不让在军外登报，主要考虑空军还年轻，刚打过几个仗，要谦虚一些。后来，当过空军政委的总政副主任萧华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登吧，这个赶快登报，鼓舞士气。于是，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以《志愿军空军英雄张积慧》为题，在头版头条隆重刊登。

刘亚楼意识到宣传空军战斗英雄的意义后，不仅网开一面，还主动欢迎记者到空军部队采访。随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志愿军空军英雄刘玉堤》《英雄的志愿军空军大队长王海》《不朽的志愿军空军英雄孙生禄》等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抗美援朝胜利3周年时，刘亚楼指示让轰动全国的空军英雄、连环画《在蓝色的天空上》的主人公原型陈胜全(又名陈海泉)参加庆祝会，并向周恩来介绍了他的事迹。周恩来亲自向这位战斗英雄敬酒。

刘亚楼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指挥他麾下空中战士在朝鲜上空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空军在战斗中成长，并迅速发展，其中浸蘸了刘亚楼的智慧，也蕴含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心血。

航空工业迈出惊人第一步，“两弹一星”台前幕后有明星

1950年1月5日，刘亚楼和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联名向中央提交《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意见》，建议成立航空工业建设委员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以及设立研究院等。

1951年4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的《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

1月20日，刘亚楼随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莫斯科签约谈判，其间又向先期抵苏访问的毛泽东提及航空事宜。各项谈判都进展顺利，只有商务协定、民航协定比较复杂，一时定不下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在苏停留时间过长，乃与苏联商议，已谈好的条约和协定先行签订，没有谈妥的由李富春、刘亚楼等与苏方继续商谈。

1950年12月下旬，刘亚楼刚从沈阳布置制造飞机副油箱生产任务归来，就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开会的通知。

这是个决定中国航空工业命运的会议。与会者都是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老同志。会议开得很热烈，与会者都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及航空工业的建立，坦诚地谈了各自的看法和设想。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航空工业立即上马。有人认为现在上航空工业为时过早：新中国底子薄，经济状况不好，买飞机就欠了苏联不少钱，要是再上个航空工业，得花多少外汇?钱的漏洞该怎样补?

刘亚楼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就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得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

在会上，刘亚楼有的放矢：眼下朝鲜在打仗，前线战事紧急，美军攻陷朝鲜首都平壤，美机轰炸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给养受阻，急需飞机，急需用我们的飞机装备志愿军，夺取制空权。可我们的飞机太少，靠买人家的飞机办航空不行，那不是长久之计。从长远看，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空军正准备抗美援朝，一旦打起来，大批飞机需要修理，甚至退役，没有航空工业的支持不行!要我看，创建航空工业是个战略问题!

此时，距朝鲜战争爆发不过5个月，距志愿军赴朝作战不过2个月，前线战事之紧大家都知道，身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更是清楚，他说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总的趋势是战争解决矛盾。如今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不仅是朝鲜战争，今后打的也都是现代化战争，离不开空军，没有航空工业给空军做后盾，怎么行?

何长工也说打内战时，国民党那几架破飞机，给我们造成了多大威胁和何等损失?现在还不时嗡嗡嗡地骚扰我们，我们一定要立志自己造飞机!

周恩来意识到大家把话都掏得差不多了，便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是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五亿人口的大国，要想我们神圣的领空和人民不受侵犯，必须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来保卫，靠买人家的飞机不行，必须从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主席在这件事上已经点头。我看大多数同志对办航空都很有热情，少数同志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主要是考虑到国家的困难，但我们可以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航空工业既已提到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上马已是板上钉钉，会议中心议题便转为航空工业的发展道路问题。对此，周恩来指出：我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也要从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准备参加抗美援朝，打起仗来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办航空时首先要解决的。眼下国家很穷，即使办航空，也不能大手大脚花钱。因此，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应该是先修理后制造，再发展到自行设计，原则是由小到大，在设计建立修理工厂时就要考虑日后转为制造厂的问题。

周恩来的讲话，指明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原则和步骤，为创建航空工业提出了正确的方针。

周恩来作出部署：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总参谋部、重工业部、空军四单位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工作;另外，组成以何长工为团长，段子俊、沈鸿为团员的代表团，尽快启程赴苏，与苏联政府具体洽谈，争取外援。

赴苏谈判代表团三人：何长工(中)、段子俊(左)、沈鸿(右)。

和聂荣臻、刘亚楼一样，何长工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只要毛主席点了头，斯大林那里我们去拜佛。

周恩来交代段子俊：有关飞机修理等具体问题，可找刘亚楼详细谈谈。

窗外寒凝大地，雪天一色，窗内人人心中燃着一团火。中国航空工业在那个举着星条旗的外来民族的挑战下，迈出了惊心动魄的第一步。

中国航空工业代表团到苏联后，经过18天的唇枪舌剑，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达成了《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

在国内的刘亚楼，时刻关心着谈判的进程。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请示。例如在谈第二个问题时，代表团电告国内：“1、今天已同苏联七人委员会详细讨论各问题，唯希望亚楼迅速将今年应修飞机之种类及数量和应修何种飞机，务于14日电告，以便15日继续讨论。2、议定今年只大修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但工厂修理能力应年修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是否适当，请示。”

对这些问题，刘亚楼遵照周恩来指示，迅速作了回答。

4月17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发《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对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任务、方针、组织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指出，“中国航空工业建设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逐步向制造方向发展”。为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中央军委专门成立由聂荣臻、李富春、刘亚楼、何长工、段子俊、马文组成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

周恩来主持的航空工业上马会议召开一年后，1951年12月10日，还是在中南海西花厅，刘亚楼和那些最先商讨如何建立中国航空工业的人们，又被周恩来召集来开会，国家计委副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粟裕也参加了会议，讨论航空工业3至5年由修理过渡到制造的发展计划草案。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0月30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协定：苏方答应援建中国6个修理厂及其所需技术资料、设备、材料、配件等，并派遣专家、顾问来华，支援总金额为3000万旧卢布。

有这个好消息铺垫，这次会议内容更显得令人亢奋、令人陶醉。根据计划草案，航空工业转向制造后，修理与制造分开，拟建立8个修理工厂，连同修理都移交给空军。这次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后改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富春对刘亚楼说：你这个空军司令可肥啦!

刘亚楼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就等着能肥起来呀，空军缺飞机，朝鲜战场缺飞机，没有飞机，我还不是个光杆司令!

是啊，他怎能不喜悦呢，一年前在这里是讨论要不要搞航空工业、如何搞航空工业，三年后就能看见自己制造的飞机了，空军飞行员就能驾驶着中国造战机巡逻疆土参加作战了。

会上，周恩来作最后定夺：就按照你们提的计划办!这个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生产3600架飞机了。

周恩来看了看刘亚楼：在这个数量中，歼击机、教练机、运输机等各种飞机所占的比例，要请空军审议一下，看是否符合军委有关规定的比例关系。计划中海军所需要的飞机应考虑在内，海军与空军的比例是20:80，海军组建21个团，空军88个团。

最后，周恩来宣布：同意再向苏联聘请25名专家，完成这个计划需要的人员、资金等，由富春同志办理。看来，需要的资金折合成小米50亿斤可能就够了，但我们准备拿出60亿斤办航空!

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方案，周恩来的话音刚落，会议室内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蓝图，在中南海诞生了。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此方案。

周恩来对创建航空工业是深思熟虑、费尽心血的。他亲自主持确定了航空工业的建设方针和由苏联援助的发展步骤，接着又为航空工业的人才聚集和队伍组成多方操劳。对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刘亚楼也是全身心投入的。航空工业一建立，作为使用单位的空军就采取了“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刘亚楼多次强调，要把空军和航空工业、使用和制造当作一个整体，空军要和工业部门多联系、多商量，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共同搞好航空工业，发展人民空军。

航空工业管理局正式成立。

在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刘亚楼进一步阐述了空军“大力支持国内制造”的方针，他说：“国内制造出来的飞机，空军敢飞，有危险也不怕。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入制造以后，有些产品不能完全达到技术要求，飞机和发动机的寿命比进口产品短，空军部队要积极接收使用，要给工厂一些时间，使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技艺，提高飞机的质量。”

有人说空军这样做很吃亏，有人甚至说刘亚楼拿国家的钱开玩笑。各种评说到了周恩来那里，他毫不犹豫地给刘亚楼撑腰：“这是在支持我们自己的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建立初期，需要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尽管当时空军也刚建立不久，同样缺乏干部和技术力量，但在刘亚楼的指示下，还是抽调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在内的一批技术干部到航空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空军顾全大局的做法，被周恩来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了个够。

与一般“土八路”不同的是，刘亚楼在国防科技上颇有造诣。在有国内第一流专家参加的国防科技会上，刘亚楼的介绍头头是道。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曾由衷地对周恩来说：“要不是刘司令员身上的这套军服，别人还以为他是一位高科技方面的专家呢。”

1960年2月，在军委广州会议上，副总参谋长陈赓提出，国防部五院有种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钱学森的精力是组织领导导弹的研制，其他事情不要推到他那里去管嘛。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保障好就行啦，其他事连让他知道都不要，不要分散他的精力。陈赓自告奋勇，请缨去当导弹研究院院长。

军委领导考虑到陈赓的健康等状况，没让他兼任五院院长，而是选中了刘亚楼。空军事务繁多，要建设要打仗，还要兼管民航，刘亚楼又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不可能经常性地坐镇五院，于是建议派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长。

他对王秉璋说：总的要求，就是不要让钱学森教授为琐碎的事操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干扰他，让他专心搞研究，保障他的各项要求得到实现。技术方面由钱学森教授拍板，行政事务工作由你和其他人去做。各分院院长也主要管行政事务和保障工作，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拍板就算数。

3月8日，周恩来正式颁布命令，任命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王秉璋兼任五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召集五院领导班子开会，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中央把发展国防尖端技术视为“天字第一号任务”，大家要密切配合，指挥打好这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

1963年，刘亚楼陪同周恩来(右二)、邓小平(左二)、李先念(左三)、邓颖超(左一)在北京西郊机场。

在中共中央高度关怀下，由聂荣臻牵头，钱学森等专家和刘亚楼、王秉璋等人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航天技术研制规划。1964年底，周恩来提出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再划一些工厂过来，组建第七机械工业部(后改名航空航天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设计、制造和基本建设。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在奠定基础后，战胜重重困难，稳稳进入从仿制到自行研制，从初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反对这样“部院合并”的做法。1966年6月的一次中央专委小组会议上，针对两派大闹部院合并问题，有个造反组织要求批斗罗瑞卿，周恩来说：这个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在怀仁堂开了几天会，刘少奇主席主持的，贺老总、聂老总、刘亚楼、罗瑞卿参加了，王秉璋也参加了，这个过程要从1961年说起。这个问题我提得最早，1962年我就说合起来，部院合并的目的是解决三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坚定地表示支持“部院合并”的做法。

新的世纪，凝聚着数代人心血的中国载人飞船“神五”“神六”相继上天。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曾任中国航空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等人，动情地讲述了聂荣臻、刘亚楼等开国元勋用心血浇灌中国航空航天之花的往事。现在的辉煌令人陶醉，过去的故事一样让人感动。

特殊战线总理倚重上将，临危受命首度率团赴苏

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出一团淡雾。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新中国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下，中国军民并没有停止设计工作。

当赫鲁晓夫看到他们“釜底抽薪”的邪恶手法，并无法使中国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摆布后，便又摆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图修补已经冷却的中苏关系。1961年2月，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紧随而来，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作出了惊人的抉择，决定派团前往。

刘亚楼

因为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往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指定刘亚楼任国防工业代表团的团长，并说：让刘亚楼同志去，我放心。

就在这次航空节前不久，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埃及经过多年抗争，终于从殖民主义者手里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当时不少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群起反对，而中国政府坚决支持，毛泽东还专门发去贺电，称：“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的行为并对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因此，在刘亚楼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航空节前，周恩来特地叮嘱他要主动与埃及空军代表团接触一次，以示对他们的支持和声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大型集体活动结束后，刘亚楼率中国航空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专门设宴，宴请以艾米尔·阿卜杜拉空军元帅为团长的埃及空军代表团一行8人。宴会上原定水果是以色列的“血柑”，刘亚楼知道后及时指示改用中国广州出产的广柑，……宴席上，刘亚楼还代表中国政府对纳赛尔收回阿斯旺水坝，维护埃及主权表示支持。埃及代表团对中国政府的友好行为非常感激，宴会的气氛甚为融洽。

可以说，对于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从来都是坚决有力地遵照执行的，周恩来也愿意把大任务硬任务交给他。总理和他的这位上将彼此间形成了一种默契。

刘亚楼此次受命率团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了他。周恩来与刘亚楼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后，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礼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凝眸沉吟片刻，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先后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都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尽量把所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汇报说代表团的成员除了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空军军务部部长刘克江、冶金部副部长陆达、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公安部八局局长严复外，还有112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叶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专家。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认可。

刘亚楼还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那轻缓的淮安口音也变得短促有力：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迫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周恩来还让刘亚楼领导代表团从各方面，通过一些微末细节、蛛丝马迹，观察和摸清苏方各类人员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撕毁协议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团每天都要做记录，不仅正式谈判内容要记，席间对话、谈判外的寒暄也要记下来，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得越全越好，事无巨细都有价值。

谈到记录如何快速送回国内的问题时，周恩来着重指出：不要发电报，即或密码电报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译，至于电话就更容易被窃听了，他们破译密码的手段高明，速度快，这对我们谈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国内发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传递，而且要直接送给我。

刘亚楼表示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回去后马上向代表团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作了传达。

刘亚楼过去曾留苏8年，组建空军后又曾多次赴苏，可这次却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新形势下首次出访，可谓是临危受命。在还是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国防工业代表团一行22人来到了莫斯科。苏方接待人员一反往日的热情、友好，不是满脸冰霜，就是故作姿态，表现出一种很不协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谈判主要按小组进行，刘亚楼每天都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当天谈判的情况，以便研究对策。

谈判不比打仗轻松。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谈判更是艰苦。遇到重大问题，刘亚楼都要亲自出面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负责人面谈。每场受到克格勃监视的谈判唇枪舌剑之后，他和代表团几位精通俄文的团员立即开始工作，凑在一起回忆情况、补充材料，充实记录。每天整理出的记录都有几十页，最多的达100页。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汇报内容后，刘亚楼一丝不苟逐字逐句修改，重要的用特派信使专门送回，一般的则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汇报，使总理能及时看到知道情况，研究对策，作出新的部署。代表团成员徐昌裕回忆：“在外交场合，我看刘亚楼蛮有本领应付的，他很机灵，思维敏捷，判断问题特快，在大的原则上绝不屈服，完全称得上是个成熟的外交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次谈判，由外交部和总参二部协商，从军队中选派了几名具有敌后斗争经验的营团干部共产党员，担负特派信使任务。特派信使执行任务特别艰苦，携带机密文件都用手铐，一只手铐锁在自己左手上，另一只手铐锁在信使袋上，信使袋是用能防火的石棉特制的，旅途中信使袋时刻不离身，甚至上厕所都要携带。一般都是两人同行，以便相互照应，两人轮流睡觉，轮流值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克格勃斗智斗勇，一次次顺利完成了保证代表团传递信件的艰巨任务。谈判结束后，刘亚楼代表全团向国务院为这些无名英雄请功，周恩来也为特派信使的出色工作而感到满意。

经过数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次不同寻常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果。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包括与米格-21匹配的P11-300发动机和K-13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4年后，中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飞机系列。

苏联时代米格-21。

以米格-21为原型改进设计的歼-7。

中国航空工业在周恩来确定的方针指引下，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历经几十年风雨，如果把现在的航空工业比喻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那么当年把它的幼苗植入沃土的就是周恩来，而刘亚楼则是一名尽职的园丁。

刘亚楼指挥空军揍美机，周恩来春风拂面宣战果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台湾国民党空军开始对大陆纵深进行侦察，与其沆瀣一气的美国政府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对台湾这一行动大力支持，不断提供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1956年8月23日凌晨，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的一架P4M-IQ型麦克托式电子侦察机在窜入大陆时，被我飞行员张文逸三炮击中。飞机挣扎着向公海方向飞去，随后坠入大海。

第二天，周恩来找来刘亚楼说：亚楼同志，你们打掉的是一架美军侦察机。

这可是刘亚楼事先所不知道的，他马上联想这事极可能引发国际问题。

副总参谋长陈赓告诉刘亚楼：为了避免扩大事态，也为了美国找上门来掌握主动，总理亲笔改定了新华社的新闻稿。

周恩来改定的稿件全文为：新华社23日讯：本月23日零点后在上海东南海面上空发现蒋军飞机一架，窜入我马鞍列岛上空，我空军飞机当即起飞。蒋机继续窜入嵊泗列岛上空，与我机在衢山岛之黄泽山上空遭遇，被我击伤，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

刘亚楼看后暗自佩服：周总理作的文章可真有水平，此文奥妙显而易见，一不提“美机”二字，二点明“遭遇”是在我国领土“上空”，三交代“敌机当即向东南方向逃去”，任你美国想耍什么花样都找不出破绽。

刘亚楼在四野参谋长的任上就以对公文表述要求严格令部属们敬畏，当空军司令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真没想到周恩来在这方面比他更认真、更细致、更胜一筹。不久前，他因不满秘书为他起草的一份急电，便亲自动笔，电文经过反复推敲，精简到23个字，他想总理肯定不会再改动了。电文拟毕的时间是23点50分。他在总理办公室等了10来分钟后，周恩来的批示很快下来了。令他吃惊的是，周恩来竟在上面改了几个字，将原电报稿上的“二十三点五十分”改成“零点零三分”。刘亚楼由衷地说：总理看得可真仔细呀!

今天看完周恩来改定的新闻稿，刘亚楼内心对他多了一份敬佩之余，也深感“国际问题”的棘手，他试探着问：美军如果借机挑衅怎么办?

周恩来大声说：如果美军借机挑衅，我们就必须反应，既不示弱，也不逞强!

美军的大规模挑衅行动还是悍然发动了。

25日零点刚过，刘亚楼接到前线急报：美国海军的一支庞大舰队在中国东海的领海线外摆开了挑战的架势，3艘航空母舰、30艘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和后勤补给舰列阵航行，从3艘航母上起飞的200架飞机密布天空。

刘亚楼火速拨通了直拨中南海的电话，向周恩来领受机宜后，立即向前线指挥官、南空司令员聂凤智发布命令：总理指示，只派几架正常巡逻的飞机，在绝对领空内巡逻，不要主动向美军攻击，静待事变。

美军见解放军空军张弛有致，沉着冷静，分明早有准备：你敢动武向解放军战机开火，朝鲜战场上从陆地到天空皆输给共军的败绩可是旧伤未愈;你要撇开军事玩弄政治，那就更无法捞到油水。

美军未敢向解放军战机开火，炫耀一阵武力后，无功而返。

1957年，美军在向台湾提供的B-17型飞机在大陆领空被击落后，不甘失败，又向台湾提供多架RB-57D高空侦察机。我沿线机场起飞多架飞机层层拦截，都因升限不及，无法攻击，只得“望敌兴叹”。至于各种口径的高射炮，更是无能为力。于是，RB-57D如同逛花园一般，大摇大摆地在大陆上空横贯转悠，尔后不慌不忙飘然而去，这对解放军的防空力量不能不说是个嘲讽。

共和国的防空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毛泽东震怒，谕令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人民日报》不时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台湾当局派飞机侵犯大陆领空提出的严重警告，不过，最有效的警告应该是——把它揍下来!周恩来亲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美机击落!不然影响太坏!

刘亚楼说：我们的飞行员多次眼看着敌机大摇大摆地从眼前飞走，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他们为没有把好空中大门而感到内疚。不过，请总理和中央放心，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空，我们已决定从18师、9师等几个老部队中抽调一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成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上。

周恩来问：能否让机务部门想办法改装我们的飞机，设法减轻飞行重量?

刘亚楼答：我看可以，我们还正在训练担任游猎的飞行员，爬高到最大升限后，利用空气动力、惯性作用向上跃升，对准目标开炮。总之，我们一定下决心，把各项措施进一步搞扎实，搞出名堂来!

为了贯彻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刘亚楼专门召开各军区空军、各军党委书记会议，提出“要从根本上扭转防空作战被动局面”，决定从18师、9师等几支劲旅中抽调一些技术水平高超的老飞行骨干，组织游猎中队，布置在敌机经常出没的航线机场上。他还请机务部门想办法改装飞机，设法减轻飞机重量。

刘亚楼还亲自整顿防空作战的指挥和保障机构。在他的指令下，解放军的米格机很快就开始呼啸着满天追逐涂着青天白日徽的敌机。随后，刘亚楼迅速组建起了解放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对外称543部队)，使之成为人民空军的王牌。

国庆10周年，中国政府决定举行规模宏大的庆祝大典，邀请80多个国家贵宾参加，70多万群众游行，各社会主义国家首脑莅临天安门。这是一个为全国、全世界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联想到RB-57D在这年上半年曾17次窜入大陆内地侦察，6月曾两次窜入京津地区上空，周恩来担心不小，找来刘亚楼：假如敌机在我们庆祝大典时再来北京侦察骚扰，不说军事行动，即使只撒些传单下来，也足以使10年大典大为扫兴。

刘亚楼立下军令状：大典期间如果敌机敢来骚扰，我们就把它揍下来，作为给国庆10周年的献礼!

空军为地导二营击落RB-57D高空侦察机召开祝捷授奖大会。

在刘亚楼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领导研究部署下，一批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调遣入京。并将改装训练仅4个月的地空导弹部队投入了防空作战。在10月7日这天，地空导弹二营击落入侵的敌RB-57D，首开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

刘亚楼从一无所有组建空军，到“共军一夜之间成为世界空中强国”(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言)，中南海是相当满意的。毛泽东曾多次表扬刘亚楼：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很有成绩。周恩来对刘亚楼和空军更是有过一番由衷的赞语：空军很不简单，刘司令在北京一声令下，全国立即动起来，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的作风，高超的指挥艺术，过硬的战斗本领，是他们屡建奇功的关键。

进入60年代，美国亟待了解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进展情况，技术一流的P-2V低空侦察机被解放军空军高炮击毁后，便利用台湾空军飞行员驾驶最先进的U-2飞机“穿幕”，深入大陆内地侦察照相。在半年时间里，U-2对大陆的侦察飞行达11架次之多，除新疆、西藏外，其航迹遍及全国各地。U-2的飞行高度令解放军空军各型歼击机望尘莫及，担负防空任务的兵器中，只有苏制萨姆-2导弹才能对付。在广阔的国土上，用数量有限的几个地空导弹营伏击U-2，无疑是大海捞针。但刘亚楼指挥他麾下的空军将士们和敌人斗智斗勇，终于在1962年9月9日这天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的U-2飞机残骸。

接到击落U-2飞机的报告，周恩来第一个给刘亚楼打来电话祝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U-2飞机前几天侵入苏联，他们只是提了抗议，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向同志们祝贺胜利!

周恩来的话里透出一股民族的自豪。

初秋的北京，暑气渐消，清风徐来，景色宜人。9月15日下午，首都各界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周恩来春风拂面地宣布：“……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了击落U-2飞机的重大胜利，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

周恩来铿锵有力的声音，淹没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人们的表情兴奋而凝重，在三年困难尚未结束、饥饿和萧条的字眼还没从国人心中抹去、国际大气候极不利于红色中国的时候，如此热闹红火的欢庆场面太难得，也太需要了!更何况在中苏交恶之际，U-2飞机在中国领空灰飞烟灭，真是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赫鲁晓夫，当年卖给我们的只是早一代落后的萨姆-2导弹，可中国人硬是用这落后的装备打下U-2，办成老大哥没能办成的事!

9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刘亚楼率领的空军党代会全体代表。这是刘亚楼和他麾下空军的光荣。

1964年，英雄的空军导弹二营在漳州之战又一次击落U-2飞机，击毙经美国精心培训的国民党王牌飞行员李南屏。刘亚楼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军委空司前往漳州主持召开祝捷会后，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报告，对导弹二营四战四捷作了高度概括。

刘亚楼把空军导弹兵作战方法发展的“三部曲”奏进了中南海，奏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面前，得到了他们的高度赞扬。毛泽东在报告一侧还专门写下一行飘逸的大字：“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事隔不久，周恩来给刘亚楼打来电话：“刘司令员，你们这支部队战功卓著呀，主席说想见见同志们!”

听到周恩来传达的这一消息，刘亚楼真是兴奋极了，马上通知岳振华带领二营全体指战员速回北京。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导弹二营全体指战员。

7月23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二营全体指战员。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合影留念，使二营指战员无不激动万分，也使空军广大指战员又一次受到巨大鼓舞。

刘亚楼迭次打造文艺精品，周恩来导演《东方红》有来由

空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几十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是500人的文工团，这是刘亚楼的名言。

《晋书》尝云“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说的是文人(指随何、陆贾)不能武，武人(指绛侯周勃、灌婴)不能文，各有其局限性。刘亚楼不同意这个观点。雄气与霸气集一身的他，就是个文武双全的陆空名将。他认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同等重要，而文艺工作在政治工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因此他把文工团当作部队使用。

刘亚楼对文艺的喜好和看重，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显山露水。他的部队有不少文艺人才，他对这些文艺人才也特别爱护。1934年春，在中央红军开展的“红军青年冲锋季”竞赛活动中，他带头唱歌演戏，还学拉二胡、吹口琴，屡屡获奖，受到总政治部的表扬。

赴苏留学期间，他又学会了跳舞。当时，苏联元帅、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伏罗希洛夫率代表团到比利时参加女皇加冕典礼，女皇出于礼节为他组织了一场舞会，还亲自邀他伴舞。可惜，行武出身的伏罗希洛夫不会跳舞，非常失礼，也破坏了气氛。回国后，他就要求每个军官必须学会跳舞作为一个课目来训练。刘亚楼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正赶上跳舞热，他一学就会，还学会了弹吉他，尤长于弹奏《莫斯科郊外的夜晚》等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他住到了北京，繁忙工作之余，也跳跳舞，或是哼哼京剧。轮到在空军指挥所值班时，他总要干满24小时，夜里就在指挥所的首长休息室过夜，偶尔叫人来拉胡琴，陪他清唱。

鉴于在全军第一届文艺会演中，空政文工团获奖较少，1958年，要强的刘亚楼便亲自抓空军的文艺工作，力求尽快打翻身仗。他下令撤销各军区空军文工团，把全空军文工团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北京，扩大组建成空政文工总团，下设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500多人。

这年，刚成立不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空战片《长空比翼》。影片拍完后，军委请刘亚楼负责审查。刘亚楼提出了改进意见，总体给影片以高度评价。这种空战影片给刘亚楼很大启发，指示空政文工团也要搞出一台反映新中国飞行员的大戏。文工团据此指示，开始创作排练话剧《年青的鹰》。刘亚楼多次找来剧作者叶槐青商讨立意，指出在剧中要充分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反映“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和人民空军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他还字斟句酌地修改台词。

1959年8月，《年青的鹰》作为代表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周恩来亲自观看了《年青的鹰》，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称赞说：这个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上打，空战看不到飞机很新鲜。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他还对其他领导人说：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刘亚楼指示空政文工团搞出的歌剧《江姐》，也成为艺林精品，其中主题歌《红梅赞》的词曲，还是他亲自敲定，并反复修改的。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江姐》剧本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奉献》，有段唱词“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反复斟酌，将首句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这一改，含意深厚，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江姐》在首都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个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误捉蒋对章那段戏时，禁不住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虽然没有消息报道，但周恩来观看《江姐》的“口头新闻”，却还是迅速在首都文艺界传播开了：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后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也亲自观看了这部歌剧，并高兴地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在此前后，空政文工团推出的《以革命的名义》《女飞行员》《渔人之家》等剧，几乎都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空政文工团在中央首长那里挂上了号，经常到中南海演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给予文工团很多关怀，亲切接见演职人员。当然，最直接的关怀还是来自刘亚楼，他把文工团看成他的另一支部队。空政文工团正是在这种关怀中逐渐成长起来，在三军乃至全国取得了赫赫声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发展，以至有时评：“要看戏，找空政文工团。”1964年8月10日，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在刘亚楼陪同下，专门接见了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的全体人员。

1964年8月10日，刘亚楼陪同周恩来(左三)、陈毅(左一)、罗瑞卿(左二)接见空军首届话剧、歌剧会演的全体人员。

1959年后，连续三年的困难和灾害，加上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在政治上施压，新中国处于“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严酷的现实赋予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

1960年底，刘亚楼访问朝鲜归来，还没歇口气，就把空政文工总团负责人叫来，一见面就说：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老是唱些个有气无力的歌，我在朝鲜空军的一个大机库里，看到三千名人民军将士演了一出大歌舞，叫《三千里河山》，很有气势，很鼓舞人心。贺老总和罗总长也表示赞赏。我把他们的节目单都给你带回来了，你拿回去好好看看。我们空军要带头，拿出一部反映我们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来。

经过精心苦练，这部歌舞剧终于可以和军内外广大观众见面了。该取个什么名字呢?刘亚楼本来定作《光辉的历程》的，但军中有人反映空军“好大喜功”，只好忍痛割爱舍之不用。文工团领导建议叫《东方红》，刘亚楼考虑来考虑去，最后敲定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名称既定，刘亚楼指示剧团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一演就是2个月，场场爆满，轰动申城。

剧团载誉而归。1961年“八一”建军节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公演，更是盛况空前，连演8天，场场爆满，观众达2万多人，观众对演出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亲历过战争的老同志更是连声叫好。以后又招待演出多场。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彭真、李富春等领导人先后亲临观看。首都各大报纸纷纷刊登剧照、歌曲和评论文章，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传统教育”。

谁也不曾料到，这部曾被首都文艺界某些人称为“四不像”的舞台艺术作品，以其史诗般的艺术风格和磅礴宏大的气势，对中国的歌舞表演艺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62年，上海市委要求文艺部门，按照空军的思路，编排出一台规模更大的节目，定名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上海市委文化局找到牛畅，要去了剧本，然后集中了上海和华东数省的五六百名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排练，时间跨度延伸至“大跃进”。

周恩来看过空军和上海的两场大歌舞后，萌生了一个念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的临近，需要有台规模更大的文艺节目，来迎接1964年的国庆盛典。因此指示不仅要把已拍成电影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全国放映，还要在此基础上，搞一个更完整地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歌舞，这就是后来的《东方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总政文化部。刘亚楼表示排《东方红》，空军全力以赴，要人给人，要枪给枪。于是牛畅担任这部大型歌舞演出筹备组副组长，张士燮参加《东方红》领导小组下设的文学组，参与创作排演。空军《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设计张敦仁担任了《东方红》的舞美设计组组长，空政文工团还派出60多位演职人员参加舞蹈等组。为了统一创作思想，《东方红》剧组的创作人员看了一星期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电影，后来采用了其中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南泥湾》等在内的10多首歌曲。

1964年10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

大型音乐歌舞剧《东方红》取得了巨大成功，总导演周恩来在总结会上对空政文工团付出的辛勤劳动予以肯定。他特别提到：《东方红》是在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两个歌舞剧的基础上创作排演出来的。

刘亚楼鞠躬尽瘁，周恩来痛失战友

文武兼备、英才卓荦、情趣高雅的刘亚楼，深得周恩来的欣赏，他和陈赓是到西花厅最勤的几位高级将领。

1964年，以刘亚楼为首的空军领导机关被中央军委树为“标兵”。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的热潮。为了迎接中国空军辉煌时期(后人称之为刘亚楼时期)的早日到来，刘亚楼在自己的位置上超负荷运转了15个年头，耗尽了心血。在这年下半年的一次体检中，他被会诊为在肝硬化基础上得了肝癌。

这个残酷的诊断结果震惊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核心领导机构。在他们的眼中，刘亚楼正值年富力强，却得了如此绝症!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周恩来还特别指示，暂不要将刘亚楼同志可能患肝癌之事向外透露，对他本人及其家属尤其保密，以减轻思想压力的痛苦。

周恩来毕竟是周恩来，只有他才能作出这般情感细腻的指示。在此之前，翟云英也曾多次提出要求参加刘亚楼的病理讨论，而每次医疗小组都爽快地答应：好，你也是医生，听听也好。医院预先准备了一套一般肝硬化的假病历，供她随时查阅，还安慰她说：“你知道，刘司令员在苏联学习时曾患过黄疸型肝炎，病愈20多年来，肝功能也仍偶有波动，我们这个肝硬化的结论应该是准确的。”医疗组长还把她让到前排就座，指着刘亚楼肝区的X光片“兴奋”地说：你看，阴影在缩小，这说明药物在起作用……及至翟云英满心疑惑地离去，专家们才再一次把头聚拢在一起，轻声而急促地研究起应急治疗方案。

刘亚楼

若干年后，当翟云英获知将她蒙在鼓中的根由源自周恩来这慈父般的指示时，不禁失声痛哭：总理呀总理，当您觉察到自己可能身患绝症时，您冷静地命令医护人员要如实向您汇报病情，因为您心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交代，您要求他们以党性来保证执行，可是对亚楼的病情，您为什么要指示瞒着我呀，您是唯恐我被噩耗击倒吧?

据说，这件事好似敲响了一记警钟，从此国家设立了高级干部定期检查身体制度，争取尽早发现他们的恶性疾病，及时诊治，以免猝不及防，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损失。

刘亚楼却无法静躺在医院里接受漫长的治疗，他时刻牵挂着前线。此时恰逢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屡屡入侵我国领空，我军伏击几次未果。某部在拦截时还造成自己飞机爆炸的重大失利。

周恩来指示空军领导：要千方百计地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医院里的刘亚楼听到了周恩来的指示。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这是总理的希望，总理的要求，也是催征的战鼓。刘亚楼再也住不了医院了，面对医生的阻拦和妻子“你还要不要命”的疾呼，他还是做了一次远行，强忍肝痛，调查作战经过，马不停蹄地召集参战部队开座谈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解决战术问题。11月15日，经刘亚楼座谈指点的驻广东前线某部中队长徐开通，在我沿海上空将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击落。消息传到医院，刘亚楼兴奋地说：总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抓起电话就向军委报告，向总理报告。

1965年1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击落敌无人驾驶飞机的有功人员时称赞：“空军有两个字：严格!”他还说，刘亚楼代表空军党委提出的“有令就行，有禁就止。令就要行，禁就要止”，是完全适合空军特点的。

1965年1月10日晚近8点，一度失利的空军地空导弹一营使用“反电子预警2号”，在包头揍下一架U-2飞机。重病缠身的刘亚楼在上海接到一营击落敌机的战报，高兴得从病床上一跃而起，连声说打得太好了，我们的一营终于把U-2飞机打下来了!

包头战斗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了《祝贺人民空军新年开门红》和《凯歌再奏》的评论员文章，称：“人民空军新年开门红，是大喜事，为我们今年的大胜利接连立了两大功(引者按：另一功是指1月2日在中南上空击落一架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我们谨向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着祖国领空、屡建奇功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随后，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一营作战有功人员。

刘亚楼麾下区区几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神出鬼没，把共和国广袤的天空变成了世界上最先进间谍飞机的死亡黑洞，在世界地空导弹作战史上谱写出了极其辉煌的篇章。

如果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那么，刘亚楼亲自改定的歌剧《江姐》中“春蚕到死丝不断”这句唱词，实乃他病中的心情和生命写照，同样催人泪下。

周恩来

得知刘亚楼带病工作，周恩来十分心痛，指示前往上海探视老领导的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告诉亚楼同志，有病就要安心休养，不要急，要待病好再工作，当成任务来执行。

毛泽东也亲笔给刘亚楼写信：“亚楼同志……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中央军委专门指示：刘亚楼同志暂时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

刘亚楼被确诊为肝癌后，周恩来神情激动地指示医疗组：国外如有治肝癌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

在病重时刻，刘亚楼还注重自己的军人仪表，给军界留下了一段佳话。1965年4月25日，当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毛泽东赴上海华东医院来看望他时，刘亚楼还执意要洗脸，整衣服起床相迎。

周恩来下车后，刘亚楼已在楼下台阶等了多时了。待到见面，刘亚楼推开别人搀扶的手，向前紧趋几步，说：总理这么忙，还来看我。

周恩来上前紧握刘亚楼的手，关切地说：亚楼你怎么能下楼来呀?!

刘亚楼说：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全党同志都干劲十足，奋发工作，可我不仅不能参加工作，反而耗费党的许多照顾和特殊享受，实在于心不安。

周恩来扶着刘亚楼，一步一步上楼回病房，边走边说：我听汪东兴同志说，主席对你的病情很关心，每天都要看你的病情诊断报告。亚楼，要把治病当作战斗任务，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

谈话中，刘亚楼宽慰周恩来：总理在长征时，患那么重的病，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治好了，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我的病一定可以治好!现在病情已有好转!事实上，刘亚楼已经知道自己的病无法挽救，他曾对护士说：过几天，你们也就不用忙了，马克思的请柬我收到了。但他忍着痛苦，嘱咐医护人员不要把实情告诉他人，免得首长和同志们为他挂念。在场的医务人员听后，个个感动得热泪满面。

周恩来告别时，刘亚楼再次强撑重病之躯坚持送至门口。归途中周恩来心情难过地说：我再也不去医院看刘亚楼了。他病成这样，还坚持送我，我不忍心啊!

就外界流传的刘亚楼在空军苛求军容风纪一事，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照我看来，这不是形式，而是一个标准军人起码的追求。

更何况，这是一个在外交场合、在世界眼光中为中国人争了光的军人!虽然中央对刘亚楼的病极为关注，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无法阻挡死神逼近的脚步。是年5月7日，年仅55岁的刘亚楼上将撒手人寰。

刘亚楼英年早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军民都感到巨大的损失和悲哀，按大将一档予以隆重的追悼，而其规格之高，在将军里可谓首屈一指。于是，有人说，刘亚楼的后事，简直可以同国葬相媲美。除身在井冈山的毛泽东外，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几乎都到场参加。公祭会上，周恩来神情十分沉痛，热泪盈眶，为国家和军队失去了一位栋梁之材，也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以披肝沥胆的战友。

知将莫如相，刘亚楼逝世后不久，周恩来曾沉痛地对翟云英说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充分肯定了刘亚楼在空军史上的地位和作用。